当前位置:80后首页>专栏>于小刀>正文

于小刀:汤显祖与晚明社会思潮

2018-06-21 07:12 来源:80后整理 网友评论 0

晚明社会,人才辈出,思潮迭涌。汤显祖是产生于这个时代的艺术巨匠。显祖(1550—1616),字义仍,号海若、若士,别署清远道人,江西临川(今抚州)人。他一生“性气乖时,游宦不达”(1),并无多少事功可以称道,但他汲取了广博的学术营养,“《五经》而外,读诸史百家,汲冢、连山诸书”,兼通“天官、地理、医药、卜筮、河渠、墨、兵、神经怪牒”(2),又与当时知识界有广泛交往。这既使他形成颇为驳杂的学术基础,又使他同各社会思潮发生不同程度的联系,并由此而显示出自身的思想色。本文试从思潮史角度对汤氏思想略予论析。管蠡之见,教方家。

自明中叶越中王(阳明)学崛起以后,泰州王(心斋)学接踵而兴。心斋是出身盐丁的平民儒者,曾在阳明门下求学。阳明殁后,独立门户,创立泰州学派。心斋及其后学大多多力于儒学的平民化,坚持在下层民众中宣讲儒学的伦理大义,一时轰动天下。他们多成长于平民阶层,对现实社会生活有较为深刻的了解,故其渴望普通百姓能摆脱贫困,享受文化教育,提高道德生活水平,实现所谓“人人君子,比屋可封”的王道社会理想。他们要求进行社会变革,首先要求打破两汉以来经生文士对于儒学的垄断,摆脱经学教条束缚,还儒学以先秦原始儒学的平民本色。在泰州后学中,有些思想激进者如颜钧、罗汝芳、何心隐、邓豁渠、李贽等更以讲学表达平民的思想要求,反对“存理遏欲”之类的正宗说教,追求人格平等,呼吁个性解放,因而被封建统治者视为异端而横遭迫害。此一平民儒学思潮,大致是在万历后期开始走向衰落的(3)。

汤显祖是罗汝芳的学生。汝芳(1515—1588),字惟德,号近溪,江西南城人,曾受学于颜钧,并终身以颜钧为圣人。颜钧(1504—1596),字子和,号山农,又号耕樵,后因避万历帝讳而更名铎,江西吉安府永新县人,尝师事贵溪徐樾,复由樾荐至泰州王艮门下,受传“大成仁道”(即大成学),成为著名的平民儒者(4)。据此,汤显祖同泰州学派有着师承关系。他尽管未曾像其师罗汝芳期望的那样成长为学说思想家,但他作为泰州学派的传人,仍然通过罗汝芳而深受泰州学派鼓倡的平民儒学思潮的影响。这主要体现在下列二端。

其一,泰州一脉学者,自信自立,勇于承当,多具狂豪之气。王艮初入阳明之门,即被阳明称赞曰:“此真学圣人者”,“吾党今得一狂者!”(5)颜钧主张放开思想,顺应自然,倡言:“顶天立地丈夫身,不淫不屈不移真。世界高超姑舍是,直期上与古人盟。”(6)李贽更称颂富于进取、独创精神的狂者道:“盖狂者下视古人,高视一身,以为古人虽高,其迹往矣,何必践彼迹为也,是谓志大。以故放言高论,凡其身之所不能为,与其所不敢为者,亦率意妄言之,是谓大言。固宜其行不掩耳。何也?其情其势自不能相掩故也。……渠见世之桎梏已甚,卑鄙可厌,益以肆其狂言。”(7)受这传统影响,汤显祖以“一世不可与,余亦不可一世”(8)的矫厉之气傲立于世。据说,他才思敏捷,文名早著。28岁时,首辅张居正为使次子中第,招显祖陪学共读,以巍甲相许,却遭拒绝;三年后,居正三子偕汤氏一同乡前来交接,再次许以巍甲,仍遭严拒,且答曰:“吾不敢从,处女子失身也!”(9)而当居正去世,昔年为之溜须拍马的士大夫脸孔一翻,掀起清算张居正运动之时,汤显祖却十分率直地表述其对张居正治国成的肯定,说:“凡所以为天下者,刚柔而已。华亭徐公以柔承肃祖之威而事治,江陵张公以刚扶冲圣之哲而事亦不可谓不治也”(10),并不避嫌疑地维持着与张氏亲族的友谊。汤显祖这不同流俗,愤世疾邪的处世方式,无疑是其浩然而奇异的狂者人格精神的体现。

这狂者人格精神表现在汤氏文学思想上,是他提倡通变,不拘绳墨,主张宁可突破法度,也应有所进取。他说:“子言之‘吾思中行而不可得,则必狂狷矣。’语之于文,狷者精约俨厉,好正务洁,持斤捉引,不失绳墨。士则雅焉,然予所喜,乃多进取者。”(11)所谓“多进取者”,实即“狂”者,这与“持斤捉引,不失绳墨”的“狷者”判然有别。汤显祖不仅欣赏那“奇发颖竖,离众独绝,绳墨之外,灿然能有所言”(12)的,而且在自己的创作中也始终实践着其吐纳性情,通变进取,不拘格套,不践往迹的主张。他自谓:“好惇俗,曲度自教作”(13),又谓其“传奇多梦语”(14)。明乎此,我们才能理解汤氏何以会反对“拘儒老生”的“鄙委牵拘之识”(15),而强调“天下所以有生气者,全在士奇”(16),也才能理解他何以会拒绝接受吕玉绳以昆腔为“绳墨”而对《牡丹亭》的改窜。

其二,泰州学派有标举“自然”,讲求真趣的思想传统。王艮“以自然为宗”(17),认为天理良知都是天然自有之理,心即理,良知即性,所以心性也是自然而然的,如同鸢飞鱼跃,毋须人力安排,“凡涉人为皆时作伪”(18)。后来,颜钧以“制欲非体仁”,“体仁之妙即在放心”之旨,弘扬“大成仁道”,“耕心樵仁”,“救人心火,以除糜烂”(19)。罗汝芳发明师说,认为道在此身,身是赤子,良知良能,不学不虑,故而提倡“收拾一片真正精神,拣择一条直截路径,安顿一处宽舒地步,共好朋友涵咏优游,忘年忘世”,“其齿虽近壮衰,而其真不减童稚”(20)。李贽则倡“童心”说,谓:“童心者,真心也”,“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不真,全不复有初矣。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21)汤显祖深受此一思想传统影响,尝曰:“盖予童子时,从明德夫子(罗汝芳)游。或穆然而咨嗟,或熏然而与信,或歌诗、或鼓琴,予天机泠如也。”(22)“天机”即童心。只是由于年齿渐长,“实以俗师之讲说,薄士之制义,一入其中,使人不见泠泠之适,不听纯纯之音”(23),童心受到压抑。他所引为自慰的是:“某少壮有伉壮不阿之气,为秀才业所消,复为屡上春官的消,然终不能消此真气。”(24)。惟其“真气尚存”,“天机”犹在,童心未泯,故而才会“平生只为认真”(25),追求“直道”,以“直心是道场”(26)。他在为人上提倡“孝则真孝,忠则真忠,和则真和,清则真清”(27),而在文学艺术上则以尚真为原则,说:“古人书,上云‘长相思’,下云‘加餐饭’,足矣。”“古人秉烛夜游,是真实话。”(28)认为把夫情实感不假造作地表达出来,“极畅其意之所欲至”,即可“有传于世”(29)。公安派文人主张为文作诗须“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中流出不肯下笔”(30),“惟有真人,而后有真言。真者,识地经高,才情既富,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能言,言人之所不敢言。”(31)汤显祖与其实同一旨趣,都深受泰州学派,尤其是罗汝芳“赤子之心”说、李贽“童心”说的影响。

晚明学者文士多兼融儒、释、道,以至“三教合一”论成为其时学术思想文化领域的主潮。

所谓“三教合一”,并非简单地将三教长处凑集一处,而是从超越三教的根本源头来重新评估三教。譬如,林兆恩说:“窃以人之一心,至理咸具。欲为儒则儒,欲为道则道,欲为释则释,在我而已,而非有外也。……天地与我虽有小大之异矣,而我之本体则太虚也,天地之本体亦太虚也,其有小大之异乎?惟其不可得而异也。”(32)认为只要参照己心之本体(亦即默契了“天地之本体”),对三教的任何一教都可以融会贯通。智旭在《灵峰宗论》中提出:“大道之在人心,古今惟此一理,非佛祖圣贤所得私也。统乎至异,汇乎至同,非儒、释、道所能局也。克实论之,道非世间、非出世间,而以道入真则名出世,以道入俗则名世间。真与俗皆迹也,迹不离道,而执迹以言道则道隐。”“道无一,安得执一以为道?道无三,安得分三教以求道?”认为儒、释、道三者皆以治世或给予世间以福佑为目的,其价值功能一致,而只是达到目的的途径有所不同,故其谓:“三教深浅未暇辨也,而仁民爱物之心则同。”“充恻隐之心,仁不可胜用。儒以之保民,道以之不疵疠于物,释以之度尽众生。”“自心者,三教之源,三教皆从此心施设。”

汤显祖的交游圈子中多有鼓倡“三教合一”论者。他的老师罗汝芳,“师事颜钧,谈理学;师事胡清虚,谈烧炼、采取、飞仙;师事僧玄觉,谈因果、单传直指。”(33)如此而已糅合三教的结果,是使其“假圣贤心性之言,倡见性成佛之教。谓吾学直捷,不假修为。于是,以传注为支离,以经书为糟粕,以躬行实践为迂腐,以纲纪法度为桎梏。”(34)汤显祖的朋友屠隆认为三教虽有在世、出世之别,却犹如人必须吃饭饮水穿衣一样,都不可或缺。他说:“今夫儒者,在世之法也;释、道者,出世之法也。儒者用实而至其妙处本虚,释、道者,出世之法也。儒者用实而至其妙处本虚,释、道用虚而至其妙处本实。……故三教并立,不可废也。”(35)被显祖敬若导师的真可和尚(36),“不以释迦压孔、老,不以内典废经史,于佛法中不以宗压教,不以贤首废天台”(37),也是位“三教合一”论的力倡者。他认为“经世能以出世为宗,谓之豪杰而圣贤;出世能以经世为用,谓之圣贤而豪杰。若然者,方内方外犹波与水耳。”(38),明言:“短佛而长孔、老,短孔、老而长佛者,皆道听途说,非三氏的骨儿孙也。”(39)

生活在这样一氛围之中的汤显祖,自然深受“三教合一”思潮的影响。他深入释、老堂奥,撰写过《阴符经解》、《蜀大藏经序》、《五灯会元序》、《祩宏先生戒杀文序》等论著,体现出较为全面、深刻的宗教理论修养。在《蜀大藏经序》中,汤显祖不仅阐述了“法”、“空”、“形”、“识”、“一”、“多”、“性”、“尘”、“竟证”、“等观”、“报身”、“六道”、“恶趣”、“身器”等佛教哲学概念,而且还比较儒、释、道,对释氏作出高度评价,说:“象帝摽玄窃之观,似已涉其空实;素王开贯一之宗,亦未消其能所。道则纵而荒·,儒则句而·宇。”儒、道皆有其蔽,而唯有释门《大藏经》,“乃迦叶尊者文殊大智,闵昧筌文,纽玄撰极。苍品佇其润色,眷属皈其檀度。所以极接根蒙,圆明窃幻者。”还声称自己“虽转迹于风埃,实韬怀于月相。流慈善友,非今日矣”,早已经是虔诚的佛教徒了。(40)

汤显祖是位伟大的剧作家。他的名著《玉茗堂四梦》,虽有不少毁僧谤道之语,但也存留着极明显的佛、老二氏印迹。如《南柯记》即充斥佛家说教,堪称一部形象化的佛学教科书;《邯郸记》则涉及了许多道教问题,既了道教丹鼎派的烧炼术,又宣扬了道教所追求的得道成真的理想。而这两个剧本乃是汤氏发愤之作,最为其注重。两作之成,他如释重负,以为“绮语都尽”(41)。因此,我们可以说汤显祖以艺术形式表述了当时盛行的“三教合一”思潮。

当然,尽管受“三教合一”思潮影响而浸染释、道二教,汤显祖仍不失为承受着儒学传统的文士。他曾试图使儒、释、道和平共处,但实际上,三者并未能相安无事,这使其在一些根本性问题上必然要同佛教、道教发生矛盾。尤其是与佛教的冲突,在汤氏思想中表露得最为显明。譬如,佛教主张无生、无我、无住,提倡“破我执之谬,立无我之理”。而汤显祖却发扬王艮“安身立本”论,力倡其“贵生”说。他明确断言:“天地孰为贵?乾坤只此生。海波终日敲,谁悉贵生情!”(42)认为“天地之性人为贵”,说:“大人之学起于知生。知生则知自贵,又知天下之生皆当贵重也。”“不知吾生与天下之生可贵,故仁孝之心尽死,虽有其生,正与亡等。”(43)可见,汤氏是以儒学立场对待生命,其见正与佛教相反。又如,佛、道二教均主张灭情绝欲,受之影响,宋明理学家亦将情欲、“天理”对置,鼓吹所谓“存理去欲”说。而汤显祖却坚信“人生而有情”(44),以“情”为人世间的动力,认为:“世总为情。情生诗歌,而行于神。天下之声音笑貌、大小生死,不出乎是。因以憺荡人意,欢呼歌舞,悲壮哀歌,鬼神风雨鸟兽,摇动草木,洞裂金石。”(45)故其在文学艺术上主张以情统志,要求文艺作品能表达情,并打动人们的感情,使“瞽者欲玩,聋者欲听,哑者欲叹,跛者欲起”,从而产生“以人情之大窦,为名教之至乐”的社会效果。(46)在社会思想上,他则将“有情之天下”与“有法之天下”相对立,指斥“今天下,大致灭才情而尊吏治”(47),并透过其杰出的艺术创作来表达式其对“有情之天下”的强烈呼唤(如《牡丹亭》即是如此)。这不仅与佛、道二教有别,而且也同宋明理学正相反对。这使汤显祖的思想及其艺术创作反映了新兴市民阶层的意愿,与中国早期启蒙文化精神相契合。

汤显祖不仅在思想上既受“三教合一”思潮的影响,又同佛、道二教大异其趣,而且在个人生活方面,也是既同释、老二氏人物有广泛交游,甚至还很热衷于一些宗教实践活动,但又始终不放弃现实的世俗生活。比较言之,汤氏更为热衷的,乃是世俗生活,如其诗曰:“青楼明烛夜欢残,醉吐青衫倚画栏。赖是美人能爱惜,双双红袖障轻寒。”(48)其实,显祖所谓“半学侬歌小梵天,宜伶相伴酒中眠”(49),即学佛、参禅、悟道而又不绝情欲,这乃是其时“三教合一”思潮影响下士阶层中流行的时尚。不独汤氏如此,公安派文士不多是这样生活的吗?

晚明,国势日颓,党争甚烈,“言事者益裁量执政,执政日与枝拄,水火薄射,讫于明亡”(50)。当时,与浙党、齐党、楚党、昆党、宣党等朋党集团有别,而又在社会思想文化领域发生重大影响,并赢得广大民众支持和声援的,则无疑是“一堂师友,冷风热血,洗涤乾坤”(51)的东林党人。他们因“王学炽行,洎于隆、万,至倡导为三教合一之说,猖狂恣肆,无所忌惮”(52),遂“远宗孔圣,不参二氏;近契元公,恪遵洛闽”(53),揭橥朱学徽帜,掀起由王返朱的学术思潮。他们又有感于“士习日下,奔竞成风”(54),“风尚日下,仕路秽浊;贪官污吏,布满郡邑”(55),“上下否隔,体统颓弛”(56),因而在揭露现实政治的昏暗,痛斥腐败吏治的同时,更大力倡导道德重振运动,试图以儒学救衰世。在被奉为“儒者之宗”的顾宪成、高攀龙的率导之下,东林人士躬正自责,严守程朱学训,“专以道义相切磨”,“伦必敦,言必信,行必敬,忿必惩,欲必窒,善必迁,过必改,谊必正,道必明,不欲必勿施,不得必反求”,以期至乎“圣贤之域”(57),并进而希望整个社会“家家良善,人人良善”(58),风俗淳厚,天下大治。

汤显祖并非东林人士,但同他们有广泛交往,与东林党的中坚人士更情深意笃。邹元标、李三才、魏元贞、姜士昌、叶向高、顾允成、赵南星、丁元荐、郭正域等皆是其挚友,顾宪成、高攀龙也与其关系密切。汤显祖十分尊重他们的人品,对东林党人遭受的政治迫害深表同情。如其盛赞邹元标是厉节行、知天机、显仁藏用之人,认为他的作做所为“均天下国家蹈白刃、辞爵禄之事,而未尝不出乎道中庸之意”(59)。又如,李三才劾奏太监陈增的帮凶程守训贪赃数十万两的罪行,使程守训及其同伙被递解京师认罪伏法。汤显祖称颂三才此举道:“智残貂虎,猛禽伏戎。五方估客,恃其川陆之安;一时使者,奉为社稷之役。”(60)又在《读漕抚小草序》中对李三才阻抑矿税的德政赞曰:“漕抚关中李公道甫初以东南海警,开府淮阳。海波澄谧,而税使乃始称诏横乱。徐、沛、吴、扬之间,皆公履也。其为夷戮甚大,非迅斗所支。公能以笔墨口舌动主上,黠者喑以死,次者屈服受事。此朝廷之喉咮,而天下之要脊处也。五方四裂之民在焉,莫不倚公为命,歌谣万里,此亦足以控厄乘流,发决英雄之气矣。”(61)而当万历三十八年(1610),李三才被劾,顾宪成贻书执政辅臣叶向高、李丕扬,为之申辩时,汤显祖致函宪成,表达其对李、顾等东林人士的关切之情。宪成复书答曰:“不谓时局纷嚣至此,吾辈入深入密自是快事。独弟血性未除,又于千古是非丛中添个话柄,岂非大痴?幸老兄一言判此公案!”(62)

作为泰州学派传人的汤显祖,自然不会认同东林党人由王返朱的学术倾向,但这并不妨碍其与东林人士的交流。如他曾同高攀龙讨论“无欲主静”说,其言曰:

无欲主静,谈学所宗。千古乾坤,销之者欲。有能一日,仁寿在斯,第概观斯人,有欲于世者未必能动,无欲于世者未必能静,中消息,讵可详言。至于世局纷呶,正坐人生有欲。世弃已久,世寄为谁?或笑或歌,总未敢为翰音之报耳。(63)

又在《顾泾凡小辨轩记》中谈论其对“复”、“辨”关系问题的看法,说:“凡天下从大而视小不精,从小而视大不尽,此夫以识为大小者也。居明不可以见暗,在暗可以见明,此夫以境为辨塞者也。惟道,显诸仁,藏诸用。其藏也复,其显也辨。物无非用,用无非仁。逝而反,广而微。非心之所为也,道也有然。”(64)看来,在交往中,汤显祖与东林人士还是有一定的共同学术话题的。

当然,在学术思想上,汤显祖与东林人士睚有其分野。东林人士认为:“圣人之道,自朱子出而六籍之言乃始幽显毕彻,吾道如日月之经天,江河之流地。非独研究之勤,昭晰之密,盖其精神气力真足以柱石两间,掩映千古,所谓豪杰而圣贤也。”(65)甚至认为:“论造诣,颜、孟犹有歉焉;论血脉,朱子依然孔子也。”(66)故而宣称:“学孔子而不宗程、朱,是望海若失司南也。”(67)与之相对照,他们对王学予以不遗余力地批驳,说:“阳明先生开发有余,收敛不足。当士人桎梏于训诂辞章间,骤而闻良知之说,一时心目俱醒,恍若拨云雾而见白日,岂不大快!然而此窍一凿,混沌遂亡。往往凭虚见而弄精魂,任自然而藐兢业。陵夷至今,议论益玄,习尚益下,高之放诞而不经,卑之顽钝而无耻。仁人君子又相顾裴回,喟然太息,以为倡始者殆亦不能无遗虑焉,而追惜之。”(68)更对“非名教之所能羁络”(69)的泰州王学痛加指斥。而汤显祖却宗奉阳明,深受王学影响,对传承泰州王学者如罗汝芳、李贽更是十分敬服,屡称:“吾师明德先生,时提仁孝之绪,可以动天”(70),以之为“仁孝动天”的义士。以文学艺术创作的方式存留、阐扬泰州王学传统的汤显祖,具有显明的平民儒学色。这自然与以君子儒自命而尊奉朱学的东林诸子要有所区别了。

[注释]

(1)《汤显祖诗文集》卷四十七《上马映台先生》。

(2)《汤显祖诗文集》附录,邹迪光:《临川汤先生传》。

(3)平民儒学思潮走向衰落的起点,大体可以万历二十四年(1598)颜钧逝世,或者万历三十年(1602)李贽自尽于通州狱中为标志。

(4)罗汝芳的著作,今有《近溪子文集》等存世,颜钧著作,今有黄宣民点校本《颜钧集》,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

(5)据《心斋先生全集》卷二《年谱》,卷五欧阳德《奠文》。

(6)《颜钧集》卷八《自吟》。

(7)《焚书》卷二《与友人书》。

(8)《汤显祖诗文集》卷五十《艳异编序》。

(9)《汤显祖诗文集》附录,邹迪光:《临川汤先生传》。

(10)同上书,卷二十八《张洪阳相公七十寿序》。

(11)同上书,卷三十二《揽秀楼文选序》。

(12)同上书,卷三十三《肖伯玉制义题词》。

(13)同上书,卷八《京察后小述》。

(14)同上书,卷四十七《与丁长孺》。

(15)同上书,卷三十二《合奇序》。

(16)同上书,卷三十二《序丘毛伯稿》。

(17)参阅《明儒学案》卷十五《浙中王门学案五·胡瀚传》。

(18)参阅《明儒学案》卷首《师说》。

(19)参阅黄宣民《颜钧及其“大成仁道”》,《中国哲学》第16辑,岳麓书社1993年版。

(20)《近溪先生语要》。

(21)《焚书》卷三《童心说》。

(22)《汤显祖诗文集》卷三十《太平山房集选序》。

(23)同上书,卷三十《光霁亭草叙》。

(24)同上书,卷四十一《答余中宇先生》。

(25)同上书,卷四十九《与宜伶罗章二》。

(26)同上书,卷四七《答诸景阳》。

(27)同上书,卷二十八《寿方麓王老先生七十序》。

(28)同上书,卷四十八《与刘君东》。

(29)同上书,卷二十九《易象通序》。

(30)《袁宏道集》卷四《叙小修诗》。

(31)《珂雪斋集》“附录”,雷思霈《潇碧堂集序》。

(32)《林子全集·林子续稿》卷四《答论三教》。

(33)据《明儒学案》卷三十四。

(34)据《明史》卷一百一十二《杨时乔传》。

(35)《冥寥子游》卷下,见《宝颜堂秘芨》。

(36)真可(1543—1603),字达观,晚号紫柏,俗姓沈,吴江人,晚明四大名僧之一。汤显祖初遇真可,即被其吸引,“爱其神秀”(《汤显祖诗文集》卷四十四《答冯具区》)

(37)《紫柏尊者全集》附录,顾大韶《跋》。

(38)同上书,卷十四《远公五论序》。

(39)同上书,卷十四《礼石门圆明禅师文》。

(40)《汤显祖诗文集》卷三十二。

(41)同上书,卷四十六《答罗匡湖》。

(42)《汤显祖诗文集》卷十一《徐闻留别贵生书院》。

(43)同上书,卷三十七《贵生书院说》。

(44)同上书,卷三十四《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

(45)同上书,卷三十一《耳伯麻姑游诗序》。

(46)同上书,卷三十四《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

(47)同上书,卷三十四《青莲阁记》。

(48)同上书,卷二十一《病酒答梅禹金》。

(49)同上书,卷十九《唱二梦》。

(50)《明史》卷一一七《赵用贤传》。

(51)《明儒学案》卷五十八《东林学案序》。

(52)叶裕仁:《高子遗书跋》。

(53)《东林书院志》卷七《顾泾阳行状》。

(54)顾宪成:《泾皋藏稿》卷四。

(55)魏大中:《藏密斋集》卷四。

(56)杨涟:《杨忠烈公文集》卷一。

(57)《东林书院志》卷一。

(58)高攀龙:《高子遗书》卷六。

(59)《汤显祖诗文集》卷三十《太平山房集选序》。

(60)同上书,卷十五《答淮抚李公五十韵》。

(61)同上书,卷三十一。

(62)顾宪成:《泾皋藏稿》卷五《与汤海若》。

(63)《汤显祖诗文集》卷四十七《答高景逸》。

(64)同上书,卷三十四。

(65)高攀龙:《高子遗书》卷三。

(66)顾宪成:《泾皋藏稿》卷六。

(67)高攀龙:《高子遗书·自序》。

(68)顾宪成:《小心斋札记》卷三。

(69)《明儒学案》卷三十二《泰州学案序》。

(70)《汤显祖诗文集》卷三十一《春秋辑略序》。

(天津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

标签:
分享到:

[错误报告] [推荐] [收藏] [打印] [关闭] [返回顶部]

免责声明:     本站为非盈利性站点,部分资源为网友投稿、推荐,所诉观点不代表本站立场,本站仅为提供交流平台。其原创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请自行核实相关内容。如文章内容有侵犯到您的地方,请第一时间联系我们,我们将及时处理。

滚动新闻

最新图片文章

最新文章

80后热点文章

媒体看80后

网站首页 | 友情链接 | 联系我们 | 关于我们 | 发展历程 | XML地图 | 网站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