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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小刀:[转载]专访张新民:以中道智慧突破现代中国认同分裂的困局(2)

2018-05-31 19:01 来源:80后整理 网友评论 0

原文地址:专访张新民:以中道智慧突破现代中国认同分裂的困局(2)作者:止善云寒

专访张新民:以中道智慧突破现代中国认同分裂的困局(2)

受访人简介:张新民,贵州大学教授,贵州儒学会会长、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中华儒学会副会长,著有《贵州地方志考稿》、《贵州:学术思想世界重访》、《中华典籍与学术文化》、《阳明精粹·哲思探微》、《存在与体悟》等多学术撰述,主编《天柱文书》(凡22册,960万字),整理古籍近10。

受访时间:2015年7月4日

从错误的否定性破坏回归正确的辩证性批判

80后之窗历史:1915年9月,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标志新文化运动开始,今年恰好是100周年。作为儒者,您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持什么态度?有人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文革”有着内在精神联系,也有人认为二者截然不同,您如何评价?

张新民:刚才我们已提到“五四”运动,它的持续性影响显然不可低估,至今实际仍在左右一部分学者的思维,折射出今天和昨天的某些相似性征。“五四”学人固然以反传统名噪一时,造成了中国文化的断裂,但在表面的文化断层的深处,传统思想资源作为源源滚滚不断的潜流,仍在一刻不停地流淌,一有复苏的机会,会由潜变显,汇成一望无际的湖泊海洋。一在中国人的心灵深处长期扎根的文化,包括“五四”时期成为激烈批判对象的儒家思想,尽管在时髦喧嚣的话语中显得暂时沉默,但依然是蓄积在民族集体意识深处的无声力量,未必会因为时代潮流的裹挟而有所改变。“潜龙在渊”当然也可以变成“飞龙在天”。历史力量的真实运转必须透过长时段的眼光才能看出,浮在表层的个别时髦的口号终归要让位于民族集体的共同意识。如果想以“五四”传统取代中国数千年文明传统,我以为只能是一厢情愿、不切实际的天真想法。

以1915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为标志,新文化运动迄今刚好一百周年。既然称之为“新文化”运动,当然必须从西方引进新价值,与传统一刀两断,否则谈不上什么“新”,更无从否定“旧”。因此,他们一方面要从西方请进德先生和赛先生,主张全盘西化;一方面要重估一切价值,主张彻底反传统。然而一百年来,从反传统到回归传统,反掉的传统从前门出去,又从后门进来,根本一刻不离现实。我们感觉历史好像总是在开中国人的玩笑,其实却反映了历史理性的狡狯,社会变迁的吊诡,符合否定之否定的辩证法。而无论狡狯或吊诡,都说明真理总是与谬误相伴而生,历史发展决无直线运动。一切进步都不能躲过曲折与反复。人类社会每前进一步都必须左瞻右顾地进行自我调整,才能避免“扶得东来又倒西”的有失中道的偏激或倾滑。

我们今天反思“五四”及新文化运动,当然不能否定一代知识精英高度膨胀的爱国热情。“五四”时期的爱国热情实际与儒家一贯固有的忧患意识并无冲突,但由于当时巴黎和会丧权辱国的现实,情绪的冲动有如火山爆发,却丧失了儒家立足于中道精神必有的稳健作风,陷入了盲目反传统的误区。又由于广大民众未必都能迫风逐潮,所以他们又积极提倡针对社会大众的“启蒙”。直到今天依然有人认为“启蒙”的任务远未完成。但“启蒙”的价值来源不仅完全来自西方,而且根本与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决然对立。这堕入了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的迷思误区。也是说,启蒙的前提全盘西化,全盘西化则必须连根铲除中国文化,但中国文化早已是中国人切肤浃髓的生活方式,是他们世世代代积淀在心灵中存在的内容——中国人的自然生命与文化生命早已合成了一个生命——所以启蒙的许诺永远只能是幻想,“五四”的任务也始终难以完成。这当然不能归罪于历史的误会,只能捡讨手段和目的是否发生了错位。

以中国文化的大义精神看“五四”,问题的关键不在要不要学习西方或启蒙,而在全盘西化和西化的启蒙根本缺乏中国文化的合法与正当性。历史上的中国也曾消化和吸收过来自印度的佛教,明代耶教也曾和平地输入过中国。一切不丧失自身文化主体性的平等交流与对话,我想任何今天的中国人都不会抱持简单化的否定态度,因为客人来了一定会受中国人的欢迎,住久了客人也可以变为主人。但反过来客人用棍棒将招待过自己的主人赶走,宣称自己才是神州大地上的主人,我想有违常情道理,难以为任何有良知的中国人接受了。

从“五四”到“文革”,激进的声浪一波压倒一波,乃至天真地以为暴力式的“革命”才是社会秩序的常态,最终演出了暴民政治的人间悲剧(“文革”)。社会思潮一旦走向极端,情绪一旦压倒了理性,社会力量总是在挟杂中盲动,代价的付出必然极为惨重。回顾晚近以来的历史,一代又一代受激进思潮影响的知识分子,他们先是将中国文化彻底妖魔化,视传统中国为一片黑暗,完全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泥潭之中,然后又认为古(传统)与今(现代)必然冲突对立,主张全面反传统,一切传统的东西均在打倒之列,最后发展到“文化大革命”的破“四旧”行为,必须打碎旧世界才能建设新世界,中国实际走了一段去中国化、去人文化的长程弯路。无论“五四”或“文革”都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取向,但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激起的却不是对自身民族文化和民众生活习俗的赞扬和肯定,反而是对自身民族文化和民众生活习俗的轻蔑与否定。这似乎也是历史理性的诡诈。“文革”结束后,经过摆脱教条主义束缚的短期喜悦后,人们才逐渐意识到自己的伦理资源早已耗尽,礼义之邦的耀眼光环早已荡然无存,即使要用文化来作为虚假的摆设,也常会出现茫然不知所措的认知选择困境。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文革”究竟有无内在关联,显然无论肯定或否定的经验事实,都可以举出一大堆相应的例证,各相互对立的辩诘已成为难以避免的现象。事情的复杂远远超过了我门的想象,必须小心翼翼地梳理才能得出可靠的结论。的分析手段是“理想型”的方法路径,但前提仍是必须抛弃固化已久的历史成见。现在可以清楚看出的是,二者都是近代激进思潮连环套中的重大事件,都力图以激烈的手段来谋求政治与社会的变革或改造,都以“破”为“立”的逻辑先决条件,都以偏执的态度反对民族集体固有的文化,都受到浪漫的乌托邦的热情的驱使而遗忘了稳健中道的方法论态度,都以为仅凭个人理性设计所产生的理想可以取代历史文化缓慢演进过程必有的民族集体选择,都以为民主制度的建构可以不经过渐进的演化环节而将“普遍性”慷慨地许诺给西方文化或西方的某一思想学说。“五四”与“文革”一前一后,场景人物大不同,刺激的因素也有明显差异,实际仍有颇为惊人的相似性或同质性,因为二者的一个共同预设,便是中国文化只能是“殊”的,西方文化或西方的某一学说才是“普遍”的。殊性的中国文化要获得正当性或合法性,要么完全纳入西方文化普遍性的范畴,任其随意剪裁歪曲,乖乖在西方思想学说面前范;要么冠以封建腐朽之名,彻底消除扫荡,自行接受西方学说的殖民化宰制。“文革”始终以“五四”的继承人自居,我想不仅出于政治合法性的需要,更有精神气质同构的原因,本质上都是西方主义或思想策动的结果。历史上打着“普遍主义”的旗号作恶的现象实在太多,“普遍”战胜“殊”永远都有正当性的理由。其实我们只是将本该属于形上世界的“普遍”拉落到了形下世界,把原应与中国文化平等对话另一西方殊文化错认成了“普遍”,一任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残暴施虐而不反思自省,自觉不自觉地便已患上了久治不愈的自卑症。一百多年来,中国早已变成了西方思想的跑马实验场,由此而酿造的苦果可谓罄竹难书。换一个角度,也可说“五四”的影响长期与中国的当代命运共始终,不仅膜拜西方闹出了许多邯郸学步的政治文化笑话,而且固有价值的失范也导致了腐败现象的疯狂滋长。“观念的冒险”(怀海语)的确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灾难。现在大家都认识到现代性应该是多元的,我们理当走出一条与西方有别的中国式的现代性大道。

由此可见,我们今天最重要的时代课题,不是如何继承“五四”,而是如何超越“五四”。尽管“五四”的正面意义远远大于后来的“文革”,但如同我们应该尽快结束“文革”思维一样,现在也应该尽早走出“五四”。无论“五四”或“文革”,表面的目的都是摧毁旧传统,建设新文化,但实际的结果则是旧的破坏殆尽,新的始终难以建立,不仅文化完全边缘,即人心亦逐渐散乱。更严重的是社会生存发展与思想文化凝聚两资源长期失衡,已将民族集体在长久历史过程中形成的认同取向彻底撕裂;与物质财富的增长形成巨大反差的道德水准的下滑,也引发了触目惊心的社会危机问题。一个最有礼义精神的民族变成了最无礼义精神的民族。社会思想文化的建构,如果仅仅安立在最不稳定的“运动”之上,一旦人为发动的“运动”亦以人为的方式将其终结,浮在社会土壤之上的思想文化的解体是必然的了。而我们之所以要否定“文革”,超越“五四”,是着眼于现代国家民族更高阶段的健康发展,本着原始察终的现代理性批判精神,希望大家能够一步一步地从极端回归中道,从躁进回归稳健,从浮夸回归笃实,从偏执回归谦虚,从反传统回归传统,从非理性回归理性,从片面的否定性破坏回归辩正的批判性建设,从全盘西化回归中西平等对话,从以西方解释中国回归以中解释中国。中国文化本来不乏反思与批判的精神,但目前反思与批判的重要对象仍是各人为制造的政治神话。

警惕不负责任的乱扣帽子

80后之窗历史:尽管目前社会上出现了“国学热”,但还是很多人对少儿读经不赞同,认为《弟子规》等蒙学读物是“封建糟粕多于精华”,“多处内容体现了封建奴化思想”,“它是封建统治阶级为了培养奴才和顺民的教科书,不适合现当代社会。当今的中国更需要民主意识、独立精神、自由精神和科学精神”,并认为《弟子规》是精神雾霾。您怎么看?

张新民:我在前面似乎已有所提及,历史上的儒家通过持续性的努力,建构的是一整套涵盖社会人生的完整教化体系。所谓完整的教化体系,即从个人修身到家庭伦理,从家庭伦理到地方自治,从地方自治到国家管理,从国家治理到天下秩序,乃至天、地、人三才的定位及致思取向,举凡人自身的身心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都有相应的伦理精神贯穿其中,都积少为多地汇聚为一整套的教化体系,不仅全面地安排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而且有效地维系了政治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转。以这样的眼光来看目前社会上出现的“国学热”,则不难看到它的动力无论来自民间或官方,均广泛涉及社会复杂结构的不同层面,牵联众多的地域和人群,代表了重建人生社会乃至国家政治不可或缺的教化体系的努力,显示了文化全面复兴必须扎根的人心人道基础。我认为其中虽难免不存在问题,但整体看仍是必须给予大力支持的。

传统儒家教化体系的建构,一方面立足于现实人生社会的需要,具有强烈的现世取向色彩,一方面又将其视为宇宙秩序的人间化延伸,不乏终级超越性的价值源头,反映了形上形下打并为一片的致思努力。而教化的关键是变化人的生命气质,提升人的生命境界,开辟人文化成的美好世界,安顿民族群体的意义归宿,与现代只重知识教育忽视人格教育的体制不尽相同,因而经典的诵读理解始终是传统教化体系极为重要的环节。现在的“国学热”显然以经典的诵读最为普遍,它本身是对“五四”以来废除读经活动的一正面突围和纠偏。

但是,“国学热”的确存在许多问题,工具理性及与之相应的力量无远不届,当然也会将“国学”看成有利可图的难得机会,于是什么看风水、算命卜卦,办班收费……统统都打着“国学”的名号谋利赚钱。我十多年前也曾推广过读经活动,有朋友统计可能影响十万儿童读经,但后来始终与社会上的“国学热”保持距离,拒绝了许多诱惑性的名利邀请,其中的一个想法是中国文化必然经得起“五四”以来各正面严厉的批判,因为它反而可以促进凤凰涅槃式的永生,但担心内部负面的侵蚀与破坏却不可不警惕,因为一颗耗子屎可以坏掉一锅汤。现在“国学热”只能说是泥沙俱下,我们必须为儒学的发展保持一股纯正的清流。

《弟子规》一类的童蒙读本,当然不是经典,究竟如何安放它的位置,当然可以容许讨论,至少它不能与经典一样拥有中心的地位。但反过来将它直接等同于“封建糟粕”,以为“体现了封建奴化思想”,必欲去之而后快,则又未免太夸大其辞,只能称这是“文革”式的造反思维,类似于红卫兵砸烂旧世界的激情冲动。从根本说,任何社会都必须有两大系统:一是知识体系系统,再即规范体系系统,二者都是人的理性生命与德性生命同社会结构互动而又外在化的结果。无论个人或社会,我想我们都不能说自己只要知识系统,不要规范系统,像一个驾驶员不仅要掌握驾驶知识,凭借驾驶技术熟练地开车,而且要了解交通规则,按照公共交通规范行车。如果只管驾驶技术,不顾交通规则,或者按照“文革”造反有理的理路,凡属规范均在破坏打倒之例,不仅个人无法与他人有分寸地交往,甚至整个社会也会陷入无政府状态。尤其是在人类掌握原子核能一类高科技的今天,我们当然更应该建立一套完整的自我约束规范体系。而人的社会化过程本质上是文明化的过程,文明化的过程当然不仅仅限于人类一整套知识经验的学习与掌握,更重要的是人的举手投足本身应该是文明礼义习惯(文明规范)的表率。奇怪的是一谈到学习知识体系决少有人反对,一谈到遵守规范往往成了“封建奴化思想”。

规范并非只有消极的防范的意义,也不能说只针对一部分人而不针对另一部分人,包括《弟子规》也不例外,即使政府也应有相应的约束规范。别是在儒家文化语境中,规范不过是仁的本体精神的外在显现,当然可以随时损益调整,从而更好地从中获得价值感和正义感,有着非常正面积极的意义,是人的主体性向外投射并不断客观化的结果,与“奴化”根本没有必然的逻辑联系?而儒家的三达德——仁、智、勇——缺一不可,仁之外又重视智与勇,则仁为有勇之仁,智亦为有勇之智,根本与无仁、寡智、少勇的奴才无缘,亦决存在假仁、伪仁或狡智、饰智的问题,当然更遑论“造反有理”的蛮勇了。可见我们对儒家的“礼”既要做出仁的解读,也要做出智与勇的发挥,它要培养的是仁、智、勇三品性圆融一体的君子,而不是缺德、寡智、少勇的猥琐小人。

先扣上“培养奴才和顺民的教科书”的大帽子,然后再指正《弟子规》妨碍了“民主意识、独立精神、自由精神和科学精神”,这是我们熟悉的“文革”式思维,足证“文革”仍未在思想层面上结束。现在我们姑且不讨论应该怎样清除“文革”阶级斗争思维模式,即自由、民主、科学精神而言,《弟子规》也根本不可能与之对立冲突。仅从自由主义必然涉及的权责关系看,《弟子规》所要课蒙的弟子当然享有成长发展的权利,但他成长发展的权利由谁来提供或保障呢?我想显然只能是家庭、社会和国家。那么作为与权利相应的责任,他是不是应该对父母尽孝,师长示恭,朋友讲信,国家誓忠呢?难道他只享有权利不应该肩负责任吗?这与民主意识、自由精神又有什么冲突呢?难道一提民主、自由可以蔑视一规范吗?独立、解放应该放弃责任吗?孔子讲“不和礼,无以立”,难道规范不能维护人的尊严和独立,确保人的自由与民主吗?民主不是散漫,自由不是放纵,独立不是蛮撞,一言以蔽之,我们找不到完全不受文明礼义规则限制的自由。合理、正常、健康即高度礼义化的社会秩序,反而有利于自由民主精神的涵化和培养。即使最为自由主义称道的自动自发的秩序,其实也存在人人共识共认的普遍性社会规范。哈耶克明确区分了不合理的强制性束缚与文明演化过程中必然产生的约束,前者显然与自由直接冲突对立,后者反而是自由得以维护的必要条件。权利的获得与责任的担负应该是同步的,二者合为一体才谈得上真正的民主自由。我们已一再谈到儒家的思想资源与西方的自由民主并不矛盾冲突,但这并非意味着不可以超越的姿态创造性地走出儒家自己的一套自由民主之路。

普遍性的文明礼义的约束而非外在强制、压抑的束缚,作为与知识体系有别的规范体系,既与人的德性生命的外在显现有关,也需要人的认知精神参与其中,从而判断或权衡规范体系可能产生的后果,作出有损有益的适时补充或调整,满足生命价值实现的需要,最大化地维护人的庄重和尊严。这当然与科学精神没有任何冲突,何况科学本身也需要纪律。科学的纪律只与弄虚作假冲突,却与必要的伦理规范契应合拍。

严格地说,今天的中国社会固然需要独立于权力世界或政治结构之外的人格和权威,但并不等于要破除代表礼义文明最大公约数的人间礼义规范。孟子讲“人之异于禽兽者几稀”,顾炎武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儒家对文明有可能退堕为野蛮始终怀有忧患,他们总是要以各方式来捍卫和发展人类已有的文明成果。而内部引发人的本真善良心性,外部建构人性化的仁道制度,以内外合一的方式不断调整和完善人类社会秩序,始终是儒家运思和实践的一大方向。即使是一部简单易诵的《弟子规》,也可看出儒家的忧患意识和用世苦心。不要迷惑于现代文明纷乱夺目的色彩,以为人类社会毫无下陷退堕的可能。因此,我们要批判的只是有违本心本性的形式化、虚假化的规范,但决不反对发自本心、缘于性情的实质性规范。道德要发挥作用不能缺少制度化的环节,监督权力当然也应在它的功能范围之内。

回到开头的话题,根本的问题不在《弟子规》的诵读可不可以讨论批判,而在我们必须改变“文革”乱扣帽子、乱贴标签的思维习惯。事实上,为了让生命获得更充分的发展,我也主张多读一些开发性情、丰富个性的其他古典文明经典——古典文明的世界很大,可供选择的经典很多,我们不能局限于一部《弟子规》讨论问题,否则依然会闹出一叶障目的笑话。但可以肯定的是,传统经典的大量阅读,人类智慧的广泛吸收,不仅不会窒息我们的灵性生命,反而有助于我们的独立思考,理所当然地应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

理想世界与现实世界永远冲突

80后之窗历史:作为享有一定名气的体制内传统书院,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是您一手创立的,中国古代书院一度极为繁荣,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培养了大批人才,您认为在今天再来创办传统书院有什么样的意义,在实际运作中又面临着什么样的困难,您的经验是什么?

张新民:我与蒋庆兄在贵州各自创办了一所书院,一在体制之内,一在体制之外,相互交谈,各有甘苦,均一言难以道尽。说真的,我倒是大为羡慕蒋庆兄的书院,他充分地享有体制之外的自由,但他的艰辛也殊难为局外人所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是陈寅恪先生留给我们的遗训,但要真正化为生命的实践行为,体制内则远难于体制外。陈先生做到了,真当奉为楷模。

传统中国的学校教育体系,大家都知道是多元的。我想还可以扩大观察的范围,将整个生活世界看成是教育必不可少的场域,我们不难发现各地风规礼俗差异极大,与之相应的教育必然也是多元的。这一教育体系无处不在,为民间社会带来无尽的活力,是人类了解自我和应对自然必有的文化现象,准确地说更应将其称为我们前面提到的教化体系。遗憾的是,1949年以后的教育完全由国家包揽,不仅体制上已不容许任何私学的存在,民间社会自治机制所激发出来的创造性生机已经窒息,甚至生活世界自动自发的秩序也遭到了彻底摧毁,一切均要靠国家行政命令来干预安排,民间社会既然已经枯萎,私学也难逃死亡的命运,官学垄断一切教育资源的格局从此积重难返。

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只有国家没有社会的局面虽然有所改变,但接踵而来的经济可谓无孔不入,力量之大甚至将整个世界都改塑成了同质性的商品生产工厂。体制的板结与的侵蚀,任何高校都在劫难逃。大锅饭的肿瘤还没有治好,功利主义的病毒又浸入了机体。中国教育的失败有目共睹,任何有良知的学者都为之叹息扼腕。生命的充分发展本质上即是个性才情的全面发展,个性才情的多元化决定了教育生态也必须多元化。因而我想以创办书院的方式来寻求体制的突破,但体制的“恶浪”总是将我们打得死去活来。明代大儒王阳明曾强调“事上磨练”的重要,不意我的“精神炼狱”体验竟以高校任教时间为最长。人一生都得“行走在路上”,办书院不过只是其中的一站。

传统书院自唐代以来已有上千年的发展历史,它以“书”为中心——藏书、读书、教书、讲书、著书、刻书——“书”其实已成为包括知识与价值整套体系的文明象征符号,书院则为生产、传播、绵延传统文明价值和知识体系的重要场域。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介于官学与私学之间的一殊教育组织形式,书院长期以导师而非课程为中心,关注人的生命价值的充分发展,强调知识人格与道德人格的统一,重视高层次心灵的交流与对话,形成了自由讲学的开放风气,出现了品评天下是非的议政发展方向,发挥了充当时代批判音声的具体作用。而鸦片战争以后,出于西方坚船利炮的挑激,书院自我调整转型的历史性取向也十分突出,经世致用更蔚成一时学风。1901年清廷正式颁文废书院改学堂,书院蓬勃发展的生命戛然中止,实际只是行政命令强制的人为结果,而非自然演进行程必有归宿,因而也助长了激进主义思潮的升温和弥漫,可视为新文化运动的早期制度变迁前兆。书院从形式到内容均完全为新式学校取代,主要发生在“五四”激进主义思潮升温之后。但即使如此,不少有识之士也在反思完全废除书院的做法是否合理,例如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胡适便十分惋惜书院精神的丢失,蔡元培“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未必与他一度充任书院院长的经历无关。而我们现在创办书院,当然不仅是要绵延中国文化的精神命脉,更重要的是要改变过分西化的办学模式,做到知识教育与价值教育互动,专业培养与人格成长并重,将久违的人文精神世界重新召唤回学校,重建更能代表华夏民族宏大气象的学统和道统。

80后之窗历史:您是海内研究阳明学的名家,王阳明又是在贵州龙场悟道,但后世对阳明学的批判也不少,比如从清初开始有人指斥王学空疏。在儒门淡泊的今天,如果要救治时代出现的一些问题,您认为阳明心学最直接有效的作用在什么地方以及怎么展开?

张新民:王阳明与朱子一样,都是直接上承先秦孔、孟道统命脉,屹立于历史文化之上,发挥了重塑华夏民族精神的重要历史人物。王阳明是在残酷的政治迫害环境中证悟生命真理和宇宙真谛的,他的一整套思想既是对政治迫害的正面回应,也是可与天地精神相通的证量境界的自觉言说,说明人的存在尚有超越于政治权力之上的批判力量。但不幸的是明朝的覆灭影响了王学的继续发展,批评王学的空疏成了清初的话语主流。王门后学别是“现成良知”之说的确存在重本体轻工夫的空疏弊病,但从阳明自身的学问宗旨及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事迹看,王门后学的空疏未必是王学发展的必然结果,当在更深广的“三教合一”的整体历史背景下挖掘其深层原因。阳明心学自始自终未成为官学,将明朝灭亡的原因直接归咎于王学的空疏,显然是清初学者过严过苛的自责之言,我们必须两头都有同情之了解,然后才能还原历史的固有真实。

王阳明以他一生的“行事”,见证了本体与工夫互动的重要,他在不断的生命实践活动中,或者从工夫证入本体,或者从本体开出工夫,最后归纳总结为同时兼顾本体与工夫的彻上彻下的良知说,代表了他一生追求光明人性并在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都显得极为殊胜的智慧结晶。今天我们发扬良知说,同阳明当年一样,也有对治人心陷溺、道德坍塌的积极意义。但良知说是一开放的体系,既可以是偏重工夫论“致良知”实践,积极接引他人的“良知教”教法,也可以是偏重理论形态的“良知论”体系,兼顾本体与与工夫的“良知学”解释学。我们必须通过行动来充分实现生命的价值,并将人人均有的良知整合为引导人类朝着“善”的方向发展的集体性良知。

良知学既然是一个开放的体系,我们今天应该同时兼顾良知之“知”应有的价值与知识两个发展向度,注意良知固有的价值之知与知识之知的实践化良性互动与均衡发展,既不能良知坎陷而知识世界独自坐大,也不能知性蒙昧而价值世界无处挂搭。良知之“知”可以知本体、知大道、知生命、知价值、知知识,知实践,一切均总摄于昭明灵觉的本心,不离与天合一并纯然至善的人性,代表了天地大道,展现出人格风姿。

今天的人类现实生活,功利荼毒人心,异化成为普遍现象,良知学正好可以代替意识形态的空洞说教,直接启发人的本心本性,做到“知行合一”——人与生命存在的本体、本心本性、自我意识及相应的实践行为的无间无隔的结合,亦即“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实存主体证悟,从而对治社会人生病痛,开启人类自我解放道路。刚才提到致良知的过程是不断开放和创造的过程,不仅个人人格形态应多一些豪迈侠气,即整个社会也应成为君子型的文明社会,从而改变今日戾气弥漫的社会病态现象。我想无论理性或良知,都有助于维护人的尊严,有助于维护人的权利,应该大写在人类思想的旗帜上。一个高度人文主义取向的灿烂文明的中国,永远都是我们的价值向往和目的诉求。

80后之窗历史:您家学渊源,治学成果丰硕,请问在迄今为止的治学生涯中对您影响最大的人和经历是什么?沉浸中国文化这么多年,您最大的心得是什么?

张新民:王阳明的哲学是从苦难中淬磨出来的,我一生学问的得力其实也是苦难。长期与国家民族的气运转移同一忧欣苦乐,最深层的记忆是下乡的人生经历,最得力的体验也是乡村的劳作生活;下乡的苦难阅历是我的老师,至今仍珍视为心中永远抹不去的宝贵财富,足以让我脱去一切世俗的轻浮。以后即使沉浸在中国文化之中,也能感到乡民的呼吸脉动,因为正是他们才构成了中国文化扎根的土壤,尽管我也十分仰慕历史上难逢难遇的“创造的少数”,大半生都在与他们对话而匆匆度过。因而前者是我关怀的对象,乃境界下贯之场域;后者则为存在的家园,是境界提升之归宿。

我自以为耕耘远比收获更为重要,过去在文化遭人轻慢的时候自愿退处边缘,现在文化开始受人重视也同样甘处边缘,边缘是自我把持的一重要心态,即使尧舜事业也不过如一点浮云过太空,超越的心志足以让我们淡泊世间的一切功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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