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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余:到巴黎上访去!_许多余

2018-06-10 13:03 来源:80后整理 网友评论 0

来自安徽的女大学生李蕊蕊,因在学校遭遇不公正对待,便上访北京,还没有向有关部门提交申诉,被关进了“灰宾馆”(北京聚源宾馆),6小时后即遭到强暴,而涉嫌施暴者正是宾馆的“看守”。案发之时,已有70多名各地来京的殊“住户”被带进宾馆,拥挤于这家毗邻北京火车南站的灰色院落内的简易房里(8月6日《南方周末》)。一个女孩子,独自来京,因为对北京的向往与信任,她相信北京能还给她一个公正,或者给一个说法。但遗憾的是,她得到的是人生的大灾难。

灰色的宾馆属于“民间”,涉嫌强奸的小强的身份也是“民间”,有关部门任由民间力量“摆平”李蕊蕊们,北京因此失去了一次伸张正义的机会。正义之旗在北京上空飘扬,但李蕊蕊们抵达不到旗帜之下,分享不到旗帜带来的正义之光。这一切,都是一极度的为稳定而稳定的思维造成的,为稳定而让正义停留在宪法上,让追求正义的人,永远走在歧路上,维护稳定的人,也因此走在歧途上。并不想这个事件深入谈下去,但我倒是联想起发生在18世纪异域的一些故事。今天说起来,似乎仍具深义。

1762:到巴黎上访去!

1762年3月9日,中国的乾隆皇帝对两淮巨商奖赏之后,回到自己书房批阅各地来的奏章,然后开始铺纸写诗,每天不写上一两首诗,他无法入睡。但他对诗歌的爱好,并不能代表他对文化人的宽容,文字狱在他的手上,一点不少于他的父亲与祖父。顺便说一句,还是这一年,大清在新疆设立总统伊犁等处将军,治地在惠远城(现在新疆伊犁的霍城县)。

太阳照临东方以后,又开始照临西方,夜幕在东方降临后,又开始在欧罗巴大地上弥漫。

也在这一天,远在法国一座小镇图卢兹,吃完晚饭后的让·卡拉斯一家,灾难却悄然降临。卡拉斯的大儿子自杀了。这个儿子与父母有不同的信仰,因为不信仰天主教,所以他无法获得律师准入资格。一次赌博失败后,抑郁寡欢的他感觉生命没有任何意义,自尽于家中。无端的传言却使这个家庭更添屈辱,镇上的人们认为,是卡拉斯一家人合谋杀害了有不同信仰的儿子,传言在小镇上肆虐,让绝大多数人深信不疑,也让大多数法官确信。

这是怎样的一座小镇呢?

他们每年都要举办一次节庆,纪念他们曾经在两个世纪前的那一天,屠杀了4000名信仰新教的公民。他们以屠杀异教徒获得的“胜利”为自己的骄傲,他们一年一年地庆贺并炫耀。尽管法院公布决定严禁纪念这丑恶的节日,但图卢兹居民仍然将其视同自己的赛诗会。这样的群体在一起,仍有着强烈的嗜血的狂热,他们看到卡拉斯一家的灾难,以为是神降临给他们的另一次机遇,要通过审判将卡拉斯处以车裂死刑,以纪念他们即将到来的节日。

这是一个对异教、对异端思想绝不宽容的时代,从民间到宫廷。也在这一年夏天,巴黎高等法院将《社会契约论》与卢梭的另一部著作《爱弥儿》当众撕成碎片焚烧,还下达逮捕令,缉拿卢梭。

尽管有法官根据现场侦查记录不认可卡拉斯一家有罪,但最终的判决结果却符合“绝大多数人”的愿望,时年68岁的老卡拉斯被处车刑,法官们希望通过严刑逼供使老卡拉斯认罪,没有得逞。在刽子手行刑的时刻,老卡拉斯不但不承认自己有罪,还替刽子手祈祷,愿主赦免这些无知人的罪行。这却使刽子手与法官们大为惊骇,使他们不得不改变对卡拉斯家人的判决,尽管对卡拉斯家人的判决有悖于法理。因为如果卡拉斯一家人合谋杀害了长子,那么都应该视为同罪。

卡拉斯的鲜血溅满卡拉斯夫人身上。这位突遭劫难的夫人一无所有,次子被流放,女儿被强行关进修道院,家产全部没收。孑然一身的夫人走投无路。但还是有路见不平要伸张正义的人,他们积极支持卡拉斯夫人到巴黎去向国王申冤。这位来自英国的妇人,听到巴黎的名字都使她胆战心惊,省城如此险恶,到了都城又将面临怎样的险境?她只有抱着赴死的心理,去巴黎上访。

无论宗教掀起怎样的狂热,巴黎的法律体系还是保持着自己应有的理性与正义。

巴黎最高法院著名律师德·博蒙先生为她辩护,并且起草了一份判决书,征得15位律师签名,后又有两位大律师加盟,将他们的辩护词出版发行,将收益用于对卡拉斯夫人的资助。整个巴黎与欧洲都被感动,表现出巨大的同情心,支持这位夫人讨还公道。基于理性与法律的新民意形成强大的潮流,使人们相信正义将通过法律回到世间。

到巴黎上访,曾是卡拉斯夫人的恐惧,但巴黎却用法律与理性还有同情心,使卡拉斯夫人得到了爱与公道。当公义回到卡拉斯夫人心中,巴黎得到了什么呢,得到了正义与恒久的尊重。民间的吁请直接进入国王的内阁,将女儿、儿子重新还归母亲,一家3人得到重聚团圆,大法官为他们流泪,整个巴黎何尝不泪流满面?

还是那座小镇,那座陷入宗教迷狂的小镇,用宗教情绪影响公正审判的小镇,却发来异样的声音:与其让当时错判的朗格多克8个法官陷入不义,不如让卡拉斯一家继续受辱,应该将卡拉斯一家人献祭,以维护当地法官的荣誉。

伏尔泰说:他们没想到,法官的荣誉如同其他人的荣誉一样,在于纠正自己的错误。

巴黎上访使法国历史上少了一份冤假错案,不,少了不止一份冤假错案。如果这样的错案堂皇地记录在法制史上,会有更多的冤假错案接踵而至,使巴黎应接不暇。如果巴黎人对卡拉斯夫人没有同情心,巴黎的著名律师、法官对冤案置之不理,或推到当地政府解决,那么,它的结果可能不堪设想。为一个人主持公义,是为全体人主持公义;为一个人主持正义,是为城市、为国家、为历史,甚至为人类主持了正义。

伏尔泰没有花时间去思考法制的建设与信访制度的建立。因为法律在当时似乎并没有问题,相对独立;信访也没有问题,即便是国王在强权统治。因为律师与法官在相对独立地审判,不关国王什么事情,也没有造成王国巨大的不稳定。

伏尔泰因此思考了什么问题呢?

关于“宽容”。造成一个城镇迷狂的,是宗教不宽容,造成卡拉斯家庭冤案的幕后真凶,伏尔泰还认为,是不宽容。因为宗教不宽容,造成了欧洲大地上普遍存在的残杀与暗杀,“刽子手磨刀霍霍,而教派却不断增多,盛怒代替了忍耐,人们也学会了敌人的残忍,九次内战使法国杀戳荼毒,尸横遍野”。伏尔泰接着质问:“有些人断言,人道、宽容和信仰自由都是可怕的东西,但是,说老实话,它们造成过上述那些可怕的灾难吗?”

这位思想大师、法国先贤,埋下头来,写一本书,是汇入世界名著系列的《论宽容》。这本书扉页上写着,“为让·卡拉斯身故而作”。通过这本书,他要人们与他一起思考:宗教是应当仁慈宽厚,还是残忍狠毒?今天的法国,伏尔泰与卢梭都被敬供在先贤祠中,而当时的国王路易十五却将其视为自己的敌人。这位残暴的国王曾对伏尔泰怒不可遏:“难道不能让这个人闭嘴吗?”正是统治者的残暴,才引发了暴力与革命,而不是提倡宽容与信仰自由的伏尔泰。

法国有革命的洗礼,用革命者与反革命者的鲜血来洗。当统治者血腥残暴的时候,我们无法回避革命者的血腥的正义。当社会能够通过法制与理性进行改良的时候,我们不能倡导暴力。

法国也用圣水洗礼,用正义与理性,用思想与德性来洗礼。伏尔泰,倡导的是和平、宽容与理性。

上访的困难,上访的灾难

当时的法国没有设立信访接待机构,只是法院独立地审判了卡拉斯夫人的申诉。当时的法国宗教尽管不宽容,但还不至于穷尽心机,阻挠卡拉斯夫人到巴黎上访。当然,地方当局也不可能指派专人,到巴黎截访,让卡拉斯夫人的问题,回到当地解决。

如果当地政府在巴黎将卡拉斯夫人强行安置到一个可控制的宾馆,“管吃管住,解决问题”,并躲避媒体监督与报道,使卡拉斯夫人的问题“灰质化”,以拖延战术使卡拉斯冤案成为法国历史上永远的难解之谜。而伏尔泰也压根儿不知道,在法国某地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一起令法国蒙羞的事件,历史又将如何书写?

当时的法国(距今247年),没有人提供这样一理论思维,是通过压制正义、压制上访,来维护王国的稳定。如果有人认为,卡拉斯夫人上访,会造成革命力量兴起,会引发法国大革命,那么,可怜的卡拉斯夫人只能牺牲自己与家庭的正义,来维护国家大局,使自己永远走在上访的路上,而无法到达终点,更无法获取应有的正义。图卢兹小镇,法官们仍然逍遥自得于自己的不正义的判决,并等待着另一次不公正的判决来临。伏尔泰也不可能写出令法国与欧洲乃至世界动容的《论宽容》。让国家获得所谓的“稳定”,让民间社会得到真正的“败坏”,会成为法国的国家精神追求,或成为法国社会的潜规则与暗实力。

路易十五无论如何残暴,法国地方小镇无论如何宗教迷狂,还好,巴黎的法律还能为蒙冤者升起一面正义的旗,使法国民间社会看到希望,也使法国历史与法兰西民族,获得一份基于伸张正义的尊严。

让我告诉你另一个安徽姑娘王蕊蕊(化名)的故事,这是我当时身边发生的故事。

1990年,来自安徽的大学毕业生王蕊蕊考上了广播学院研究生(现为传媒大学),当她复试完成之后,导师告诉她,这门专业因为各原因,不招生了,让她明年再考或转学他校。当她找到我们这几位在京的同乡后,我们的主张是到国家教委申诉。王蕊蕊到了国家教委,接待她的有关部门一位领导过问,并明确指示广院招生办,考上的王蕊蕊由所在学校调整专业,不得让其个人另谋学校。王蕊蕊因此获得了研究生学习机会,3年后顺利毕业。

国家的权力意志与正义的伸张如果联为一体,能发挥巨大作用。如果当时的教委有关领导不接待来访者,那么王蕊蕊可能失去了学业,甚至可能走在上访的路上;如果有灰色宾馆的话,王蕊蕊可能成为现在的李蕊蕊。

国家是通过追求稳定来获得稳定,还是通过追求正义价值来获得稳定?这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有人提出三个至上,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显然是正确的、善意的取向,但并未明说三者之间的关系。其实在法律追求与国家追求、政党追求之上,是人民利益至上,也是正义至上。正义至上了,正义获得伸张,民意支持政府与执政党,执政党的利益与人民的利益通过正义的伸张,获得一致。是这么一个简单的逻辑!

执政党、政府、法律、民间力量、媒体,如果共同致力于将上访问题化,将上访个案化,联合打压那些制造不正义、不守法的地方政府、官员或势力,使他们敬畏法律与正义,敬畏北京的权力意志,国家权力意志与法律正义联为一体,国家的精神与社会稳定会通过正义确立起来。我们现在看到的呢,是上述这些力量处于分离状态,真正发挥作用的,却是灰色力量,一暗力量在维系着所谓的稳定局面,也是强奸李蕊蕊的小强,还有灰色宾馆,在实际控制着访民,也是控制着希望获得公平正义的民间社会。

卡拉斯悲剧发生之后,伏尔泰思考的是“宽容”,李蕊蕊事件之后,中国主流社会要思考的却应该是“正义”。国家要将“社会正义”作为第一价值来追求与倡导,正义对于公民社会与公民个体来说,都是第一价值,国家使用自己的权力意志来确立社会正义的主导价值,通过正义与和解,来实现和谐与稳定,这才是理性的、正确的路径。当地方政府正在走向利益追求的时候,我们最需要中央政府确立价值追求作为权力意志的核心。(来源:《凤凰周刊》2009年26期,作者:吴祚来)

标签: 卡拉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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