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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余:庸俗的罪恶_许多余

2018-05-29 22:59 来源:80后整理 网友评论 0

许多余:庸俗的罪恶_许多余

许多余:庸俗的罪恶_许多余

我对台湾文学的熟悉程度,远不及电影和音乐。邓丽君甜蜜的歌声常萦绕耳畔;罗大佑低沉的嗓音丰富了我枯燥无味的青春;侯孝贤导演的《悲情城市》,是梁朝伟表演的的影片。随后因为电影,我进一步认识了朱天文和朱天心,读过她们的一些文字之后,我才对台湾文学刮目相看。

是的,我确实看低了台湾文学。娱乐化传媒力量以摧枯拉朽之势,为我们塑造了一个个来自台湾的文学明星,诸如写言情小说的琼瑶、席绢,写心灵鸡汤的刘墉,写网络小说的痞子蔡和九把刀,写抒情诗的余光中和席慕蓉......还有狂傲无比的李敖——他们的作品我都不喜欢。要么语言空洞,煽情,虚假,要么粗暴,浅陋,让人生厌。

在大陆,为大众所熟知的台湾文学,几乎没有什么好作家好诗人,倒是家几米的作品,反而打动过我。后来陆续接触到白先勇、郑愁予、邱妙津、骆以军、张大春、洛夫、周梦蝶、龙应台等作家和诗人的作品,才打消了我长期以来漠视台湾文学的偏见。

齐邦媛先生在八十五岁高龄之时,出版了三十三万余字的长篇小说《巨流河》,其旺盛的生命力和创作力让人崇敬。她在书中详尽地记述了朱光潜先生在武汉大学用《英诗金库》为他们讲授诗歌的情景,再现了彼时学者庄严而神圣的风范。“牧草中哭泣的母亲,公而忘私的先生;那唱着《松花江上》的东北流亡子弟,初识文学滋味的南开少女,含着泪朗诵雪莱和济慈的朱光潜;那盛开铁石芍药的故乡,那波涛滚滚的巨流河,那深邃无尽的哑口海......”一个个动人的故事照亮未来。

我要重点介绍的是这本书,杨照先生的《故事照亮未来》,它还有个响亮的副标题——通往开放社会的100个观念。此书的简体中文版于2013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共分为四辑:国家为你做了什么,找到自己的风格,走出大词的泥淖,迈向聪明社会。

在这本时事评论集中,杨照先生以大量的史实故事(资料),简明而详尽地论述了“爱国”、“选举”、“政治和政治家”、“绝对真理”、“生命权”、“战争”、“民主”、“公民”、“记忆”、“身份”、“民族国家”、“基本价值”、“仇恨”、“风格”、“故事”、“陌生”、“多元”、“差异”、“歧视”、“博爱”、“影响”、“犬儒主义”、“慈悲”、“先知”、“逃避”、“开放”、“怀疑”、“法的精神”、“公共议题”、“大片”、“媒体”、“记者”、“权力”、“宣传用语”、“神圣”、“竞争”、“手段”、“专家”、“科技”、“语言”、“表演”、“口号”、“生活”、“抽离”、“政治图腾”、“冒险”、“现实”、“法律”、“制度”、“沉默”、“逆转”、“公平”、“节制”、“自主”、“礼貌”、“诚信”、“准确”、“根本”、“文明”、“态度”、“未来”等影响国家、社会、生活、文化等各方面的重要议题。

我从未见过行为如此准确、简洁、有力的评论文字。杨照的一改之前诸多社会评论作家充满情绪化暴力的尖酸和刻薄,而仅仅以引人入胜的故事(铁一般的史实改写),温文尔雅地阐述人类通往文明之路途中所经历的挫折,以及通往未来开放社会中“个体”所不可推卸的责任。

这很难得,大多数作家都无法在写作中控制自己的情绪,纪德不能,加缪不能,鲁迅不能......所有的诗人几乎都不能。即使有人在竭力控制,也往往显得勉强和压抑。不能,虽不能代表无能,但至少呈现出某应对自我之时的乏力。可杨照的控制,一点也不显做作,甚至说轻松自如,在他的著作中,我看不到作者丝毫的个人情绪。

在《庸俗是一罪恶》中,杨照讲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德国,人民不堪战争的折磨,发动了革命,凯斯勒进入狼藉一片的皇宫,看到让他触目惊心的景象,不是被打砸破坏的房屋门窗,而是皇家的收藏——那些宣扬爱国主题的画、俗丽金亮的武士甲衣、勋章及杂七杂八的纪念品。

凯斯在日记里写道,“在这氛围里诞生了世界大战......对这些破坏,我没有一点怜惜之感,只有厌恶,因为我想这样的世界并没有被摧毁,相反的,这个恶俗的世界继续以不同的形式存在,无所不在。”

凯斯出身富庶,又受过良好的教育,资助过很多作家、诗人、科学家和艺术家,爱因斯坦曾到他家与之长谈相对论,在20世纪初期欧洲文艺界和科学界影响甚大。一战爆发之时,凯斯已经四十六岁,他抱着极大的爱国热情,主动请缨,在前线炮火中度过了两年,后来成为一个反战者。杨照分析说,凯斯态度转变的关键,“在于他实在舍不得文明的成,以及创造这些成的优秀人才。”随之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个不懂得欣赏人类文明精华,无从明了文明成之难得与可贵的领导人,才会愿意发动战争,为了追求战争的胜利,愿意投注所有资源,付出任何代价......将国家看得那么重要,把文化艺术看得那么轻,这态度正源于庸俗。”

顺着这样的逻辑,作者提出一个震耳发聩的疑问,如果德皇和凯斯一样,明了梵高、雷阿诺、塞尚、易卜生、左拉、罗丹、萧伯纳、普鲁斯的价值,他还会舍得让战争摧毁这些人的生活,或摧毁他们留给世界的遗产吗?

哈夫纳在纳粹权力到达高峰之时,比较过两位具有群众魅力的德国政治人物——拉努和希勒。“他们都让群众的幻想发挥到极致,前者凭借的是令人敬仰的文化素养,后者凭借的让人无法望其项背的卑鄙下流。前者来自深邃的精神领域......后者来自连最低级的廉价小说也描绘不出来的渊薮——那是一个由小市民的暗室所囤积的霉味、流浪汉收容所、军营的粪坑和行刑室组成的阴曹地府,恶魔即自此向上窜升。”结果不幸的是,拉努遭暗杀,希勒迅速崛起成新独裁者。

据说,少年希勒曾努力学习绘画,幻想成为自由艺术家,可因天赋不足而未能实现,随对文学艺术产生“仇恨”,依靠庸俗攫取群众想象。庸俗者对他们不能领略的文化艺术和科学成容易产生妒恨。“因为庸俗,所以看不见什么是值得珍惜的;又因为妒忌和仇恨,所以破坏起来格外起劲。”

充满野心的政治家以“反智”作为基本策略,“将自己化身为幼稚的儿童与庸俗者的代言人,以此取得权力”——破坏的权力。庸俗如此可怕,杨照先生警示地指出,一战和二战,都与庸俗有关。庸俗是战争的源头。

在《故事照亮未来》中,诸如此类精彩的论述俯仰即拾。比如《公民意识》,作者阐述公民意识的来源,主要是因为对“政治道理的责任感”,“民主必须依靠大家超乎自身利害地‘过度’关心政治,甚至产生强烈错觉,以为自己的一票真能有所改变有所影响,民主才能依靠选举发挥效能。”而公民对政治的责任感,正是来源于某幻觉,“不断放大自己的在政治上拥有的权利与影响。”

在《绝对真理》中,作者比对分析了小布什和林肯的信仰之路和职演说,二者都讲到了上帝。林肯讲的是,“谦卑地面对上帝,时时怀疑自己的决定”;小布什拉上帝为自己背书,将自己要做的事包装成“上帝的旨意”——“反恐、战争、冻结人权、为富人减税......都是不该被质疑的使命。”林肯的上帝与民主没有冲突,但小布什的上帝充满自信,我行我素,陷入了民主的对立面。事实上,没有人能掌握绝对真理。

“别问国家能为你做什么,问问你自己能为国家做什么。”因为肯尼迪的这句话,美国进入爱国主义高潮。这一句话,在美国之外的其它地方,也很受欢迎。可1963年11月,随着肯尼迪遇刺身亡,以国家作为信仰的对象,将自我利益屈从于国家需要之下,已经愈来愈难以被接受了。取而代之地是,“国家为你做了什么”,“唯有弄明白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才有办法下定决心,相应于国家为我所做、所提供的服务,我能国家做什么,我又愿意为国家做什么。”

保持怀疑、思考的态度,以色列作家奥兹是因为一次误会,在贝京演讲的现场发出巨大的笑声,而被祖父几耳光抽醒,逃离空洞的煽动性语言和国家主义。

印度圣者桑西塔说,“将自己用诗韵包起来,于是在接近火的时候,不会受伤了。”在《神曲》中,但丁选择罗马诗人维吉尔作为他的导游,当他被恐怖和哀伤纠缠欲步不前,维吉尔催促他,“发呆看什么?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还有许多地方要看的。”

杨照说,“诗与文学,将定的痛苦普遍化,让我们不只看到一桩事件的痛苦,一个人的痛苦,而去看众多痛苦,直到看见痛苦本身,这样我们才能回来理解自己、谈论自己......”

摆脱阴影的方式有很多,但唯有拒绝庸俗的“同质化的故事”,才可以让人“用文学将自身从现实中抽出”。唯有“不断追求好一点、再好一点”,未来才会变得更美好。

许多余,2015年7月26日晚。

标签: 庸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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