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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林:公民先驱者--梁启超

2018-06-02 07:11 来源:80后整理 网友评论 0

公民先驱梁启超

陶林

梁启超先生在近现代历史上可谓大名鼎鼎。无论哪一本中国近现代史,翻入百日维新、戊戌变法章节之后,梁启超便频频亮相其中。从公车上书到戊戌变法,从畅言少年中国鼓动国人的梦想到流亡海外,从保保教到保国保皇,少年成名的梁启超有一段注定不平凡的时代之旅。

作为思想者和政论家的梁启超,无疑是位文科天才。早年读书钻研训诂小学,之后跟随康有为钻研世界。每遇一新学问,都能轻松上手,是佛家所谓的大有“慧根”。 在这样的慧根上,区区八股科举并不在话下。梁启超十七岁时轻松中举,现在看来,都令人啧啧称奇的盛事。然而,知不足的梁启超本人,不懈努力,使得“慧根”不但货真价实,而且日久弥笃,塑造出了晚近中国历史上最绚烂的一抹文化霞光。犹如一佛而众身,辉光四射:改革者的梁启超,政治流亡者的梁启超,政论家的梁启超,新闻鼻祖的梁启超,北洋司法、财政总长的梁启超,进步党党魁的梁启超,直至清华“四大导师”之首的梁启超……

在今天的我看来,成梁启超的,不在于他光辉绚烂的声名、显赫一时或风光一世,更为重要的是,他身上的那浓重的文化先驱意味。犹如一枚阴阳鱼的活化身,在中国文化经历数千年、萌发巨大嬗变的节点上,梁启超将古典与现代、东方与西方非常美妙地融和到自己的灵魂当中,并日渐有成。起初,很生硬,有点格格不入,然后随着生命的历程,日渐通融,并推云播雨,开出了中华文明现代转型一朵奇花。若非一场极具现代况味的“医疗事故”,让梁启超在1929年56岁的壮年上陨落,再借梁任公三十年光阴,真不知,他又将如何看待身后那另一番的天地玄黄。

历史不容假设。因为相对于任何假设中的善意,现实总是残酷得过分。号称师法梁启超的胡适,并没有能用言论左右陷中国于万劫境地的“力争”。在新时代,“成王败寇”的逻辑,找到了诸如“物竞天择”这样更好的说辞,帝王将相的传统大戏也换上了诸如中山装之类的新服。历史的变易,变着变着变得十分诡异,相衬之下,从古色古香走出来的梁启超和他动情动魄的言说,却显出十足亲切的现代感和先去感。

作为其言论的选编者,我最佩服梁启超的,是他能完成不可能之任务:在旧体制、旧知识体系里科举致士的梁启超,硬生生地提着自己的辫子,把自己从大清臣民提到了民国公民的归宿中。

这一步是相当难的,纵然如其师号称“南海圣人”的康有为,纵横人生之后的归宿,无非是西子湖畔坐拥美宅、妻妾成群的陈腐名士。而梁启超,却像他自己所谓的“应时之英雄”,始终能以“今日之新我力战昨日之旧我”,不断努力升级改造,永远像一个好奇心十足的少年人那样,矢志不渝地追求中国现代文明的能够企及的新高度。作为一代文化大师的梁启超,这等的气魄,是至今足可令人效仿的。

历史的文化气象而论,自晚清以来,曾国藩这一辈的儒家先觉者,对西学和西方文化颇怀好感,努力“放眼看世界”,力图“采西气补东气”。自曾国藩起始,直到梁启超求知时,这西学东渐初见规模和成效。这不仅仅在器物层面改变,也渐渐能够改变他们的认知与内心。梁任公是这样前因的一个结果。他早年读的是四书五经、作的是八股、研习训诂之学,走出家园之后,越行越远,渐渐却谈论起宪政民主与科学发展来。旧道德不弃,新道德不拒,集善一身,才有气象万千。所以,到了中晚年,新文化运动一起,他能毫不为芥蒂,顺时应势,娴熟地操起白话写文讲演,那文字感觉比“闯将”们更加游刃有余,更不用说他之前将诸如“中华民族、宪政、法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科技、组织、干部”等至今众人说不尽的词语,生发、借用、使用、推广出来之功了。如果说孙文被尊为“民国国父”还有待推敲的话,那么,梁启超先生足可当“现代话语中国”之父。曾国藩把历史变易付诸无言,而梁启超则用底气充沛的言说,塑造了一个我们如今认知和话语层面上的现代中国。

虽然“主义”二字,是梁启超本人首次介绍给中国人的,但他本人尤为反感的,也是此二字。对之,他的看法,非常理性,认为叫得响亮“主义”,不外乎借着“科学”之名的“平治修齐之术”。虽然如此,我仍忍不住要为读者归纳归纳梁启超先生言论灵魂里几味值得我们深思的“主义”,以襄助读者诸君含英咀华其语录,以慧眼识得儒生梁启超:

一曰:改良。作为一介书生,终其一生,梁启超都没有放弃过自己温和改良的立场,反对暴力变革。在君主专制下,提倡君主立宪;在草创共和的制度下,又极力反对君主制复辟;在军阀们的共和专制下,提倡“循名责实”,公民负起责来,监督好政府。温和改良,这似乎是儒家读书人最应恪守的人生之道。当然也让他吃了不少苦头,碰了无数次墙壁。他与满清朝廷、康有为、孙中山、袁世凯和段祺瑞等人的分分合合,乃至被驱逐、通缉,根蒂都源于此。

时过境迁,梁记的“改良”,或曰“改革”二字,依然在当下拓展与深化,其效用究竟如何?历史也依旧在等待一份郑重的答案。

二曰:务新。梁启超先生的务新,和他的“守旧”一样闻名。“务新”的精神动力来自于儒家的孔孟信条,学习西方文化以后,梁启超更从“天演”之类的学说里,获得了深深的共鸣。看梁启超的言说,满清时代说起君主立宪来头头是道,抨击革命起来不遗余力;民国之后,说起共和来也头头是道,反对帝制也不遗余力,真是旧我、新我纠缠终生。梁启超自我解释是,人总有局限,但有局限不要紧,更重要的是要自信饱满,敢于用“新我”打倒“旧我”,顺应时势,为国为民做最优的选择。作为以笔舌影响局势的政论家,这胸襟是难能可贵的,且不会因某些政治利益而动摇。

这胸襟当然不是天下掉下来的,跟梁启超在学术上的造诣息息相关。作为一名学者,梁启超自传统的训诂学始,饱览西学概貌后,充分“采西气”,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乃至财政、工商、女权都颇有建树。中西参合,开放并包,乃有世界之情怀、人类之意识,才会重新理解、并更深体悟“苟日新,日日新”的信条。梁启超一直津津乐道的所谓“大乘”之道,庶几如此。

三曰:诚进。梁启超有自己一套很成熟的成败观,是“凡做事都会有结果,也不要问结果或者成败,但放手去做事”。有这成败观,并以之作为人生信条,不易被俗见左右。这“诚进”的精神,立足点是“诚”,梁启超认为,做事没有诚意,万事不成,犹如买,决意要买或,价格都好谈。他认为,“诚”来自于爱,来自于自信,来自于决心和自由意志,来自于国民自觉的担当。

有诚然后有为,便是“诚进”。梁启超平生所想做之事,大多不尽如意,欲立宪,欲保皇,欲宪政,欲民主,要么折戟,要么受阻,要么半途而废,要么似是而非。梁启超也时常自嘲自己是满腹的不合时宜。虽然如此,他仍然保持着乐观进取的心态,抱定只要勤奋做事则有成无败。早年,作为儒生,他极力反对“不为”的老庄学说,极度推崇西方。在一战结束考察西方后,他对“无为无不为”的中国智慧有了更深的体悟,反而更坚信以诚进取的信念。

四曰:厚德。天下做事之人,一半在为,一半在德。梁启超有古代儒生的立场,也更有现代公民自觉。道德无所谓新旧,梁启超极力鼓吹一“公民私德”:要求有民族担当意识,国民要做国家的主人,要有公共意识等等。而他最极力反对的,是积毒千年的奴性。还原到晚近中国,那是一个群雄纷争、匪盗横行的年代。在那一体制混乱、极其凶险的历史环境里,蜂起争夺权柄的,无论满清、袁世凯和北洋系还是革命冒险家们,几乎都是虎狼之辈、亡命之徒。唯至善能制至恶,以至拙破至巧,梁启超能在诸多政治势力中周旋,唯有养厚德载道,才能全身而退。因此,他是提着头颅在论证公民之私德的重要性。

无论改良,务新,还是求学、务学,梁启超都按照自己所说的那样做事,以德为基石,怀赤诚而谋求大义与大益。即使环境再糟糕,也不容自己有任何堕落的借口,像他推崇的曾国藩所说“守节如守身”。如是,他注定要被排挤出政坛。尽管如此,他仍能安于普通公民立场,将一腔之热忱付诸学术与教育,以期下善果,在杳杳光阴之外重新开花结果。

综而述之,梁启超先生不仅仅是位遥不可及的历史偶像,更是一个值得倾听其言的公民之先驱者。这位粤海乡野里走出的少年,从守旧开始到务新终,从臣民开始到公民终,坚定远足于中华民族文化大易之中,启发并影响中国人重新言说随文明潮流起伏的世界。

这部《梁启超语录》,取自梁任公一千四万字著述。撷英掬粹,精思集益,虽然不免有遗珠,但希望任公的智慧能够启发极具慧根的当代读者们,也能从这部浓缩其人生和思想精要的语录里,读出有益的启迪、同心的共鸣、同境的沉思和人生境界的大美。我们一起在饮冰室的厅堂里谛听过,并将“启而超之”。如是,这部小书对于选编者和读者将是共同的光照。

2012年9月9日于海滨寓所

《梁启超语录》 陶林选编 2013年5月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

标签: 慧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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