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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林:本雅明的投影仪

2018-05-31 11:10 来源:80后整理 网友评论 0

本雅明的投影仪

陶林

跟哲学家的发疯一样,一些哲学家的死亡,永远是人类文明史上非常耐人寻味的事件。这耐人寻味从苏格拉底开始,自他因”渎神罪”之名而被众人投票判处死刑以后,哲学家之死成为管窥人类生存境况的一个重要标尺。智者必须要为社会群体的愚蠢、狂热或者弭乱付出巨大到生命的代价。死亡是哲学绕不开的问题,在生死的巨大关口,终日沉思的哲学家的所思与所为,为他们一生的思考画了一个耐人寻味的问号。

1940年9月26日,法国与西班牙边境一个小镇波尔沃(Port bou)的一家旅馆里,一个中年男子吞服了大量的吗啡——吗啡是一很好的麻醉剂,大量服用吗啡可以导致神经中枢的完全麻痹,让诸如心脏和呼吸系统都停止运作,从而导致窒息性死亡。这个男子无疑是求自杀了。他自杀的原因是,他的离开法国去往西班牙的证件被负责边境检查的德国秘密警察——盖世太保认定是无效的。他无法越境,作为犹太人,还将被遣送回出发地点——法西斯德国占领下的巴黎。之后,是类似奥斯维辛的各大集中营。这个因恐惧、绝望和彻底崩溃而自杀的男子,是本书的作者:瓦尔·本雅明。

瓦尔·本雅明,1892年7月15日生于德国柏林一个富有的犹太家庭,父亲原是一名巴黎银行家,之后来到柏林成为一个古董商。本雅明曾在弗莱堡、慕尼黑、柏林和波恩研究哲学。1919年,本雅明以《德国浪漫主义的艺术批评观》一文获得波恩大学博士学位,但未能顺利取得大学教授资格。他的教授职位论文《德国悲剧的起源》曾被法兰克福大学否决,其评介是“像一堆烂泥,满纸不知所云”。但如今该书却成为20世纪文学批评的经典。因为没有谋求到大学教职,本雅明在柏林以一个自由作家和翻译家的身份谋生,还做一点类似占星术的精神病理学的研究。1933年,他因身份(犹太人)和政治立场问题(支持苏联和布尔什维克)被刚上台的纳粹驱逐出境,移居法国,并成为“社会研究所”(即赫赫有名的“法兰克福学派”前身)成员。法国被纳粹占领后,为了躲避盖世太保,1940年,他又移居至西班牙边境小镇波尔沃,在那里写下了许多重要的作品,如《论歌德的》、《德国悲剧的起源》、《单向街》、《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1900年左右的柏林童年》以及传世名作——《巴黎拱廊街》等。

众所周知的,1940年是纳粹德国在欧洲气焰最为嚣张的一年。在这一年里,希勒在整个欧洲如入无人之境,上半年一举占领了丹麦、挪威、荷兰、比利时,到了6月,法国总理贝当宣布向德国投降。紧接着7月,希勒宣布执行“海狮计划”,进攻不列颠。与陷入溃败的整个欧洲相比,立场亲苏的犹太人瓦尔·本雅明在纳粹铁钳面前的不堪一击,更是显而易见的。别是1939年苏德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之后,身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本雅明,更对自己心目中的战友彻底绝望了。他一直以来坚定不移地批判资本主义,如今却被他所理解的资本主义世界之外的东西——极权之下最为纯粹的暴力,逼迫得走投无路。毫无疑问,他的自杀,完全源自于对纳粹暴力的恐惧。是纳粹以及那无处不在的暴力,把本雅明活活地给吓死了。

本雅明对自己的自杀死亡做过充分的准备。处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风暴眼中,他坚信这场大战的最终结果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毒气战,整个文明的世界将全部完蛋。非常矛盾的是,本雅明死前却极力掩盖自己的自杀行为。在同年10月份的回忆里,他的一位友人这样记录他的自杀:“本雅明叫我过去。他告诉我,他晚上十点服用了过量吗啡,要我设法将这件事说成疾病,交给我一封写给我和阿多诺的信……然后他昏过去了。我按照他意愿,为他叫来一位医生,为他诊断为脑溢血……”

本雅明的天性很像卡夫卡,细腻、敏感、脆弱。他自己对自己性格说得很准确,是一副“土星”的性格。在西方的占星术中,“土星”所代表着与他类似的多液质的敏感人格。美国当代女学者苏珊·桑塔格曾在《在土星的标志下》一文(本书附后)里系统地评述过本雅明。她一方面非常欣赏本雅明这“忧郁质”的土星的气质,缓慢,宁静,沉思,是真正知识分子应有的气质;另一方面,她又中肯指出,本雅明“生性迟缓、优柔寡断,以致于有时不得不用刀子为自己开辟通路,有时把刀尖最终对准了自己。”故而,本雅明并非像他自己想象的那样,是一个搅动时代潮头的“左派革命者”。在桑塔格看来,本雅明不左不右,是个生不逢时的末代文人:“这个欧洲最后的知识分子,面对末日审判,带着他所有的残篇断简,为精神生活作出辩护。”不能不说桑塔格是本雅明的知音,而本书正是取用桑塔格所编订的本雅明英译全集中的《单向街》而翻译。

在我看来,说本雅明是“欧洲最后一名知识分子”,倒不如说他是一个唐·璜式的纨绔子。这里并无贬义的成分,仅仅是一文化意义上的阐述。在讲究出身、门第、家规、贵族、上流风范的老欧洲,这被人不屑的“纨绔子弟”风格,往往倒是现代个人主义的起源,声明狼藉却立独行的个人主义者们也是一道风景,酝酿着未来世界的无限可能性。本雅明像是自己所倾心并津津乐道的那些个前辈:波德莱尔、叔本华、尼采、卡夫卡、克劳斯……自小因家庭的富足而并不关心也不擅长生意、荣耀门庭、人情往来之类的俗务,转而专注个人兴趣的培养与发展。他们人生似乎过得随性而随意(别体现在他们的婚恋与理财方面),尤其注重追求个人独立的生活与思想空间。

本雅明非常像浪迹天下的唐·璜,一生都在颠沛流离中度过,没有固定工作,靠家产和写作在德国、瑞士、西班牙、法国、意大利、俄国等不同的国家的城市里生活,是一个典型的“欧洲观察家”。他喜爱收集旧玩具、邮票、明信片和仿真缩微景观,最大嗜好,则是收藏各各样的书。他可以在一页纸上密密麻麻地写上一百行字,还热衷于犹太教的神秘主义(有类于我国的黄老之术、易学等)星象、占卜之类。这些奇奇怪怪的个人小爱好,构成了本雅明独的学术气质,也造成了《单向街》这个独文本的迥异气质,零碎的意象,自由的阐述。

像其天性一样,本雅明的研究和写作,也是随兴而起、随感而发,这感发式的写作,在这部《单向街》中体现的非常明显。信手拈来的器具、标志和意象,加以阐述和申发。仿佛是本雅明在炫耀,摆弄着他思想里的个人收藏里那些各式各样好玩的玩意儿。那些零碎意象中的意趣,每一个都极为深长。一直以来,文化学界对本雅明的身份很难界定,哲学家,文艺评论家,思想家,散文家?因为他们很难按照标准的学术规范来界定他。有人曾这样陈述本雅明的生存悖论与困境:“他既是诗人神学家,又是历史唯物主义者,既是形而上学的语言学家,又是献身政治的游荡者……在纳粹德国,他是一个犹太人;在莫斯科,他是一个神秘主义者;在欢乐的巴黎,他是一个冷静的德国人。他永远没有家园,没有祖国,甚至没有——作为一个文人,学术界不承认他是他们中的一员。他所写的一切最终成为一独的东西!”说得非常准确,一笔勾画了本雅明全部的尴尬,在任何一个场域里,他永远是一个异乡客、一个槛外人。

显然的,尽管一辈子都在书斋里工作,本雅明并非一个书斋式的学者,或者说一个以学术谋生、谋体面的研究匠。他更像一个做研究和思考工作的行为艺术家。在我看来,正如自然科学界曾有过的博物学家一样,本雅明无疑使一个“博文学家”,他的兴趣流连在人文学科的每一个门类中,并都有建树。事实上,在传统的经典时代,任何一位文化大师,大多是博文学家,他们的写作一方面建立在对文化巨大的热爱与兴趣上,一方面建立通博的学习和识量上。本雅明毫无疑问是一位博文学家,他总是一个先知,目光极其洞见了现代思潮的在资本主义时代的纵深发展,对所谓“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有深刻的洞见:讲故事艺术的消亡,艺术品“灵韵”的消失等等,将使未来人们的艺术感知陷入巨大困境。如今互联网的信息时代冲击,这艺术的困境越发显得更严重了。因此,本雅明很推崇独立文艺批评的:“批评探求艺术作品的真理内容,而评论探求它的物质内容。因此,文学评论家如同化学师,而文学批评家则是炼金术士,他能穿透并拆解作品的物质内容,将永恒的真理内容提炼并释放出来。”他希望文艺批评能有一点石成金的神奇效用。但无疑,若想要这效用的发生,只在于像他这样炼金术师般的批评思想家们能更多地涌现,或者那些光照文化历史的博文学家、“最后知识分子”的能再度复活,才能真实地引导这个世界的文艺。

本雅明深怀着犹太传统的弥赛亚主义思想,对文明的衰亡深怀绝望。他在一封信里深刻谈论人、自然、历史的悖论:“将历史表现为一场诉讼,人类同时也作为沉默的大自然的代言人起诉创世和预告的弥赛亚的爽约,但法庭决定为未来讯问证人。出场的有诗人,他感觉;有画家,他观看;有音乐家,他聆听;有哲学家,他知道。他们的证词互不一致,尽管大家都为弥赛亚的到来作证。法庭不敢承认自己没有主见。因此没完没了地进行新的起诉,像新的证人很少一样,进行了拷打和迫害。陪审席上坐满了活人,他们怀着同样的不信仰听起诉人、证人讲话。陪审员的位置遗传给他们的儿子,他们的心中终于出现了恐惧,担心他们会被从他们的席位上赶走。最后所有的陪审员都逃走了,只留下起诉人和证人。”

可惜的是,本雅明对未来想得总太过于遥远和悲观了一点,也太过草率的选择了死亡。在他死后的第二天,一件异常诡秘的事情发生了,负责边境检查的秘密警察前来通知这位死者,他的那些保证过境的文件经复核审查,又被认定是有效的,他可以合法进入西班牙了。一旦能够合法进入西班牙,他可以由此转赴美国。在美国,为他提供签证担保并协助制定逃离虎口计划的好友霍克海默,正隔着大洋彼岸翘首企盼,张开双臂等着他走向自由。可是本雅明却最终死在了虎口,在距离自由仅仅有一步之遥的地方……

本书的主体部分——《单向街》,正是博文学家本雅明一部经典代表作。正如本雅明自己所隐喻的,它像一个投影仪,把他思想深处方方面面的小收藏出来,介绍给众人听:断想、纲领、启发、洞见、哲悟、随感……与个人际遇、情感、生命和灵魂紧紧贴在一起。这独一无二的文本形式,承接着欧洲的格言哲学的传统(如马可—奥勒留、帕斯卡尔、尼采等等),又启发了后来者(如福柯、罗兰·巴)絮语式的文本,虽无体系之严整与统一,亦有击中人心的力量。本雅明比任何人更确信,获得鲜活灵魂远比获得坚硬的精神更接近智慧。

本书的题献是给阿西亚·拉西斯。这位拉西斯是本雅明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女人。在此之前,他的感情生活可谓一波三折。他青年时代草率地一个女子订过一次婚,不久,遇到了一位有夫之妇朵拉。两人相互吸引,最终本雅明退了婚,朵拉离了婚,两人结了婚并生了一个儿子。1920年,经济危机爆发后,本雅明的生活和他的婚姻一起陷入困顿。他的妻子爱上了他的朋友,而他则爱上了另外一个女子尤拉。混乱的感情,令本雅明的生活混乱不堪。他与朵拉也分居了。1924年春天,本雅明来到意大利完成博士论文时遇到了来自苏联的女导演阿西亚·拉西斯。拉西斯年轻漂亮,身上洋溢着青春的朝气,更重要的是,她向迷茫中的本雅明介绍了苏俄现状,并吸引了本雅明接触到马克思主义理论。虽然本雅明与拉西斯非常相爱,但那纯粹是一精神上的相互欣赏与共鸣,一场彻底的柏拉图之恋。无论是国籍、年龄、出身、婚姻现状,太多的不可能横亘在他们之间。为了能与之结合,本雅明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他和朵拉离了婚,千方百计想为拉西斯办理留居德国的“绿卡”,但最终他们也还是没有能够走到一起。自1930年以后,他们一直保持着通信,却从未再见面。不过,正是因为蕴含着这百感交集的“爱意”,整个《单向街》的文本被一朦胧的、充满灵韵、忧伤又甜蜜的光辉笼罩着,散发着永恒的迷人魅力,赛过一切珠宝、钻石的莹亮。

此,本雅明说:“在爱情中,大多数人寻觅一个永久的家园。但还有很少一些人则寻求永远的漂泊。后一人属于犹豫者类型。他们尽量避免与母土发生联系,他们寻找能够使他们远离家乡愁苦的人。对这样的人,他们保持着忠诚。”

由于《单向街》的殊文体风格,读者或许无法充分领略本雅明思想与写作的全貌。本雅明是20世纪西方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他的智慧并不仅仅在《单向街》这样感悟式、碎片和絮语式的小品文作品,更在于他的诸多大部头的美学和批评论著。很多读者知道本雅明,只因为他的《单向街》并且只限于他的《单向街》。故而,为了有助于读者朋友们充分了解这位思想深邃的作家,本书中还收录了本雅明很具代表性的几篇:《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讲故事的人》、《评弗兰茨·卡夫卡》、《摄影的简史》等。让读者了解一下本雅明作为一位思想家,进行整体性思考的魅力所在。这些分别涉及了艺术环境、叙事学、文学个体评述、影像艺术的批评等不同的方向,了作者宽阔的批评视角和极富穿透力的洞见。这些中的很多观点,奠定了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基调,并预言了新的历史条件下美学的新潮流,艺术的新变化。时过境迁,在当下来对照本雅明的这一系列的判断,让人不能不叹服他的远见与卓识。

本书翻译过程中,要感谢南开大学外语学院的王小可博士,及德语哲学专业的张曙博士所提供的帮助。能通过这次译介,结识两位优秀的青年俊杰,盛感荣幸。

2014年1月8日于海滨寓所

标签: 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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