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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春晖:欲辩已忘言——评汪曾祺《受戒》

2018-05-30 11:52 来源:80后整理 网友评论 0

欲辩已忘言评汪曾祺《受戒》|80后之窗

1988年的汪曾祺作品研讨会上,汪曾祺被授以士大夫气的评语,从而超越了吴文化或里下河文化的地域文化局限,被放在了中国传统文化情趣传人的位置上。虽然这提法多少忽略了汪曾祺的西学背景及他对四十年代学院写作的传承,但在之后的岁月里,汪曾祺被评论和媒体反复地书写为最后一个士大夫,使得这一标签最终根深蒂固。

将汪曾祺定位为士大夫,其根源恐怕在于他作品中所体现出的情怀。汪曾祺的小说同他的老师沈从文一样,不讲故事、只说情怀,都是田园式、牧歌式的。一样描摹温婉灵动的水乡、一样谱写单纯美好的爱情。但他们又是不同的,这不同如陶渊明之于王维,一个缥缈灵动、不可触摸,是沈从文;一个清新别致、宛在身傍,是汪曾祺。其实小说应该怎么写并无定规,但不少读者以为小说该讲故事、写人物,而非其他。即便有观点或情感的输出也是小说人物的使命,不用作者代劳。这也是钱钟书的《围城》甫一问世即遭质疑的原因。同样,不好好说故事的汪曾祺也有此困境。

在《受戒》推出的1980年,批评界根本还没有合适的批评话语来应对这篇如天外飞仙的小说。有什么意义?与小说还可以这样写?是横亘在大多数人心头的疑问。如果说,《受戒》凭借文体的实验性与散文化、诗化的叙述而获得大多数评论家与读者的认同,那恐怕是忽略了当年的文学语境、也高估了当时读者的接受能力。

相反,小和尚谈恋爱,隐藏在高邮水乡之中看似和谐实则相悖的对抗性矛盾,即和尚身份与世俗生活的并置,才真真切切地给当时的读者心理上造成了冲击,这也是《受戒》走红的真正原因。其实关于僧俗恋的作品并不鲜见,然而《受戒》的格调与情怀无疑要高出其它作品几个档次。无论是李碧华赖以成名的《诱僧》,亦或近年来红极一时的《不负如来不负卿》等,无不以春心淫意而玷染青灯古佛。唯有《受戒》是一个平淡、美妙而自然真实的梦境,一如汪曾祺的语言,并不刻意雕饰却清丽脱俗。

如今《受戒》早已成为新时期小说步入新的历史门槛的一面旗帜了。然而当年汪曾祺谈及创作动因时却提到并强调是受到百花齐放的气候的感召。

这倒放电影式的感慨,到今天看起来更像是汪曾祺惧怕写作冲动触碰某禁区而准备的辩护辞。

如果汪曾祺而今尚在人世,我想他会不惮说出创作《受戒》的真正动因,那是他和他的老师沈从文一辈子的艺术追求审美直观。

从这个角度说小说无疑获得了空前的成功,某程度上小英子是汪曾祺的翠翠。有一个流传于上世纪的故事即是明证,说公社开会,第二天整理会场时发现桌上写着《受戒》中小英子跟和尚的对话,一个人写一句,全能背下来:

小英子说:你不要当方丈!

好,不当。

你也不要当沙弥尾!

好,不当。

又划了一气,看见那一片芦花荡子了。

小英子忽然把桨放下,走到船尾,趴在明子的耳朵旁边,小声地说:我给你当老婆,你要不要?

明子眼睛鼓得大大的。

你说话呀!

明子说:嗯。

什么叫嗯呀!要不要,要不要?

明子大声地说:要!

你喊什么!

明子小小声说:要!

快点划!

英子跳到中舱,两只桨飞快地划起来,划进了芦花荡。

在训练有素的批评家眼里,这是风俗画的展现,是小说散文化带来的别致,是诗意语言制造的传神意境,是现代抒情小说传统的延续,甚至会是性意识的萌发和突破。但这功利性的研究其实违背了汪曾祺非功利性创作和审美直观的初衷。而与批评家相比,公社的人们单纯觉得美,于是心照不宣地记诵、默写着这些句子,或许才是真心感知了《受戒》,因为陶渊明有句话叫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标签: 汪曾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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