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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媒体关于中国成功的几种说法_经济学家高连奎

2018-06-13 07:10 来源:80后整理 网友评论 0

西方媒体流行的几简单说法,意在否定中国崛起给发展中国家带来新的发展模式。这些说法初看似乎抓住中国发展的某些征,细想却和世界发展的历史经验不符。举例言之:

其一是廉价劳工论。似乎中国产品走向世界的唯一优势在中国的劳工成本低,尤其和发达国家相比。所以西方媒体批评中国帮助国际资本剥削中国劳工,主张在中国推行西方式的独立工会,建立西方标准的劳工法、最低工资法、社会保障法,来提高中国的劳工成本,美其名曰拉动中国内需,实质是希望以此降低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假如此说成立,则南亚国家(例如印度和孟加拉国)的劳力成本比中国还要低,为什么他们的经济增长率远比中国为低呢?发展中国家,劳工的比较优势,对发达国家似乎成立,在发展中国家,都是廉价劳工,无优势可言。此说只有一得之见。

其二是外资推动论。我们看到,中国沿海地区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显然与中国吸引外资的成功有关。中国过去二十年吸收外资总额在世界排名第一或第二(仅次于美国)。西方媒体又批评中国对资本流动的管制,似乎中国如果采纳西方的全面自由化要求,更能同时满足中国和西方的经济利益。问题是,比较的标准假如不是吸收外资的总额,而是按人平均的外资,中国外资的地位远不如美国的盟国。

历史上吸收最多外资的国家和地区是德国统一后转型时期的东德,其次为匈牙利,波兰,和波罗的海三国。由于地理政治的原因,他们获得的外资,以人均规模计算,远远超过二次大战后美国马歇尔计划援助英国的规模。但是东欧转型的十年间,经济下降了一半,战后半个多世纪积累的工业大多破产或被外资兼并。他们的经济发展速度至今远低于中国和东亚。这次金融危机,波罗的海三国,匈牙利,和波兰对抗金融危机的能力还不如东亚,原因是他们的国有银行几乎全部给西方跨国银行。西方发生金融危机,外资银行将资本抽回母国,顾不上东欧的经济稳定。

中国八十年代改革之初,没有任何外援,世界银行的贷款要付利息。即使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外资总额也不到国内投资总额的百分之五。外资带进中国的主要是新技术和新管理模式,发展所需的资本主要来自企业、居民、和政府的储蓄。城市基础设施的融资方式,主要不靠发债或借款,而是从英国统治下的香港学来的土地经营权,但保留国家和集体的土地所有权。中国得以避免发展中国家吸收外资的困境,没有过度依赖外资造成的持续外贸逆差。中国长期保持资本与经常项目下的双顺差,才能安然度过此次金融危机。这次造成美国金融危机的跨国金融巨头,如高盛,花期,美洲银行等,在中国帮四大国有银行上市,成为世界名列前茅的大银行,却在美国过度投机,制造金融危机。

显然资本能否产生积极效果,还取决于其他客观条件。可见吸引外资的多少不是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重要的是如何管理外资。这是中国的经验之一。

其三是出口拉动论。西方观察家把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归功于美国的开放和美国主导的化的结果。他们认为一旦美国纠正自己的过度消费,中国经济也将暗淡无光。此说用以化解东亚奇迹之说,由此推理中国也没什么奇迹可言。他们的问题是,假如出口导向经济是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则拉美经济应当比中国更有增长优势。拉丁美洲国家资源丰富,出口可可、牛肉、石油、矿产等大宗产品,符合古典经济学的比较优势理论。阿根廷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生活水平不亚于美国、巴西的人口压力,也远比中国为小。可惜拉美国家的经济增长不如东亚,技术进步尤其缓慢,始终没有摆脱“依赖经济”的困境。比较之下,中国经济并没有陷入依赖经济的陷阱,技术进步超过工业基础和人力资本雄厚的东欧。可惜东欧休克疗法的外贸自由化,导致的是持续贸易逆差而非顺差。

其四是威权政府论。西方主流经济学与政治学的内在矛盾,便是关于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古典经济学强调“看不见的手”,社会主义的大政府便不可能和西方自由经济竞争,然而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中的地位有目共睹。当简单的新古典经济学无法解释中国奇迹或中国反例时,西方政治学的威权政府论便在媒体中大有。其中最有影响的论据是“贪污腐化是经济增长的动力”,为什么中国的基础建设速度比西方民主国家快得多,他们的理由是贿赂一个市长要比收买整个市议会便宜得多。西方要和中国平等竞争,必须推动中国政治的议会道路,降低中国的决策速度。

这一理论的优点是承认西方民主制度在竞争中不一定具有优势。但西方媒体把夸大的中国腐败和中国增长联系起来,却是对当代世界史的无知。假如专制权威可以保证持续经济增长,则东亚,南亚,拉美,以及二次大战前的西班牙和土耳其,都不乏军事强权和专制政府发展经济的案例。他们只有暂时的成功,且以牺牲民众的利益为代价。假如你有机会周游世界,你会发现今日中国是最开放竞争的国家,社会秩序比某些发达国家还要安定。中国没有一个领导人有绝对权威,集体决策是邓小平留下的宝贵政治遗产。“三个代表”的原则下,中国共产党广泛吸收社会精英参与执政。中国领导班子的交接也程序化,没有发展中国家常见的军事政变和内战。西方媒体认为中国是威权政府低估了中国政治改革的步伐。

中国模式学派眼里的中国五大独优势

六十多年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甚至30多年前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有谁能料到,今天的中国能坐拥第一大外汇储备,成为世界第一大对外贸易国、第一经济总量大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三十年来尤其在经济方面的发展速度和规模,让世界感到惊叹,也吸引了世界范围内对“中国模式”的强烈关注与深入探讨,这也引发了我们的思考。中国具有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统、超深厚的文化积淀,以及独的语言、独的政治、独的社会、独的经济。

中国模式的征,简单说是既具备经济竞争下技术更新的灵活性,又具备共同富裕体制下社会主义经济的稳定性,是我国继承自身历史文化,比较各国经验,独立创建的新发展模式和新公平模式。它有3个关键词,即“机遇、协商、实验”。

1.井然有序的宏观调控

我国是一党执政,多党合作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的稳定,保证了国家领导人可以用最长远的眼光制定国家发展战略,而不计较阶段性指标的得失成败。我国政府通过全世界最有效率的宏观调控,保证经济发展平稳过渡,每一个经济发展五年计划都有强烈的连续性,避免了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短视。

我国的各级政府规划中有协作,中央政府承担了企业和地区创新实验的社会保险,大大降低了企业的创业风险。地方政府在扶持产业调整、创造业和技术创新上扮演了组织者、协调者和催化者的角色。如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导致我国出口大幅下降的局面,中央政府大力地投入基础设施,高速公路、高速铁路、机场建设等,起到了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同时缩小了东西部地区发展差距。

我国宏观调控坚持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从国家大局出发,始终把有利于解决业和技术进步放在经济政策的首要位置,如我国新兴工业的发展得到地方政府多方面地扶持,传统产业转型和淘汰落后产能的过程也往往在政府引导下有序进行,避免了工人失业、设备废弃、城市凋敝的局面。其效率远高于西方发达国家通过法院的破产兼并程序和财政部的注资运作方式。

2.实事求是的政策制定

马克思指出:“社会发展的动力在于劳动分工与科技进步,是生产力带动生产关系的发展。”大到制定改革战略,小到一项政策、办法、意见的实施,我国各级干部从来不是遵从教科书上的理想世界,不会死板地认定一顶层制度,不搞空想社会主义,同样注意不陷入到空想资本主义中去。我们一定通过试点,经过试验来检验结果是否合乎我国国情,能否促进我国生产力发展。一切实事求是,一切尊重实践。

如我国的经济改革,经过无数次试验,分别开始于工业部门的技术进口和农业部门的激励机制改革(推行家庭承包合同)。价格双轨制延续了大约30年,在价格缓慢收敛的条件下实现了国民经济的持续高增长,避免了转型期的震荡,大幅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储蓄和投资也快速增加。反观东欧地区,盲目推行西方为其打造的“休克疗法”,物价飞涨,产业衰退,国家和人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如我国在公共投资领域的创新是保留公有土地的所有权,只拍其使用权,使公有资产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断壮大。如按照西方办法发债、借款或加税,我国经济增长率将会大大下降。

3.积极务实的开放态度

我国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一直积极学习各国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吸取各国发展的历史经验教训,本着独立自强的目的开放,本着与我国国情相结合的目的吸收先进经验。

如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学习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发展出口贸易;但是我国广大干部群众时刻铭记帝国主义侵略的教训,将辛苦积累的外汇主要用于进口西方先进技术,促使中国的基础工业升级换代。

面对西方所宣扬的自由化和化的滥觞,我国中央和地方政府在贸易开放的时间表上采取了务实和精明的态度,哪些领域可以开放,哪些领域要限制进入,哪些领域要打破垄断,都会衡量短期与长期的利弊效应,考虑竞争者的优势与劣势;在我国产品有竞争力的,我国力主贸易自由化;在我国产品无竞争力的,我国小规模开放,让民族企业有学习、竞争和成长的空间。促使我国的民族企业和产业逐步升级,其国际竞争力不断提高。

4.与时俱进的国企战略

我国经济繁荣的征是不同所有制企业的竞争,既有国有、集体等公有制经济,也有个体、外资等非公有制经济,还包括国有和集体成分的合资、合作经济之间的竞争。中国和西方的经验证明,国营和私营企业都不足以创造充分业,必须互补发展。20世纪90年代,时任总理朱基采取“抓大放小”策略,通过让没有竞争力的国企破产或转制的做法,减轻了政府的财政负担,得以集中实现大型国有企业承担的战略目标。

在改革过程中,我国将国有垄断企业首先拆分成竞争性企业,然后再变成股份制企业上市,这一策略极大地改进了上市部分国有资产的竞争力和效率。同时保证了企业未上市部分国有资产的控制力和政策性。

当前,我国的国企起到了保证国家安全,不受外国支配;保障社会安定,补充不足;增加国家财政收入,间接降低企业税负等三大重要作用。国有企业上缴的利税,构成了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的主体,也是社保资金的主要来源。避免了美欧国家个人和企业偷税漏税或资金转移导致政府无钱可用的恶性循环。我国国企的发展,彻底破除了西方所营造的“国企必亡”的舆论虚构。

5.选贤任能的用人机制

干部主要从基层凭政绩升职提拔而来,受到严格的党性教育和纪律监督,一个普通的干部成长为政治局常委,往往需要在多个部门、多个省份有过实践工作经验,受到各严格的考核。此外,地方政府的竞争和贫富地区干部的轮换,脱产学习和短期培训的结合,也大大提高了干部的见识视野和实干能力。

从实践效果来看,我国政府五年计划指标的完成率远高于西方政府竞选时许诺选民的指标。我国政府干部的政绩竞争优于西方议会竞选的“许诺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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