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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是为什么?_经济学家高连奎

2018-06-09 14:33 来源:80后整理 网友评论 0

梁小民说,读书不为有用,高兴行;经济学也不是学以致用,经济学是经济学家的智力游戏,能够成为闲话很好。

这样说,说明他对经济学一直没入门,这一直印证了我的判断。

他指出,过去的争论已经结束,出现了“广泛的观点融合”。在现实世界中,经济学家们则相信事情已尽在掌握:芝加哥大学的罗伯·卢卡斯在2003年美国经济学会的主席致辞中宣称,“防止经济衰退的核心课题已经攻克”。2004年,当时在普林斯顿任教、如今担任美联储主席的本·伯南克提出,过去20年间经济波动的“大缓和”值得庆贺,他本人也从改进经济政策制定的角度为此作出了贡献。

然而到了2008年,这一切都烟消云散了。

在我看来,经济学家这个行当之所以误入歧途,原因在于经济学家们总体来说错误地用漂亮的数学模型所装饰的美代替了对真的追求。

尽管胡佛研究所资助的学术假期和华尔街提供的工作机会都不可小视,但经济学研究遭遇失败的核心原因还是在于,这个领域过于强调无所不包的、追求精美的方法,过于希望给学者们提供炫耀自己数学天赋的机会。

,“新古典经济学”(neoclassical economics,这个术语来自19世纪后期那些把“古典”经济学家的思想提升为精炼的理论的学者)的基本假设还是说,我们应该对体制充满信心。

不过,这样的信心却被大萧条给粉碎了。当然,即便是面对全盘崩溃的局势,仍然有某些经济学家坚持认为经济中发生的一切都是绝对正确的,例如,约瑟夫·熊彼在1934年(那是什么年代!)还宣称,“萧条不能被简单地当成坏事”,而是“某些必须要做的事情的表现形式”。但当时的许多(最后是大多数的)经济学家却接受了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看法,去寻求对当时现实的解释和未来衰退的解决办法。

凯恩斯是希望修补资本主义制度,而非取代之。不过他的确挑战了自由经济可以在没有看护人的情况下正常运转的观念, 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应该认识到凯恩斯的贡献绝不仅限于提出大胆的主张,他的《通论》是本带有深刻见解的著作,其中的分析折服了当时那些最杰出的年轻经济学家。然而,过去半个世纪以来的经济学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却是在讲述一个从凯恩斯主义的立场撤退,回归新古典经济学的故事。新古典的复苏最开始源于芝加哥大学的米尔顿·弗里德曼,早在1953年,他断言新古典经济学对于实际经济运行状况的描述“既能结出极其丰硕的成果,又值得完全的信任”。只是关于经济萧条的问题呢?

这个学派却强调说,要防止经济衰退的发生,采取些非常有限的政府干预形式足够了,具体来说,是通过中央银行的操作来使一个国家的货币供应量(流通中的现金和银行存款)保持稳定增长。一个很著名的论点是,弗里德曼和他的合作者安娜·施瓦茨(Anna Schwartz)提出,假如美联储的工作做得足够好,大萧条本来不可能发生。弗里德曼后来还引人注目地反对政府将失业率压缩到“自然水平”(在目前的美国被认为是4.8%左右)之下的任何有意而为的努力:他预测说,过度的经济扩张政策将导致通货膨胀与高失业率同时降临——这一预测被1970年代的滞涨所证实,从而极大地提升了反凯恩斯主义运动的声望。

但最后,反凯恩斯主义运动却远远超出了弗里德曼本人的立场,与其继承人的言论相比,弗里德曼的观点甚至会显得相对很温和。在金融学家们那里,凯恩斯将金融视为“赌场”的轻蔑被“有效”理论所取代,这一理论声称,金融对资产的定价总是真实地反映着既有的信息。同时,许多宏观经济学家在分析经济衰退的时候也完全抛弃了凯恩斯的框架。有的人回到熊彼及其他大萧条的辩护者的立场,把萧条理解为好事,是经济体为了适应变化所做的调整的一部分。即使是那些不愿意走得过于极端的人也认为,对抗经济衰退的任何尝试所起的作用都会弊大于利。

有关金融的研究却似乎被伏尔泰笔下的潘格罗斯博士(Dr. Pangloss)所支配了,这位博士坚持认为,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是所有可能的选择中的一个。有关投资人的非理性、泡沫、破坏性投机的讨论在学术界完全消失,这个学科被“有效假说”所统治,其含义是金融上的资产价格完全是公众可以获得的所有信息反映出来的内在价值,其发布者是芝加哥大学的尤金·法玛(Eugene Fama)。例如,给定某公司的盈利水平、商业前景等各内容的信息,股票价格总能准确反映该公司的价值。到1980年代,以哈佛商学院的迈克尔·詹森(Michael Jensen)为代表的金融学家们又提出,由于金融总是能正确地定价,因此,公司领导们所能做的的事情(不仅是为了他们自己也是为了整个经济)应该是使自己公司的股票价格最大化。换句话说,金融学家们相信,我们应该将一个国家的资本运转交到凯恩斯所比喻的“赌场”的手中。

,的确,对于1929年的记忆在逐渐消退,但牛市依然不断出现,过度投机的传说盛行,然后又是熊市的到来。例如在1973~1974年,股票价格曾下跌了48%。而在1987年的股灾中,道琼斯指数又因为不明所以的缘由在一天之内下挫了近23%,这些事件本来应该使人们对的理性产生某些疑虑。

但事实上,这些凯恩斯或许会认为能证明的不可靠的重大事件,却丝毫没有弱化一个优美的理论观念产生的巨大力量。金融学家们在每个投资者都会理性地平衡风险与回报的假设基础上建立起了一个理论模型,也是所谓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ital Asset Pricing Model,CAPM)。它非常精美,而且假如你接受其假定,这个模型的用途也会极其广泛。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不但能告诉你该如何选择投资组合,而且从金融业的角度来看,更重要的一点是它能告诉你该如何对衍生产品(对收益权的权利)定价。这个新理论的优美征和显著的实用性给其创立者们带来了一系列诺贝尔奖,该理论的许多专家还获得了众多较为世俗的奖励:借助新的模型和强大的数学技巧——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更高级应用需要物理学家层级的运算能力——温文尔雅的商学院教授们得以跻身华尔街的高级技术人才之列,也拿到了华尔街层级的薪酬。

当时担任美联储主席的艾伦·格林斯潘,他在很长时期以来一直是放松金融监管的支持者,他之所以拒绝限制次级贷款和控制不断膨胀的房地产泡沫,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出自现代金融学对的一切尽在掌握的迷信。2005年发生过一件很能说明问题的事情,在庆贺格林斯潘在美联储任职的研讨会上,某位勇敢的、名为拉古拉迈·拉詹(Raghuram Rajan,令人惊讶的是他也来自芝加哥大学)的来宾提交了一篇带有警告性的,说当时的金融体系已接近危险的风险水平,却遭到了几乎所有在场人士的嘲笑。顺便说一下,其中包括萨默斯,他说拉詹的警告都是“误导”。

然而到2008年10月,格林斯潘却承认他陷入了“难以置信的”震惊之中,因为原有的“整个理论大厦”都已“坍塌”。由于这一理论大厦的坍塌同时伴随着真实的崩溃,结果自然是严重的经济衰退,从许多指标上看,我们目前遇到的都是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一场衰退。政策制定者们该如何行动呢?不幸的是,本来应该为应对经济滑坡提供明确指导的宏观经济学自身也陷入了迷惘。

40年前,大多数经济学家都会同意这个解释,但自那之后,宏观经济学便分流成两大派系:一派是咸水派经济学家,主要来自美国东海岸的大学,他们或多或少支持凯恩斯有关经济衰退的解释;另一派是淡水派经济学家,主要来自内陆的大学,淡水派经济学家在本质上是纯粹的新古典主义者,他们认为所有有价值的经济分析都源自人们是理性的和能发挥作用的前提他们认为凯恩斯的观点毫无价值。

淡水派经济学家在本质上是纯粹的新古典主义者,他们认为所有有价值的经济分析都源自人们是理性的和能发挥作用的前提

淡水派经济学家们说,表面上看到的现象可能具有欺骗性。在他们眼中,精巧的经济学已证明需求的全面萎缩不可能发生,这也意味着实际上并没有发生。芝加哥大学的科克莱恩说,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

然而经济衰退的确是发生了,那又是为什么呢?在1970年代,淡水派宏观经济学家的领头人、诺贝尔奖得主罗伯·卢卡斯提出,衰退是由于短期的认识上的混乱所致:因为工人和企业都难以分辨自己面临整体价格膨胀或萎缩还是他们所处的定产业领域的价格变化。卢卡斯还警告说,任何试图抵消经济周期的努力都将适得其反,他认为积极主义的干预政策只会加剧人们的混乱感觉。

不过到1980年代,许多淡水派经济学家甚至把这非常有限的承认衰退是坏事的观点也给抛弃了。该运动的新的领导者,尤其是当时还在明尼苏达大学的爱德华·普雷斯科(Edward Prescott,你可以从这些大学的位置猜到淡水派这个称号的由来)提出,价格波动和需求变化其实与商业周期无关,周期所反映的乃是技术进步的速度的波动,它由于工人的理性反应而被放大,当环境较为有利的时候,工人们会自愿地增加工作量,当环境不利的时候则相反。因此,失业是工人们在支配自己时间的时候所作的有意识的决策。

坦率地说,这个理论初看上去实在很愚蠢——难道大萧条真的是大休假?而且我还要实话实说地承认,这个理论实际上也的确如此。可是,普雷斯科的“真实商业周期”理论的基本前提却嵌入了那些精心构筑的数学模型中,利用复杂的统计技术来模拟真实数据,并且统治了许多大学的宏观经济学课堂。2004年,鉴于这一理论的广泛影响,普雷斯科与卡耐基梅隆大学的费恩·基德兰德分享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在此期间,咸水派经济学家们却止步不前。淡水派经济学家属于纯理论派,而咸水派的人则是实用主义者。哈佛大学的格利高里·曼昆、MIT的奥利弗·布兰查德及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大卫·罗默(David Romer)等人一方面承认,难以将凯恩斯从需求角度提出的对经济衰退的解释同新古典理论调和,另一方面却发现,因需求导致的经济衰退在实际证据方面无法排除,于是他们便打算通过偏离完美或完美理性的假设,加入足够多的缺陷来或多或少容纳凯恩斯对衰退的观点。于是在咸水派学者们看来,利用积极的政策干预来应付衰退依然是必要的。

在庆祝米尔顿·弗里德曼90岁生日的时候,当时身为美联储董事会成员的本·伯南克是这样评论大萧条的:“您是对的,那场萧条是我们造成的,我们对此非常抱歉。但多亏您的帮助,这样的灾难再不会重演了。”他传递了明确无误的信息,只需要一个更明智的美联储,经济衰退即可避免。

只要把宏观经济政策统统交给格林斯潘这样的大师,而不需要凯恩斯主义的财政刺激计划,淡水派经济学家们没有太多可抱怨的。他们虽然不相信货币政策有什么好的影响,但同时也不相信货币政策会造成什么破坏。

需要一场深刻的危机,我们才会看到这两个派别的理论共同点其实是多么少,以及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曾变得多么狂妄自大。

在近来的悔恨交加的经济学讨论中,出现了一个万能的妙语:“没有人能够预测……”可这场灾难本来是能够预测也应该预测到的,而且也有几位经济学家确实预测到了,他们当初的努力所遭遇的都是嘲笑。

当我们重新阅读格林斯潘起初的论述的时候,会吃惊地发现它们并不是建筑在证据的基础上,而是源自根本不可能存在房地产泡沫的命题的自我演绎。金融学的理论家们对此问题则表现得更为顽固,在2007年的采访中,有效理论之父尤金·法玛宣称,“‘泡沫’这个词让我发疯”,然后继续解释说,我们完全可以相信房地产的理性:“房地产的流动性较差,不过人们在购买房产的时候却都非常仔细,这通常是他们要做的最大的投资项目,因此会认真调查,比对价格。讨价还价的程序非常详细”。

实际上,购买房屋的人通常的确会仔细地比对价格——他们会比对潜在购买对象和其他房屋的价格。但这样的比对并不表示整体的房屋价格是否合理。这又是一个调味番茄酱经济学的例子:鉴于两夸脱装番茄酱的价格正好是一夸脱装番茄酱的两倍,金融学理论家们便宣布说,番茄酱的价格肯定是合理的。

简单地说,对于有效金融的迷信让众多经济学家对历史上最大的金融泡沫的膨胀出现了失明。有效理论还在最初鼓吹起泡沫的过程中发挥了显著的推波助澜的作用。

如今这场未被有效预诊的泡沫已经破灭,以前认为是安全的资产的真实风险水平也被揭示出来,金融的脆弱性暴露无遗。美国有13万亿美元的家庭财富蒸发,失去了超过600万个工作机会,失业率看起来要提升至194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那么,现代经济学对于我们当前的困境能有哪些指导呢?我们是否还应该相信它?

在1985~2007年间,宏观经济学领域出现了一段虚假的和平。在咸水派和淡水派之间并没有任何真正的观点融合,但那段时间是宏观经济大缓和的年代,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通货膨胀率较低,经济衰退的规模较为平缓。咸水派经济学家们相信美联储已经掌控了一切,而淡水派经济学家们虽然不认为美联储的行动有什么实际的益处,但也愿意任其自然。

危机终结了这场虚假的和平。突然之间,两派能够接受的狭窄的政策操作空间不够用了,需要采取更为广泛的政策措施,古老的争端由此化了,激烈程度前所未有。

面对通常的经济衰退,美联储的应对办法是从银行那里购入美国国库券——短期的政府债券。这样的操作将使政府债券的收益率降低,让追求更高回报的投资者转向其他资产,从而导致其他资产的利率也相应下降。通常来说,利率的降低最终将促使经济反弹。例如,美联储在应对1990年的衰退时曾将短期利率从9%压低到3%,在应对2001年的衰退时将利率从6.5%压低到1%,在处理当前的危机时则将利率从5.25%降至零。

因为在零利率附近的时候,投资者会把现金储蓄起来,而不是将其贷出去。于是到2008年后期,随着利率达到宏观经济学家们所说的“零利率约束”的水平,衰退仍在加深,传统的货币政策已失去了作用。

凯恩斯的思路正是奥巴马政府经济政策的基础,于是淡水派经济学家们对此非常愤怒。在之前的25年左右的时间里,他们容忍了美联储干预经济的努力,但凯恩斯主义的全面复活则是完全不同的事情。卢卡斯在1980年的时候曾写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是如此滑稽,“在研讨会上,人们已不再严肃地对待凯恩斯的理论,听众们会开始相互谈笑和耳语”。要承认凯恩斯在很大程度上的正确性,对他们毕竟是个耻辱的失败。

于是,芝加哥的科克莱恩对于通过政府支出来缓解最大规模的衰退的说法大为恼火,他宣称,“自1960年代以来再没有人给研究生上过这内容的课,凯恩斯主义的观点已经被证明是虚构的童话。实际上在普林斯顿、MIT和哈佛的教室里一直在传授。

同时,曾经安慰自己说宏观经济学的分歧正在缩小的咸水派经济学家们,却吃惊地发现淡水派经济学家们根本不了解自己的主张。那些猛烈抨击财政刺激计划的淡水派经济学家好像不是仔细读过凯恩斯主义的观点,然后才指出其不妥,而是显得对凯恩斯经济学的内容完全没有概念,他们实际上是在重述1930年之前的谬误,还以为自己在谈什么新鲜而深刻的东西。

而且,被遗忘的还不只是凯恩斯的思想。像德龙在为芝加哥学派的“学术上的崩溃”的哀悼中所指出的那样,这个学派目前的立场也完全抛弃了弗里德曼自己的思想。弗里德曼相信,可以利用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而非政府开支的变化来稳定经济,但他从来不曾断言,在任何情况下政府支出的增加都不能促进业。事实上,重新读一下弗里德曼在1970年对自己思想的总结《货币分析理论框架》(A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Monetary Analysis),你会惊讶地发现其内容非常接近凯恩斯主义。

此外弗里德曼肯定从未产生过“大规模失业代表着工作努力的自愿减少”,或者说“衰退对经济实际上是好事”之类的想法。可是当前的一代淡水派经济学家们却秉持这两论调。因此,芝加哥大学的卡西·马里根(Casey Mulligan)才会提出,失业率如此高的原因在于许多工人选择不参加工作:“员工们面临着促使他们不参加工作的经济激励……业的减少更多地可以通过劳动(人们的工作意愿)的减少而非劳动需求(雇主需要雇用的员工人数)来解释”。具体来说是,马里根认为工人选择不业的原因在于这能增加他们获得按揭贷款救助款的机会。而科克莱恩则宣称,失业率太高实际上是件好事:“我们应该来一次衰退,那些在内华达州敲钉子的人们需要另外找些事情做” 我个人认为,这样的论述实在太疯狂。即使想让木匠们离开内华达州,难道需要全国范围的大规模失业?有什么人能够严肃地证明,我们失去了670万个工作机会,只是因为有更多的美国人不想出来工作?当然,淡水派经济学家们将会不可避免地将发现自己走入死胡同:如果你一开始假定人们是完全理性、是完全有效的,那必然会得出失业都是自愿的、而衰退有益的结论。

危机在将淡水派经济学家们推向荒谬的同时,也让众多咸水派经济学家开始了找回灵魂的旅程。与芝加哥学派的体系不同,他们的理论框架既有非自愿失业存在的空间,也将其视为社会的弊端。可是,当前统治着教学和研究的新凯恩斯主义模型却假定人们是完全理性、金融是完全有效的,因此为了将当前的经济衰退纳入分析模型,新凯恩斯主义者目前被迫引入某些类型的经验系数(fudge factor),以反映由于未确定的原因所导致私人开支的暂时缩减(我自己的研究也做了类似的尝试)。但假如对我们所处现状的分析依赖于这些经验系数,那么关于未来走向的预测,我们又能对那样的模型抱有多大的信心呢?

用一句话来概括,宏观经济学的现状并不好。接下来这个学科将去向何方?

标签: 凯恩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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