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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恒甫为什么要做中国的堂.吉诃德?_经济学家高连奎

2018-06-26 19:12 来源:80后整理 网友评论 0

文|李光敏 摄影|杨森林

10月下旬,中央财经大学中国经济与管理研究院(CEMA)院长办公室里空无一人。经济学、数学英文原著,文、史、哲各类书籍在办公桌上堆成了山。最显眼处,是一套离开前已经拆封翻阅的全三册《南渡北归》,该书描绘了抗日战争时期流亡西南的知识分子的命运和学术追求。书旁摆着一盆初长成的君子兰,这是今年教师节CEMA十几名博士生联合给他们的老师邹恒甫先生送的。翠绿的叶片上附着张简易的红色贺卡,上书“邹老师,节日快乐”。

邹恒甫还没有看到这份学生们精心准备的礼物。自8月底离京后,邹恒甫至今没有回来过。在美国华盛顿的家中接受《人物》记者电话采访时,被问及何时回京,他回答,“在等官司的公示”。

8月31日,因微博爆料“北大院长奸淫服务员”,邹恒甫被北京大学以“侵犯名誉”为由正式起诉至北京市海淀区法院并获立案。这是邹恒甫始料未及的,他坦言对北大要打官司感到万分惊讶却又荣幸之至:“我以前说腐败、贪污的事情都没人管,现在这么点一下生活作风问题,却引起这么大的关注。”他操一口口音浓重的湖南普通话,大胆臧否人物一如往常,不时哈哈大笑,连称“太好玩”、“太过瘾”。“那么大的一个北大,挑战我一个小萝卜头邹恒甫,这是史无前例的,这是我的光荣啊。”他的口头禅是“太好玩”,他别希望有人能够跟他将游戏进行下去。

位于北京学院路的中财校园很小,散步时,不到20分钟,邹恒甫先生便可以绕校园一圈。但唯在这里,他得到了最大的办学自由—在邹恒甫看来,无论资金,还是办学理念,中财校方对他的支持可谓“毫无保留”。2008年4月5日,邹恒甫的夙愿终于达成—中国高等研究院(CIAS)在中央财经大学成立。其时,他正因与北大光华的纷争而备受质疑,这场风波至今硝烟未尽。除了少数几个朋友偶尔聚会,邹恒甫不参加任何应酬。他每天除了做研究、上课,是睡觉、吃饭、遛狗、散步,有时候一个人,有时候叫上他的学生罗长林。心里有事时,邹恒甫即便服用安定,还会整夜睡不着觉。“学校的会议他好像都不参加。要让他乖乖地坐在一个姓名牌后面,他受不了。我印象中他参加的会只有两个,一个是教师职称评定的会,一个是学校的毕业典礼。即便这会,之前他也会紧张,头一晚睡不着觉。”罗长林说邹恒甫非常厌烦这些场合。

另一方面,罗长林却发现邹恒甫乐于和普通人交流并从中获得乐趣:遇到环卫工人整理枯草,邹恒甫会跑过去,抢过人家的耙子,兴致勃勃地帮人家把整片草地收拾干净才罢休,还连称“我也是农民出身”;夏天看到有人在路边河里游泳,他会脱了衣服,穿着裤子跳进去;高兴的时候,他会手里拿根青草,伴着节拍哼些《东方之珠》、《女人花》之类的老歌。

小区太小,他有时候遛狗会串到隔壁小区去。保安们见这位总是穿同一件条纹Polo衫的卷发男人整天无所事事,有些瞧不上他。他却一点不计较,熟了,还老去跟保安们斗地主玩。邹恒甫不好意思赢保安们的钱,总是每次带两百块,输完回家。

在一个三四个朋友聚会的场合,邹恒甫直言,比起人,他更愿意跟狗打交道。“狗哪儿有人那么多心眼?”在中财和美国华盛顿的家中,他分别养了一条狗,一条叫牛顿,一条叫爱因斯坦。和《人物》记者多次的越洋通话中,总有狗吠相伴,而电话那边邹氏风格的骂声更是滔滔不绝。有时他会突然停顿一下,说“狗和孩子都睡着了”。记者抱歉地想结束通话,可邹不允,关于他这一生经历过纠缠过痛骂过的人和事,他得说痛快骂痛快了才过瘾。

同学们都不喜欢我,因为我比他们成绩都好

自少年时代,邹恒甫立志当一名老师。如果历史的车轮顺着“文革”继续向前,邹恒甫中学毕业后若没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他要上山下乡。命运的转折恰巧在他高中毕业那一年出现:1977年底,高考制度恢复。不少老三届的学生在“文革”中浪费了10年光阴,他却刚刚好,赶上恢复高考的“头班车”。1978年2月,当来自湖南岳阳华容小镇的少年邹恒甫走进武汉大学校园时,还要再过3个月,他才满15周岁,是经济学系70个同学中年龄最小的一位—他的很多同学,都已经到二三十岁的年龄,最大的一位已经32岁。

刚刚过去那个时代“斗资批修”的阴影犹在。很长一段时间,他因为被经济学专业录取感到耻辱,除了父母,没有任何人知道他将要学习这个专业。“我们都以为经济学是打算盘,不好意思告诉别人。”1978 年春,胡乔木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表,肯定价值规律和。中国经济学的春天开始到来。邹恒甫在武汉大学期间,正是中国经济学大变革的时期。当时中国经济学界有两件事情影响深远:一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大反思;二是西方经济理论的大量引进。前者以董辅礽先生为首,包括于光远、薛暮桥等一批前辈,他们大胆深刻地反思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实践,尖锐地提出自己的主张。后者则以张培刚、陈岱孙、吴纪光、谭崇台、厉以宁等为代表,他们大力引进西方主流派经济学理论。

武汉大学把最强的师资配给了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学生。经济学系更是群星灿烂,有张培刚的学生曾启贤,从哈佛回来的谭崇台、吴纪先、刘涤源,从耶鲁回国的李崇淮、周新民,从威斯康星毕业的朱景尧等一大批解放前了解西方经济学的人物。“我认为我当时很好地把握了时代的脉搏,加上得到西方经济学的熏陶,使我在同辈人中有很强的优越感。”邹恒甫说。

董辅礽有一句话让他印象十分深刻:“你们学经济学一定要学好三样东西,一是要学好数学,二是要学好形式逻辑和哲学,三是要学好英语。”在时任校长刘道玉推行的学分制下,邹恒甫获得了巨大的选择自由。很轻松地应付了经济学专业的课程之外,他几乎把所有剩余时间都用到了数学、英语和哲学专业的学习上。

“经历过‘文革’的我们这些年龄比较大的同学都在用老方法苦学专业,而邹恒甫不但专业成绩好,还涉猎大量数学、哲学和历史的西方著作,之前都在‘批林批孔’,但邹恒甫却跟我说,很多西方学者对孔子评价很高。”他一位同班同学用“天才”和“神童”形容他。另一位同学张循礼回忆,邹恒甫的厉害在于他不仅聪明,而且勤奋。邹恒甫很少参加班上的集体活动,“但因为他小,大家都能够包容他”。

在多位昔日同窗的回忆中,这位少年天才深得同学们的爱护,他自己却说:“同学们都不喜欢我,因为我比他们成绩都好。”他应当去哈佛大学,必须去哈佛大学1981年春天,南京大学有一个关于西方计量经济学的学习项目,邹恒甫因为数学基础好,被选去交流一个月。那是国内第一次正式将西方计量经济学作为一门课程引进来。在毕业时的英语考试中,邹恒甫名列全校第二,第一名和另一位并列第二的均为当时武汉大学英语系的老师。

上世纪80年代初,在与西方隔绝30多年后,中国开始每年向西方国家派出少量公费留学生。1981年,国家教育部委托部分部属重点大学选拔首批出国留学生,武汉大学是受委托学校之一。1982年,邹恒甫被推荐去比利时鲁汶大学,却因年龄太小被拒绝。随后他又申请了法国一所学校,也没有等来消息。“用我们家乡的话说,邹恒甫是最没有用的,比利时都去不了。我其实是在很风光的时候,一下子掉了下来。”邹恒甫说,他甚至做好了在国内读硕士的准备。他自己申请了哈佛的博士和威斯康星的硕士。早年留学哈佛的经济系主任吴纪先写信给他哈佛的老师列昂梯夫(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以及哈佛中国经济研究权威珀金斯,向他们推荐邹恒甫。

1983年3月1日,邹恒甫收到了来自哈佛的录取通知,却不敢告诉别人。“我一看,那张纸很漂亮,认为是假的。”直到3月7日,他收到珀金斯的亲笔信,心里才有了底,并与老师吴纪先分享了这一喜讯。5月,命运再次横生枝节—威斯康星的录取通知来了,且学费比哈佛低得多,邹恒甫被教育部批准去威斯康星。对此,邹恒甫很失望,却又无可奈何。

吴纪先给校长刘道玉打电话,称邹恒甫是他遇到的的学生,他激动地说:“他应当去哈佛大学,必须去哈佛大学。”吴纪先甚至以辞去系主任相“威胁”,希望校长说服教育部改变决定。邹恒甫没抱太大期望,他安慰吴纪先:“实在不行,我可以先到威斯康星,然后转到哈佛。”但老先生说:“不行!要一步到位。”刘道玉到教育部找蒋南翔部长斡旋,终于促成邹恒甫的哈佛之行。他的同学简新华回忆说:“因为哈佛大学的学费是别的学校的三倍,如果把邹恒甫派到哈佛大学,国家可能要减掉两个出国留学生的名额,当时国家的外汇非常少。教育部批邹恒甫去哈佛大学学习,他别高兴。这应该是他对武大、对国家别感恩的重要原因之一。”

1989年5月,邹恒甫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成为新中国成立后获得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的第一人。

以大力改革闻名教育界的刘道玉也在邹恒甫身上留下了深刻印记,邹恒甫投身学术教育之后也一心想像他的老校长那样建设自己的学术“理想国”,哪怕刘道玉是改革的失败者。

如果不是88年刘校长出事的话,我不会要这个哈佛博士啦

1987年,邹恒甫应校长刘道玉邀请,第一次回母校讲学。在他介绍现代经济学的讲座上,参与交流的老师们也分成了两派,一派支持,一派反对,有的甚至直接站起来批判他。“他们觉得我太奇怪了,怎么这样否定我们中国的经济学呢?”邹恒甫回忆说。

在邹恒甫看来,当时中国的经济学教育已经远远落后于国际水平。在与西方隔绝的几十年间,中国的学术基本是空白。邹恒甫大学时代崇敬的老先生们,都曾经走在世界前列,但数十载过去,当他们重新以一个学术人的身份走出去与国际同行对话时才发现,他们已经听不懂对方在讲什么—西方经济学早已经数学化。而在邹恒甫

首次从哈佛回来的1980年代末,虽然国内一些高校经济系已经开设了西方经济学课程,却都只是用于批判。刘道玉让邹尽快回来教授西方经济学。“如果不是88年刘校长出事的话,我不会要这个哈佛博士啦。”还在哈佛求学的邹恒甫动心了,但时事没有给他机会。“刘校长被免除职务,哇,我跑出来啦。一下子刘校长家里电话线都被拔掉了。当时家里有一个电话是了不起的。刘校长下台以后,还有好多小报告打到上层机构,检举到教育部,说他请了个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邹恒甫回来讲课。”

邹恒甫没有放弃。1991年,进入世界银行不久,他动了一个念头,想在国内组建一个先进的经济科学高级研究中心。由于当时政治环境还很紧张,直到1993年此事才有了眉目。1994年,在武大梅园的一间不起眼的小平房里,武汉大学经济科学高级研究中心正式挂牌。在揭牌仪式上,董辅礽给予自己的弟子以高度期望,他说:“在武汉大学的历史上,经济学的革命有两次,一次是1947年张培刚先生从哈佛回到了武大,第二次是现在,邹恒甫从哈佛回来了。”

邹恒甫将武大经济科学高级研究中心称为“小IAS”。1930年,美国成功的百货商人路易斯·邦伯格兄妹在普林斯顿小镇投资成立了一家名为IAS(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的研究院,历经80多年发展,IAS如今成了一个汇集顶尖学者的学术圣地,从这里曾涌现出2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另有34名教授获得过各自领域的最高奖。但两者是根植在各自不同的土壤之上的,一个根本不同是,普林斯顿IAS的宗旨是为各领域各学科的科学家提供纯粹的尖端研究场所,不受教学任务和科研资金甚至赞助商的压力。邹恒甫的IAS却远难达到这一点。

当时,中国已经逐步从计划经济转向经济,但人们的思维还未完全转化。要在经济学领域建立一套与传统经济学完全不一样的理念和研究方法,乃至成体系地推动,必然面临各阻力。中国人民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副院长龙永红90年代初开始从事现代经济学教育,在他看来,当时的武汉大学允许邹恒甫自主尝试,已经表现出很大的勇气。

忽然一下,你找到了一个秘笈

同学们都说“四无”(无钱、无教学办公用房、无师资、无教材)办学的邹恒甫是回国办学的武训,一位深悉邹恒甫办学历程的朋友却更愿意把他比作那个大战风车的堂吉诃德。在他看来,邹恒甫办学面临的很多压力,表面看是人的问题,实质上这些问题更多是体制造成的。有人给邹恒甫泼冷水,认为他做此事会费力不讨好,但他依旧坚持,要在中国办与国际接轨的经济学教育。

在一些场合,邹恒甫和同学们会为现代经济学的地位问题争得面红耳赤。他的同学认为,现代经济学确实“更符合未来的走向”,“但你要搞得都是这样的东西,那不可以”,“比如说你认为搞经济是搞计量经济,那传统经济学呢?大量搞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经济的人,他们靠这吃饭的,那也是社会绝对不可或缺的东西,你怎么能这样说呢?”“他的鲜明性格决定了他一定会碰到非常多的困难,但同时也成了他。如果他中庸一点,要照顾那边、照顾这边,可能做不到今天这样。他是根本什么都不管。”邹恒甫的同学这样对《人物》记者评价。

没钱,他向朋友们募捐。他的老师董辅礽自己掏出8000多元给中心购置了第一台空调,还发动他所有能赚钱的学生都给中心捐钱。没有教学用房,他向学校要,从梅园的两间平房到后来财务部楼上,中心多次更换办公场所。没有教材,邹恒甫自己从美国扛回大量原版经济学教材复印后发给学生。他还写好讲座、招生海报,和他的同伴一起到校园各角落粘贴。

如今回想起来,邹恒甫还是觉得那句英文谚语说得好,“The olddays are good days.”他说,自己拿钱办学最过瘾,用别人的钱办学也过瘾,但为了钱办学一点都不过瘾。

1996年,邹恒甫如愿以偿,开始招收“数理经济与数理金融”本科实验班。参照普林斯顿IAS的课程体系,所有的学生在本科四年要完成数学和经济学两个学位的学习。他从数学系请来的教授,为他们开设数学系本科全部课程;他在全国最早全部采用英文原版经济学教材。许多在美国留学的朋友都被他请到武大来给学生们上课,他们包括谢丹阳、阮志华、陈志武、周忠全、朱晓东等。当时回来讲学的学者们曾开玩笑,在邹恒甫那儿讲课,是要“放血”的,不仅没有分文讲课费,往返路费也要自己负责。一贯以自我为中心的邹恒甫说起这段也有些唏嘘:“胡祖六说我们当时是靠雁过拔毛、靠剥削朋友的友谊办起来的。”

邹恒甫把业余时间都给了IAS。一位深悉邹恒甫办学历程的朋友回忆:他印大量的公益性的材料,大家都可以看,世界银行那些不花钱的材料,他是往回背啊。他对办教育是这样一状态,很痴迷的状态。每次回国,虽然世界银行给他报销回国的商务舱机票,但为了省钱,他通常都选择从北京站15个小时到武汉。2007年,邹恒甫备受质疑之时,在美国耶鲁等名校留学的18位IAS学生写信支持他们的“邹老师”,信中详述了这位哈佛博士兼世界银行官员坐火车的细节:“从1990年到1998年,您坐飞机头等舱一到北京,便改火车站票去武汉。我们帮您扛书箱子,但您比我们更有力量。您同我们一起在拥挤不堪的硬座厢里打拱猪牵羊,起一张牌和出一张牌都同我们鞠躬……每次,我们都挤在硬座厢的厕所旁,受尽了来往客人和列车服务员的白眼……”“站票,一个座位都没有,一直站到武汉大学。这一定要省,实际是在为教育省钱。他确实能省下一切的服务、待遇,为什么呢?为了__这个教育。” 曾经在北京接待过邹恒甫的一位朋友说。

IAS带来的现代经济学的清风,吸引了武汉乃至全国各高校有志于经济学研究的老师和学子。北京师范大学经管学院教授、当时在武汉大学商学院攻读博士学位的尹恒这样描述IAS带给他的影响:“好像一个练武功的人,练了一辈子武功,却苦于上不了层次,在江湖上面被人打得东奔西走,忽然一下,你找到了一个秘笈—那是那个时代的武功秘笈。”

邹恒甫从国外带回来的“武功秘笈”也的确惠及了一代人。尹恒告诉《人物》记者:“毫不夸张地说,我们这一代搞经济学的学者,很大一部分人的现代经济学核心教材和原版著作的信息,是受到那个时候武大IAS的引导的,或者说直接来源于IAS。”

这个专业是搞死人的专业

在武大IAS,邹要求学生们第一学期修初级经济学,第二学期修中级经济学,用以熟悉经济学英文教材,大二开始上高级经济学课程。所谓高级,即国外一流学校的硕士生、博士生教材。同时学生们还要兼修相当数量的数学课程,包括英文原版的数学分析原理、动力系统、时间序列分析、拓扑学等等。据数理经济与数理金融实验班的学生回忆,大一时,学生宿舍几乎没有人是两点以前睡觉的。初上大学的人都比较迷茫,邹恒甫的学生尤其如此。“他可能自己觉得理论很重要,但他没有让我们真正明白。”一位武大IAS的学生回忆,有些年,邹恒甫乐于从美国打长途电话给他的学生们。在男生宿舍,他会让人把实验班所有男生都召集到一起,按了电话免提,他便开始给他们“上课”。主题不外乎两个,除了批评国内的经济学教授们,便是告诉学生们要专心学术,不要去ZF,不要去投行“摸钱”。曲高和寡在所难免。学生们听完,精神短暂振奋,但平时接触的人、面临的话题都太实际。久而久之,电话那端滔滔不绝的时候,电话这头渐渐意兴阑珊,只偶尔有人凑近电话机“嗯嗯”回应两声,以示有人在听。

2001级实验班上八十多个同学,继续留下来念硕士的,只有二十来人,其余要么本科毕业便找了工作,即便读研也去了别的学校或别的专业。“因为他们知道如果继续留下来读研的话,会继续本科时代的高‘压’生活。”2001级实验班学生曾辰航说。

也有坚持下来的学生们,是后来才领悟到武大那几年辛苦对他们的意义。2000级实验班的李三希后来进入法国图卢兹经济学院,经过第一年的淘汰机制,班上四十多人只留下了十来个,李三希是其中之一。“我们比较有优势,在那儿学的那些东西,我们本科学过了,所以我学来很轻松。”李三希说。

1998年8月,在中山大学,邹恒甫见到了时任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助理的张维迎。彼时,武汉大学国际数理经济与数理金融实验班已经步入正轨。张邀请邹到光华办一个与之一模一样的班,初定由邹管宏观经济学,张管微观经济学。

在邹恒甫报到后,光华管理学院新增了一个系—应用经济系,“我只想当个班长,但张维迎硬让我当系主任”。邹恒甫要求老师们都用他指定的英文高级教材,且必须用英文授课,“他们都受不了,都跑掉了,我变成孤家寡人了”。实际上,他也几乎不给原光华的教授排课,因为“他们水平都不行”。邹恒甫决定另起炉灶,他将在武汉大学办学时的人马全部拉到了光华,同时去北京大学数学系、中国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找老师来上课。

“当时张维迎是挺我的,他要利用我把光华神气跋扈的教授都打压下去,我确实做到了。”邹恒甫“哈哈哈”笑着回忆他和张维迎 的“蜜月期”。

按照课程设置,该系学生必须修满经济学和数学两个学位的课程。研究生培养计划随之改变,很多课程学生们必须重新学方能毕业。1998级的博士生则可能面临无法毕业的尴尬境地。他们在邹恒甫的课堂上把他围住,险些打起来。“我说原来的计划是别人制定的,现在我是新的系主任,你们必须听我的。他们说我不对,我说那你们把我搞死啊。他们都要疯掉啦。”邹恒甫说,“后来所有本科生都不愿意考我们的这个专业,知道我们这个专业是搞死人的专业。”

我把别人的既得利益都搞掉啦

在武汉大学,资金的问题一直困扰着邹恒甫。为了让优秀的学生专心做学术,他在IAS设置了比其他学院高得多的奖学金,最高可达10万元以上;他想请国际一流的大师都到武汉大学讲课,但多数人收费不菲;IAS的课程需要教师具有极好的数学与英文基础,原武大经管院老师在他看来大多不能胜任,他只能到数学系另请老师,实在不得已,只好请博士带硕士,硕士带本科。这些,都不是学校给予的有限经费和他个人募捐能维持的。最艰难的时候,眼看过两天要发工资了,邹恒甫还没搞到钱。

2001年,武汉大学商学院有关领导到光华考察其在全国率先开办的EMBA学位项目,有人建议武大也开办一个。但由于原因,商学院并未马上启动。2002年,邹恒甫牵头做了一个EMBA项目培训方案,请了一批国际上的知名教授前来授课,正式开始招生。邹恒甫说,2002年至2005年,是武汉大学EMBA最火爆的时候,他把几乎所有国际上的应用学、管理学、会计学大师都搬到了武汉大学。除郎咸平、张五常曾到武汉大学讲过一两堂课外,武大EMBA项目几乎不请国内学者讲课,武大商学院的教授们自然也被排挤在师资队伍之外。

“我把别人的既得利益都搞掉啦。”这一点,邹恒甫非常清楚。邹恒甫认为,武大EMBA对北大、清华和长江商学院等都是个巨大打击。武汉大学EMBA拥有高水平国际师资队伍,却收取比它们低得多的费用。“显然,这对于原来的利益格局构成非常大的冲击。”一位与经济学界诸多知名人物交往甚深的商界人士对《人物》记者直言,邹恒甫高薪邀请国外学者授课,而不给国内学者机会,必然导致一些人不满。

眼看办学的掣肘因素都被突破了,2004年,邹恒甫却一下子_陷入人生中最灰暗的时光。那年夏天,邹的哈佛校友、世界著名经济学家,57岁的让·雅克·拉丰,55岁的杨小凯,还有他的老师董辅礽,都因患癌症永远离开了他。他们都曾在他生命的不同时段照亮他,并一直陪伴他。杨小凯是邹恒甫多年至交,他和另两位一起,始终支持着邹恒甫在武大的办学事业。武大EMBA中心有三个联合主任,除了邹恒甫,另两外便是董辅礽和拉丰。拉丰得知自己患癌症后,打电话给邹恒甫:“恒甫,我再也不能帮助你了,我再也不能帮助武汉大学EMBA了,我再也不能帮助中国了。”

与此同时,EMBA办学中巨大的经济利益,使邹恒甫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质疑。有人认为,邹恒甫让自己的亲妹妹邹三毛打理EMBA的一些具体事务,是为了从中牟利。他的一位朋友回忆,最初邹恒甫拿回的资料遗失率别高,“他给我讲,他要叫三毛去帮他看住,不让人动手脚”。香港科技大学经济系主任谢丹阳在一篇《谢丹阳品邹恒甫》的中回忆,一次他到武汉大学讲学时,邹恒甫说中心的账目很让人费解,准备请妹妹三毛来管。他警告(邹)三毛:“你要是做任何违规的

事,你是坑了你哥。”

邹三毛由此被卷进日后的一些争议中。她被质疑在国内有5套商品房,还开高级轿车。邹在2007年8月底专门发博客澄清,称自己妹妹只有一套公寓,她的车也只是IAS的公用车,很多时候,他妹妹扮演的是司机的角色。他的多位朋友都认为,以邹恒甫的性格,他本不愿沾染EMBA这样的事情。邹恒甫称,他在武大之所以钟情于EMBA,唯一希望的,是拿EMBA的钱把国际上一流的经济学、法学、哲学、历史学大师都请到武大来讲课。

EMBA解决了困扰邹恒甫的经费难题。一直以来,财权都集中在武汉大学,跟商学院没任何关系。但好景不长,2005年,由于EMBA学位批准的权力被放到了商学院,武大EMBA项目被收归商学院管理。IAS“数理经济与数理金融系”也被拆分到经管院不同的系。2005年8月,邹恒甫被任命为武汉大学商学院副院长,傲气的他拒不上任。他黯然离开武汉大学。“2005年,我在那儿吃了餐饭,不再理睬他们了。他们也觉得很奇怪,我怎么不斗了。我不是为了钱才斗争的,而是想用那个钱来办学。只有你们这些窝囊的人想要那个钱,那我让你们搞钱去吧。所以我把人全部带到了中央财经大学和北京大学。在北京大学我没讲过一堂课的EMBA,我反感那个东西。”邹恒甫说。

在武大,邹恒甫连续4年评博导,都被告知卡在了投票环节。一位与邹恒甫交往数十年的朋友认为,如果国内的大学教授像美国的哈佛、耶鲁教授一样,有政治地位和学术地位的话,邹恒甫会是很重要的中心人物。但是,“当整个评价指标是一个行政指标的时候,邹恒甫,对不起,你是一个另类”。外间人评价邹恒甫办学遭遇的挫折,多以为他不懂中国国情。

但真正了解他的人并不这么看。一位跟随他多年的身边人在发给《人物》记者的邮件中说:“很多人不相信,社会上真有他这敢于不管不顾地指出‘皇帝没有穿衣服’的人。因为在中国这个社会,多数人到他这个位置,是完全可以混得呼风唤雨、无所不能的。他是何苦呢!他是真不懂吗?中国的人情世故他能不知晓?当然,也可以说他确不知晓,因为他从心底里完全拒绝这‘人情世故’。”

一起办学的伙伴相继离去,办学又受重挫,“我一个人斗不下去了”,邹恒甫回忆。那个时候,嘴上一向藏不住事儿的他却把所有灰色的情绪埋在心里,他与武大的矛盾远没有后来与北大的纠纷那样闹得沸沸扬扬。“你知道丁学良怎么跟武大领导说的吗?把邹恒甫搞走,你把一个跨国公司变成了一个乡镇企业。我可以走,离开武大,悄悄的,因为她是我的母校,我不说她。”

简新华认为邹是有中国情结和武大情结的人,“你可能看了很多报道,他尽管骂这个骂那个,说这个说那个,但是好像没骂过武大”。

骂我的人都学我

今年5月,邹恒甫五十大寿,在国内有教职的学生们集体给他过了一个生日。他在饭前作了简短发言:“今天是谷雨,也下雨了,下雨好。今天谷子也很多。你们都是谷子,不一定是子。子不多也不要紧,有一粒两粒行了。”学生们都明白,他说的子,是指学术的子。

邹恒甫当年播下的子不少已经发芽、成长,并在各高校推动与国际接轨的现代经济学教育。2004年,著名经济学家、时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的林毅夫在写给世界银行研究部主管Reinikka教授的信中,这样评价邹恒甫:“从1992年开始,他利用自己的个人时间和基金在武汉大学极好地推广了现代经济学教育……自成立至今,这个专业已经培养了数千名毕业生,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前往美国顶级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其中一些人在获得博士学位后已经归国任教。让人兴奋的是,他们中一部分人已经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的卓越学者。”林毅夫认为,邹恒甫为中国经济学教育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已经超过了其他任何人和机构”。

林毅夫晚邹恒甫两三年在中国开始办学,从这个层面而言,二人当有很多惺惺相惜之处。只是,由于各自经历的不同,两人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推动方式。相比林毅夫的“四平八稳”(邹恒甫语),个性鲜明的邹恒甫选择了更彻底、激进的方式。

他在电话里跟《人物》记者提起鲁迅的《无声的中国》,鲁迅写道:“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来调和,愿意开窗了。”

除创办武汉大学IAS和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系外,邹恒甫不遗余力地在各地高校推广他的办学模式。在外界的质疑中,邹恒甫办学有“贪多嚼不烂”的嫌疑。多位他在武大亲密的合作者以及武大IAS的学生在接受《人物》记者采访时,也都总会设想:假如邹恒甫顺着“把IAS办成中国现代经济学教育的黄埔军校”的路子走下去,IAS不会陷入被很多后来者超越的境地。但当回首来路,不难发__现,邹恒甫日后办学在全国“遍地开花”,并非他主动所为,那只是他一路尝试却又一路受挫后被动出走导致的结果。

邹恒甫也享受着“很多人骂我,但他们都学我”的乐趣。到北大光华后,邹恒甫发现了远超于在武汉办学的影响力。他自豪地宣称:“我彻底地改变了北京高校的经济学教育理念,包括北京大学经管学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他们都学我,这在武汉大学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2003年,龙永红提议在中国人民大学开办经济学数学双学位班,很快得到经济学院的回应,主管教学的校长主抓相关工作。龙永红说,这一路远比邹恒甫当初顺利,却与邹一直以来的坚持紧密相关。此外,同为哈佛校友的钱颖一2002年在清华,田国强2004年在上海财经大学,以及很多其他高校经济学领域尝试的教育改革,也多遵循邹创立的模式。

邹恒甫到处帮人办学也产生了一些他始料未及的影响。“一个是说你的精力是不是分散了。另外,涉及一些经济类的奖项、一些学科的排名时,学校之间是竞争性的。从单个学校的角度来考虑,你支持了别的学校,势必对这个学校的利益造成影响,冲突会产生。”龙永红这样分析。

在2007年给邹恒甫的邮件中,张维迎表示,除了武汉大学和世界银行外,希望邹恒甫不要再在任何其他机构担任职务。被光华解聘事件发生后,邹恒甫猜测,也许自己2005年起开始在中央财经大学办学,真正“引起了张维迎和学校领导很大的反感”。但他当时没想那么多,他一心想的是,“先解放全中国,最后解放武汉大学”。2007年6月,一封邹恒甫写给时任教育部长周济的信,使北大辞退邹恒甫演变为一个公共事件。

双方争执的焦点集中在工作量上。张维迎认为邹恒甫2002年后的表现不符合学校对一位教授的要求。邹恒甫在信和邮件中对此作出驳斥,详细列举了其自2004年后每年在北大光华的教学工作任务。他对《人物》记者表达自己的不满:“好像我给了他一座房子,他却说我还欠他一根冰棍。”

在龙永红看来,北大辞退事件使邹恒甫经历了少有的打击和挫伤。龙也是当时少数支持邹恒甫的人之一。在他的记忆里,那段时间,邹恒甫情绪相当低落。“北大这么好的一个平台,如果能够充分利用起来,对他推动现代经济学教育和研究,应该是一个大有用武之地的地方。最后他没有办法再利用这个平台。”

在2007年9月给北大人事部长周岳明的传真中,邹这样写道:“从1998年12月12日到今天,我从没有做对不起北京大学的事…… 我会永远免费地给北京大学学生上课,只要我活着,只要我有一个学生。”

邹恒甫对《人物》记者说:“我自己认为我是北大的,我写、办刊物,我是为北大争光。我以北大的名义在世界经济学领域发的是最多的,林毅夫都还没我多,张维迎还不到我的十分之一。而且我这精神,独立的精神、科学的精神、自由的追求,才真正是北大的。周其凤、朱善璐他们都不代表北大,张维迎更不代表北大。”邹恒甫说自己爱武大所以不骂武大,却又固执地认为自己骂北大恰恰是体现了北大精神:“孔庆东写本书《狗日的北大》,为什么不?东北人一天到晚是带这口头上粗话的,跟四川人重庆人又龟儿子又锤子是一样的,四川人骂龟儿子的北大,武汉的骂**养的北大,你妈妈的**养的,蠢得要死。北京人没有他妈的三个字也是说不出话来的。那个《狗日的北大》不是说孔庆东不爱北大,而是因为他太爱北大了。”

我全都点名道姓地骂

在哈佛经历的耶鲁学者Serge Lang挑战政治学权威亨廷顿的故事,常被邹恒甫提起。为了不让支持越南战争的亨廷顿当上院士,Serge Lang专门从耶鲁到哈佛访问教书一年。他整理了1000多页亨廷顿政治学论文和著作里荒唐之处的大作,复印好后发给所有课堂里的学生。除了在课堂上,他还在MIT、波士顿大学、波士顿学院等到处开讲座,用数学证明亨廷顿的逻辑错误。忆及此,邹恒甫大呼“相当过瘾”。

在2012年6月国际经济研究数据库RePEc的排名中,邹恒甫成为唯一入列前100名的华裔经济学者,他为此在博客中以“邹恒甫雄踞全世界第96名”通告此事。这一排名依据收录在RePEc数据库的学术论文数量,论文被引用、下载次数,被引用论文的年代递延影响因素等30多项不同标准,分别制定30余不同排名,在去除最大与最小值、取调和平均值后,即获得世界经济学家排名。邹恒甫常常说自己和林毅夫是三流经济学家,国内其他经济学家大多“不入流”,也多依据于此。中国著名海归经济学家几乎被邹恒甫骂了个遍。他骂海归们“绝大多数”都是“欺骗中国人民”,“到国外很老实,一回到国内开始癫狂,开始装大”,并多次点名骂 “三纲五常”(樊刚、易纲、胡鞍钢、张五常)、张维迎、林毅夫、海闻等。邹恒甫还调侃轮流坐庄的“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会长”是一群入不了美国经济学主流的留学生自己“过干瘾”、“意淫”。

邹恒甫唯一一次夸张维迎是被张请去北大后第一堂课:“张维迎不错,他请了一个比他更厉害的邹恒甫。”张维迎上课,他坐在后面,听着听着忍不住站起来,当面指出张的错误,张“只能忍着”。在任职学校的教师职称评定会上,有老师介绍自己发表的论文有10点学术上的贡献,他直接回:“那你可以拿诺贝尔经济学奖了。”有人说论文虽是和导师联合署名,但主要工作是自己做的,他当面骂

人家“忘恩负义”。

邹恒甫还热衷于到处砸场子。“你什么都不懂,你别搞什么中文了,你搞哲学却英、法、德文也不懂,希腊文都不懂,你那马克思主义哲学我比你搞得还好……”涉猎甚广的邹恒甫在任职过的几个学校的文史哲各系放炮,豪情直追当年北大的“天下第一骂”辜鸿铭:“XXX系主任,在北大的时候我代理他讲哲学史;历史系系主任XX,我跟他说,你讲法国革命,不如让我来讲;那个讲中国文学的XXX,我调侃他,研究陶渊明你可能不如我。我全都点名道姓地骂,到现在都骂的。”

“我知道多少汉学家啊,余英时先生啊,好些人我都认识啊,跟他们好啊,他们有什么鬼官架子啊。他们都是你去他们家敲门敲门,吃饭吃饭。国内好些人都是神经病。这些年我都快被他们折磨成神经病啦。所以我都不跟他们来往。当官的来找我,肯定是求我替他们办事,经商的来找我,肯定是求我给他的孩子写推荐信。我没有必要跟当官的人交往。经商的陈XX、王X,我都不理睬他们。”这样出位的言行造成了他在学界的孤立。能够真正包容“大嘴”邹恒甫的人并不多,要支持他更需要勇气。有人形象地描述:“如果让他和张维迎站队首,其他人自由选择站队,我想不到谁会站到他后面去。”“因为那不仅是态度的问题,更涉及利益。”即便那些自认为能够理解他的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都一再要求匿名。

一位邹恒甫的挚友曾经劝过邹恒甫不要那么毫无遮拦地去臧否

人物:“爱憎分明是一个方面,不走极端是另外一个方面,不能说爱憎分明必然要走极端。我说你为什么要指责这个指责那个,三流四流。我说别是林毅夫教授,林教授到武汉大学是怎么说你的,评价很高。他说林毅夫知道我是这样的性格,不会计较的。我说别人这么尊重你,别人不计较,你可以想怎么说怎么说吗?”邹恒甫也一点不给同学面子:“我的同学给我提的意见最多,但我根本不管他们。我说你们一事无成,听你们的,我搞什么啊。他们都太老爷化了。”简新华感慨老一辈经济学家治学和为人处事风范如今已经鲜见:“孙冶方与于光远先生当年学术观点不同,可以指名道姓地批评,但私下是好朋友。”

他骂人,实际上是在释放自己的痛苦

邹恒甫在国际上发表的论文,显示出他在经济增长理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通货膨胀等领域的研究成果。但鲜有人真正了解他的学术成。对此,他并不在意,“我瞧不起别人,但我最瞧不起的是我自己”。

邹恒甫常常跟学生讲熊彼和他的学生托宾的故事。他们都是非常伟大的经济学家,研究领域却大有不同。有人问托宾,你从你老师身上都学到了什么呢?托宾回答,他只是从老师身上学到了怎样做一个经济学家(how to be a economist)。“他学的是那个范儿,当经济学家的气质,是文史哲经社无所不通。”邹恒甫说。“从哈佛大学我的老师身上,我学到很多范儿。尤其我的同班同学,也学到很多,我们还在忙着考试,他们一进哈佛已经在学术期刊上登了,是轻舟已过万重山了。他们根本不在乎考试。他们两三年毕业了,我们还搞五六年。那时候真是群星灿烂,我们中国的学生过去,都是中等以下。钱颖一啊,李稻葵啊,胡祖六啊都是这样。哈佛招中国人都是出于照顾。我跟林毅夫说了,要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我们还要等上200年。”“现在我的学生还没有一个能赶上我的。”

邹恒甫抱憾之余希望他的所有学生都能专心于学术,为“200年”后打基础。他给学生写推荐信的条件,除了听他的课并通过考试,还要他们保证毕业后继续从事学术研究。碰到毕业后去了投行或者ZF部门的学生,他会直接骂他们是“叛徒”。他博客的第一篇标题是“你们再进投行,我杀了你们”。

邹恒甫给CEMA2011届全体学生的毕业赠言是这样的:“你们有30多位好学之徒出国深造,我感到太高兴了!但愿大家都读完博士学位并从事教学科研工作。”朋友都说邹恒甫“太纯洁”,“偏执得一定用他的那纯洁的目标和理想的世界观来要求别人。那没办法,别人永远很难达到他那个境界”。一个极端的例子是,他曾因著名华裔金融学教授黄奇辅离开学术界,而不再让自己的学生用黄编写的教材《金融经济学基础》。这些年,他向世俗做出过的最大让步是,他不怎么骂自己那些去

投行的学生了。近4年在中国的经历让他逐渐明白:“在中国这个环境里面,即使搞学问,大家好像也都当独立董事,搞演讲,搞项目,都摸钱,这学术的腐败行为简直是无法避免。”在这环境下,他必须心疼自己的学生:“在国内读博士的话,他们会是生活都没有依靠的人,30岁都还要家里负担。”

只不过这改变并不意味着他认为自己过去的做法是错的,“不好意思啊,我认为我一贯的正确”。他形容和北大的官司是他“要拿北大来开刀”。“清华大学是

管得更好,我的几个同学都在那里,但他们把我挡在外面,不让我进去。”他也深知其中原因:“他们认为我太刻薄了嘛,都不理我。”朋友聚会,邹恒甫永远是主讲。其实大家都喜欢他高兴的时候,那时候的他引经据典谈笑风生,也喜欢开点玩笑,但在龙永红的印象中,这些年来这场景越来越少。“他不高兴的时候,会

一整晚都在骂人。”在龙永红看来,“他骂人,实际上是在释放自己的痛苦。”

邹恒甫这样一直保持战斗的姿态。“我十几岁开始认定自己要办学,所以我跟这些人斗争,从来没有放弃过。我最想高兴的是,以我一个人的力量,偷偷摸摸地能在全中国取得这么大的胜利,让那些反对我的人都来学我。我真正觉得我的事业是非常光明正大、最有前途的,凡是阻挡我的,都将成为历史的垃圾。也因为这样,反对越大,我越过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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