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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小兵:诗文,穷,而后不工_恭小兵

2018-06-27 09:23 来源:80后整理 网友评论 0

两千零一年初,天津的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书,叫《文化人与钱》。作者陈明远。该书从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角度,考证了现代文人的生活条件和经济背景,运用统计、归纳、比较等非常三八的写作手法,不留死角地分析了现代文人们的金钱收支和当时生活费用的实际状况。然后利用这些有效的数据资源从而大捣糨糊,严重破坏了文学界所谓的‘诗文穷而后工’的祖宗遗训。

众所周知,西安人张楚是摇滚界不可多得的天才之一。这家伙当年曾经写出过一句极其牛逼的歌词:上帝保佑吃饱了饭的人民。这句歌词的字面意思是说,假定人民吃不饱饭的话,那上帝不会保佑他们。但我们可以想象,通过摇滚乐这么个形式,演绎出的肯定会是另外的一个意思。可张楚的这个发言还没正式成立,他的中学同学,同样著名的诗人伊沙马上站出来呼吁,说要饿死诗人。很显然,他们俩的主张分明是南辕北辙。据说后来,这俩哥们之间的争论一直在持续。比如伊沙说‘我是个不敢成为上帝的俗人’,张楚唱‘孤独的人是可耻的’,比如张楚说,‘陶渊明是个隐士’,伊沙会骂‘桃花源,是一个人,对厕所的命名’

说到这里,我一定要转播一个小插曲:最近我被手头的这个草根系列折腾得昏天暗地,可很多资料在网上又难以查询,后来索性冒充无知领域内迷途知返的主流青年,每天都要往返图书馆或者直接拨打市话乃至长途,半个月不到,车马与通讯等费用呈直线上升。导致出前天一天之内,电信大厅居然连续打来五个催费电话。一开始,杨白劳还恬不知耻地在电话里跟黄世仁们大套近乎,想拖延时间。可对方却毫不留情地威胁起了鄙人,扬言道,限你48个小时之内来大厅缴费,否则马上切断你的线路。再一查询话费,居然高达748.50,这组数据不禁吓我一跳,因为它超出了我的承受范围。通常情况下,我的月支出只能维持在1000元左右。可现在仅话费一项占了74.85%的比例,然后一整天我都显得闷闷不乐。开始为钱而大伤脑筋。开始鄙视文字并憎恨起了自己。开始焦虑。开始烦躁……

幸好鄙人自有天相,24个小时,此事被我摆平。没了压力,又可以静下心来写我的草根时代。现在回想起这个事,联想起陈明远的那本书,在结合张楚与伊沙之间的争执,感觉好象是猛然受到一个启发,我迅速发现张楚跟伊沙之间的抬杠其实是‘穷工’与‘穷不工’之间的抬杠。因为迹象可以表明,上帝的确是保佑吃饱了饭的人民。如果现在还有谁胆敢站出来否定张楚的这个伟大的理论,我一定会派周树人先生从他的坟墓里扔几个血滴子出来绞掉谁的傻瓜脑袋。

因为周大侠当年曾经这样说过:“有人说,文学是穷苦的时候做的,其实未必。穷苦的时候是必定没有文学作品的。我在北京时,一穷,四处借钱,无法静下心去写一个字。后来进去北大讲学,直到薪金发放后,才有心情坐下来写。”——周大侠的这段言论绝对不是我随口瞎掰出来的,有不相信恭小兵之言论者,可以去图书馆查阅《鲁迅全集》。这段话的出处在全集的第三卷第420页。当然,也可以打长途电话问我。总之,痛定思痛,反正我以后是不会轻易主动拨打长途电话去咨询此类业务的。

再重新回到张楚和伊沙的争论上来,我觉得在《文化人与钱》一书里,八卦能手陈明远先生倒是替我们开了一个捣糨糊的良方,陈先生根据《1919年北大教职员工薪金手册》列出以下资料:1919年,北大教授陈独秀的月薪为300银洋,胡适是200。图书馆主任李大钊的月薪为120银洋,客坐教授马寅初为280银洋,周作人是240,鲁迅是300。据说在三十年代的山东大学,普通的教授都有自己的单栋小洋楼。假如不是他们自己拿钱建造的话,那么只能说明当时政府给知识分子的待遇还是相当不错的。

然后陈先生根据当时的波动和物品价格调查,得出:在1911——1920年期间,每斤大米的价格是3角4,猪肉每斤1角2。这样算,陈独秀每个月的薪水折合现在的人民币15000元,胡适10000,李大钊6000,马寅初14000,周作人12000,鲁迅15000。这些数据是死的,但也是铁一般的证据,它出现在像我这样的数学半吊子面前。显得铁证如山而不容质疑。

我国古代的一些文人是非常赞成‘诗文穷而后工’的。但据我考据,他们所谓的那‘穷’不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字面意义上的那物质贫穷。史料记载的有《独行列传》、《隐逸传》等,说的也仅仅是那些不得意于当世而遁迹山林,兄花弟草的隐士之辈。说这些家伙们不以耕作为劳,不以天下累己。是典型的不负责任的逃避现实主义作风。关于隐者何以能为佳诗,吴宽《石田稿序》里说:“尝窃以为穷而后工者,不若隐而后工者为工也。盖隐者忘情于朝市之上,甘心于山林之下,日以耕钓为生,琴书为务,陶然以醉,飘然以游,不知冠冕为何制,钟鼎为何物,且有浮云富贵之意,又何云穷?是以发于吟咏,不清婉而和平,则高亢而超绝。”

明代有个湖北诗人名叫袁宏道,他在《三弟回志喜》里教导自己的两个诗人弟弟说:“世事穷来见,病后工。”;前清贵族、词人纳兰性德说:“往往欢娱作,不如忧患工。”;而学者赵翼又说:“国家不幸诗人幸,赋到沧桑句便工。”。可见过去文人所谓的‘诗文穷而后工’不但与物质无关,而且,还是五花八门乱七八糟的。

受过国产武打片污染的同学应该知道,当片子里一般的半吊子小混混在被猛男或辣妹主人公暴打,落荒而逃之前总要叫唤两句发发狠,个别有天分的,逃跑之前还会灵机一动,扔出个把飞刀暗算(一般都是被打回来杀了自己)男女主人公。现在你可能猜着了,我刚才强行插播进来的电话费事件,已经刺痛了我对所谓的‘诗文穷而后工’的不屑。所以逃跑之前,我放出以下几名novelist来当我的暗器。

比如伟大的晦涩的卡夫卡始终坚信‘受难才是这个世界的积极因素’。从理论上讲,我觉得这话说得很暧昧。至少它是一个托词。一方面它怂恿写作者必须不受外界干扰,可另一方面,它又显得很矛盾。我不解的仅仅是,如何使写作者不受外界干扰?不受外界干扰的前提又是什么?精神受难和肉体受难是两码事,而且整个世界也只有一个‘卡夫卡现象’,据说该术语出自米兰.昆德拉。可昆德拉也仅用它来表述卡夫卡的历史预言纬度:一个不可定义的卡夫卡。

比如天才的牛逼的巴尔扎克,据说他的写作速度比我国互联网上的码字疯子一人一人一人的写作速度还要快。再深挖其写作动机,却是为了还赌债和每天都能喝上可口的咖啡,以至于此人后来传世的很多作品,都显得泥沙俱下。

比如才女张爱玲,晚景苍凉,居无定所。即使鞋子挤疼了脚也得捱到换季物品折价时才舍得去买一双。48岁了,一边写作,一边还要照顾比她大29岁的爱人赖雅。而那个赖雅,又老又丑又多病,还常常把自己搞得奄奄一息。不是摔断了腿是磕断了胳膊。要不是无休无止地中风。然后张爱玲不得不赶紧写出一些换回一些钱飞到他身边去照顾他。据说有次她竟然写了五个多月,才写出一张机票的钱。

我当然不知道写出《倾城之恋》的张爱玲是怎么想的,更想象不出眼睛流血的张爱玲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焚烧被退稿件时的绝望。我没权利去怀疑她与赖雅之间的爱情。前段日子,我收到广州一份名叫《潇洒》的时尚杂志,看到封面上有这么一个小说标题:青春会老,爱情会死。虽然内容我没怎么仔细看,但是我很同意那个标题。反正一切到了最后终将是没有的,而活着,钱势却永远可以助美丽以一臂之力。纵然到了老朽如一块木头时,总还可以活得高贵而安详。其实物质的黄金,假如不把它绑在飞翔的翅膀上,也不至于影响了智慧的振翅高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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