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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润:没有受害人的非法集资

2018-06-13 19:12 来源:80后整理 网友评论 0

空荡荡的大街上偶尔有戴着制“防非典口罩”的人步履匆忙地奔走,只为逃离空气中消毒水弥漫出的肃杀气氛。“今日已消毒”早已成为一句流行语,公交车门上、出租车上、自动柜员机旁、店铺入口处,人们仿佛只有看到这五个醒目的大字才能安心。2003年年初发端并迅速席卷全国的“非典”不仅夺去人的生命,而且将许多企业置于死地。

孙大午也在这场猝不及防寒冬中难逃噩运,不过一切与“非典”无关,将其击倒的流弹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罪名。自2000年以后我国国有银行实施商业化改造以来,被认为运营成本高、盈利能力差的乡镇被逐渐遗弃,到孙大午出事的2003年我国非国有企业(包括乡镇企业、私营企业和三资企业)的短期贷款占银行全部贷款的14.4%,融资难的困境令“地下钱庄”、“标会”等各类民间融资机构死灰复燃,孙大午的“粮食银行”也属于这一范畴,是政府必将取缔和打击的对象。

自1995年兴起到2003年出事这8年间,孙大午“粮食银行”已扩达到上亿元的规模,涉及几千家农户。尽管如此,大午集团却从未发生一起信用纠纷,即便“孙大午事件”发生后也未出现大规模的农户挤兑现象。在这个“金融互助社”中,孙大午开出的年利息高达3.3%,是当时存款基准利率的2倍,而且不扣利息税,深受农户欢迎,学界也对“大午模式”持赞许态度,认为这将为民营企业融资开辟新的路径。

2003年3月,孙大午在某大学演讲时自我评价说:“可彰而不可学,没有代表性,只是个死里逃生者。”这是他对多年来带领企业野蛮生长的总结,却也一语成谶,两个月后他便尝到了“死里逃生者”的苦楚与屈辱。

5月27日上午10点,孙大午在开会时接到县政协副主席的电话,说新来的县委书记请他到县城的鸿雁大酒店吃顿饭。一个小时后当他急匆匆赶到时,被几个便衣警察包围,秘密带走。县纪委书记告诉他被双规了,它却反驳说:“我又不是国家干部,为什么对我双规?”对方改口说:“那是‘双指’吧,在指定的时间、指定的地点交代问题。”两天之后,孙大午被拘留;又过了37天,被正式批捕;四个月之后,孙大午被起诉审判。

“孙大午案”真可谓一波三折。最初定的罪名有五项:贪污受贿、偷税漏税、学校用地违规、非法持有枪支弹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6月9日新华社第一次报道“孙大午案时”涉案资金为3526万元、涉及4600多储户,一个月后报道时涉案资金翻番至1.8亿,外界据此判断“孙大午案”会被从重处理。

自始至终“孙大午案”都引起了企业界和经济界的广泛关注。同为军人企业家的柳传志在写给孙大午的慰问信中鼓励道:“希望你在这个时刻一定要稳住阵脚,不要因此乱了方寸,我在当年创业的时候也遇到了很多的困难,但是都挺了过来。只要你保持你的这奋斗精神,一定能渡过难关。”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也为此积极奔走,他呼吁说:“既符合中国传统大同理想社会的标准,又符合传统社会主义的追求,与今天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和建设和谐社会的政治理念也高度契合,但他却违了法,犯了罪,这实在是尴尬之极。”并将此次事件定义为“没有受害人的非法集资”。

正因如此,10月30日开庭的“孙大午案”吸引全国数十家知名媒体和上千名群众早早赶来旁听。上午十点半,持续六个小时的庭审结束后法官宣判:河北大午农牧集团有限公司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罚金30万元;被告人孙大午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罚金10万元。”即便这个结果是关心孙大午者所庆幸的从轻发落,他本人也表示不再上诉,可内心却并未平静,他说:“有很多人找我谈话,有的人甚至给我写好了认罪书,说只要我签名,可以放我出去,我说我不签。我的态度是我没有罪,但是我服从法律。”

比个人的牢狱之灾更令孙大午痛心的是企业遭到的打击。受“孙大午事件”影响,包括他的两个弟弟副董事长孙志华和总经理孙二午、副总经理田士宏刘平等在内的集团内部高层悉数被抓,40多人的工作组随后进驻企业展开调查,工人放假,机器关停,连财务室的保险柜都被带走。受此影响,企业18年来头一次亏损584万元,一年前大午集团还赢利980万元,而孙大午在这年雄心勃勃制定的《大午集团发展前景》瞬间变得十分苍白:“到2005年,建成以企业为主,集医院、学校等为一体的现代化小城镇——大午城,业人数达到5000人,聚集人口达到1万人,年产值达到3亿—5亿元。”

见此惨不忍睹之乱像,倍感委屈的孙大午痛哭道:“打击的不是我个人,而是整个社会的财富。上千人失业,几千的学生没有学上,这已经不是孙大午个人的得失。”在他看来,法律应该是道德的底线,只有违反道德才会受到法律的审判,大午造福一方,何以至此?

值得欣慰的是在遭难期间,除企业界和法律界的支持外,农户和乡亲都力挺大午集团,公司内部员工依然忠于职守,还主动要求降薪与企业共度难关。“我是因祸得福,这个事件把公司的实力,我有2个亿的资产,学校固定资产盘了3280万,但欠款只有1200万,另外还有5个公司,17个分厂的资产。”孙大午后来在看淡此事时说,“有白天也有黑夜,有顺利的时候有不顺的时候,人活在这世上本来是要经历这些事情的。”

在仇富心理日盛的当今社会,牟其中、周正毅、黄光裕等富豪落马总会引起广泛舆论,其中鼓掌喝彩者有之,落井下石者有之。然而孙大午是个例外,他是少有的在落难后获得广泛同情与声援的富豪之一。值得关注的是在孙大午案发的几个月之后,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规定改革和创新县乡级金融体制,鼓励发展农村中小企业信贷;而在这一年的《河北省一号文件》中也出现了“赦免民营企业家原罪问题”的内容,并引起广泛关注。

当然,我们不能将政府关怀民营企业家和重视其融资渠道的推动力归结为“孙大午案”的直接影响,但不可否认的是,正因为有千万个像孙大午这样敢为天下先的勇士们默默的承担和付出,才换来我国有法治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进步。

标签: 孙大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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