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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润:【商业史观察】中国1984:改革开放最重要的变局

2018-06-02 16:32 来源:80后整理 网友评论 0

文/陈润,财经作家,商业史研究者,著有《商业一百年》

一个流派或国家正处于鼎盛的上升期,往往会在某一年份集束式地诞生一批伟大的人物或公司。在中国企业史上,这个伟大的年份便是被称为“中国现代公司的元年”的1984年。

当我们回望波澜壮阔的中国改革开放史,追忆1984年的那个春天,一定会被思想解放与创业精神的浪潮所感动。30年弹指一挥,历史浩然远去,历史在眼前。

1984年是中国商业史上最重要的年份之一,企业家群体的形成由此分野:以乡镇企业家为代表的最早一批创业者野蛮生长;柳传志、张瑞敏、王石等“教父级”企业家开创“中国现代公司元年”;马云、史玉柱等第二代企业家已经在大学校园蠢蠢欲动。时势造英雄,这些人注定为了激情的变革年代而生。

改革开放的历史其实是一部思想解放史,也是一部草根创业史。所有的沉浮与激荡,光荣与梦想,无不证明化改革才是中国的方向。2014年,改革开放的号角重新吹响,1984年的故事依然具有现实意义。

1984年1月1日,新年第一天,冰河尚未解冻,春风乍暖还寒。

当天的《人民日报》发布《中共中央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在论述大政方针时指出:“今年农村工作的重点是:在稳定和完善生产责任制的基础上,提高生产力水平,疏理流通渠道,发展商品生产……土地承包期一般应在十五年以上。”在谈论人才培养时提到:“加强对农村工作的领导,提高干部的素质,培养农村建设人才……要从今年开始在全国有计划地普训人才。”

现在很难考证山东沂源县32岁的农民朱新礼是否阅读过这张报纸,他正为乡亲劝说回去当村主任犹豫不决,《通知》显然为他这类农村能人给出明确答案。1982年,他承包村里的解放牌汽车,满载苹果运往南京、上海,每车能赚几百元运费,当年净赚5万多元,那年头“万元户”还凤毛麟角。第二年他又添置两辆解放汽车,带着四名徒弟轮流开,年底盘算赚了20多万元,成为沂蒙老区第一个家里装电话的富豪。然而,1984年他却“放着大汽车不开”,回到穷山沟当村主任,带着村里人葡萄,一年后,村里涌现400多个“万元户”。多年以后,当他把县里破败的罐头厂发展成汇源集团,创造的“万元户”已不胜枚举。

有人回村当官,有人辞官回村。在四川成都市郊的新津县,刘永言、刘永行、刘永美(陈育新)、刘永好四兄弟“脱公服”回农村养鸡的消息在小县城炸了天,1983年底他们的良场已孵鸡5万只、鹌鹑1万只。1984年4月,一个10万只小鸡的大订单令刘家兄弟欣喜若狂,到处借钱买回10万只蛋,可交付2万只小鸡后客户却跑了,破壳待出的8万只小鸡还需要大笔饲料。无奈之下,四兄弟连夜动手编竹筐,凌晨起床蹬3个小时自行车到20公里外的农贸叫,连续十几天风雨无阻,最终全部完,躲过创业初期的灭顶之灾。

同样在4月,浙江萧山的鲁冠球百感交集。他从70年代初开始写入党申请书,经过十来年锲而不舍的表白,终于在19日这天被批准入党,县委书记地前来祝贺。1984年到1985年,这个铁匠学徒出身的年轻人带领万向节厂,以年均产值增长55%、利润增长76%的速度狂飙突进。自1969年创业的45年来,鲁冠球每天“19点看‘新闻联播’,‘焦点访谈’”的习惯雷打不动,并将政治敏感转化为商业嗅觉,稳健中带有冒险气质。鲁冠球身上充满浓重的政治色彩,像他这政治参与热情高昂并成为常青树式的企业家,在中国商界屈指可数。

在两百多公里外的浙江台州,李书福整天忙着收购显影液“炼银”,却因偶然机会涉足家电行业。那天他的破皮鞋又漏水了,跑进一户家庭鞋厂订做一双便宜结实的,结果发现4名工人都在做异型铁片,闲聊中得知这小小的冰箱元器件供不应求,来钱很快,他兴奋得连订做鞋子都忘了,回家开始捣鼓,做成后装大帆布包送到台州的冰箱厂,后来带着三个兄弟成立冰箱配件厂生产核心配件上蒸发器。1986年李书福转产冰箱,产值达四五千万,远近闻名。

类似的戏剧性故事也发生在福建的曹德旺身上。1984年他去武夷山游玩,给腿脚不便的母亲买了一副拐杖,乘坐一辆日本产小轿车时,司机粗暴斥责:“你小心点,别撞坏汽车玻璃了,一块原装玻璃几千块!”曹德旺觉得难以置信,但事后打听人家还真没瞎说。他敏感意识到这是个赚钱机会,此后四处寻访,终于找到国营背景的上海耀华玻璃厂,买图纸,装设备,1985年8月汽车玻璃生产线投产,到年底仅4个月时间盈利70多万,整个镇子都沸腾了:“这哪里是工厂啊,简直是印钞票的机器。”

在中国商业史上,1984年是充满意外与野蛮生长的年份,农村呈现出比城市更开放、活跃的蓬勃景象,无论是做官还是辞官,侥幸还是偶然,草根创业者发家致富的消息到处流传。尽管邓小平曾把乡镇企业称作农村改革中“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收获”,但“异军突起”绝非偶然。

《人民日报》刊发的《通知》即第三个“一号文件”。从1982年到1986年,每年1月中共中央发布当年的第一份文件,在全年工作中具有纲领性和指导性地位。这段时期连续发布的五个“一号文件”以推动农村深化改革、促进农业生产力为指导思想,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向全国,农村改革极大的解放生产力,让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这不仅为后来的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创造条件,而且是农村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城镇化的重要途径,是改革成败的关键。

科学的春天

中国第一代企业家大多由农村能人、转业军人投身为经济的拓荒者,第二代企业家则是受过系统、良好高等教育的“白面书生”。1984年,当教父级的商业偶像在激流中摸着石头行进时,第二代企业家还在“科学的春天”里待时而飞。

9月,马云经过三次高考终于考进杭州师范学院。第一次高考数学只得1分,第二次考了19分,落榜后他蹬过三轮车,做过小买,应聘酒店服务生遭拒,却始终没放弃高考。入学后他出众的英语水平震惊全班,并以舍我其谁的霸气当选校学生会主席、杭州市学联主席,把校园活动组织得风生水起,每天激情澎湃的东奔西跑,一份油印的校报描写当时的马云:“咬一咬牙,他骑的车飞得更快了,啊,年青人,热血沸腾!”毕业后马云留校任教,课余到杭州一家夜校兼职教外语,成为全校最有钱的老师,而夜校学生成为他后来创办阿里巴巴的核心骨干,患难与共。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这句佛家禅语是郭广昌进入复旦大学哲学系第一天学长喊出的欢迎辞,17岁的少年被宏大而悲壮的情绪感染得心潮澎湃。他日后回忆说:“在当时的复旦校园里,穿着旧军装,三五成群大谈超越马克思的人之中有一个是我,这也是当时的复旦一景。那青年人有的热情与执著,现在每每想起,自己都为之感动。这也始终是我真实的个性。”这理想主义情怀后来成为他创办复星的初衷和底蕴,那时他更懂得用理智和成熟的方式去实现理想。

在北京大学无线电电子学系,王志东第一次接触电脑,对技术痴迷的他瞬间产生浓厚兴趣。1984年北大推广教改,大一开设Basic课程,老师允许学过的同学提前考试,通过后可到机房上机,此前从未接触的王志东复习一个月后高分通过考试,过段时间当起机房辅导员,大三时把接管整个课外小组。此时中关村风起云涌,电子一条街上“倒爷”横行,王志东加入其中,在一家小公司倒腾机器,他用不到两周时间开发出能兼容的激光排版系统而声名鹊起,未等毕业被北大方正的王选看中,开始创业期的程序员生涯。

新同学满眼期待,毕业生豪情满怀,无论归去来,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青春气息,那真是个激情燃烧的年代。

1984年,史玉柱从浙江大学数学系毕业,分配到安徽省统计局负责数据分析和处理。由于传统手工操作效率低下,史玉柱开发出一套提高统计局工作效率的软件,在1986年的全国统计系统年会上备受好评,并在系统内大力推广,事实上他并非计算机系的科班出身。单位领导对他赞赏有加,将他送到深圳大学软件科学管理系培养,毕业后是处级干部。谁曾想到这竟是蛟龙入海的伏笔,毕业时,这位仕途不可限量的年轻人居然辞职,头也不回的留下一句:“如果下海失败,我跳海!”

这一年,潘石屹被分配到河北廊坊石油部管道局经济改革研究室,每天守在机关坐着,喝茶看报,到月底可领到40元工资,他把一半寄给读书的大妹妹。直到有一天,单位新来一位女大学生,潘石屹带她领办公桌椅,挑了一个小时都没选中,潘石屹劝说“凑合着用”,她却表情严肃的回答:“你知道吗?这套桌椅可能要陪我一辈子。”说者无心,听者震惊,潘石屹如梦方醒:“难道我这一生要与一套桌椅共度?”他毫不犹豫的离职南下,从铁丝网下的洞口偷偷爬进深圳区。

这一年,与潘石屹并称为“万通六君子”的冯仑从中央党校研究生毕业,他放弃留校任教的机会,到武汉挂职锻炼,后来调回北京的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又被借调到中宣部。1988年,海南由广东省辖地级市升为省级行政区,冯仑主动要求带两三个人到海南筹建中央体改委下属的体改所,开办经费是一张一万台彩电的批条。彼时海南房地产炙手可热,冯仑由知识分子蜕变为地产商人,但是他调道:“从商之前的经历对我人生的影响是决定性的。”

1984年,经商热潮席卷全国,“十亿人民九亿倒,还有一亿在寻找。”据《中国青年报》调查表明,当年最受欢迎的排名前三位是出租车司机、个体户、厨师,最后三位是科学家、医生、教师,正如当年流传的顺口溜所说:“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搞导弹的不如茶叶蛋的。”尽管如此,在1977年恢复高考的第7个年头,考大学依然是改变命运的最重要途径,知识分子的地位并未受到冲击,刚好相反,一大批知识分子和国家干部“下海”经商,成为这个时期中国商业的重要力量。

对于马云、史玉柱、王志东、潘石屹这些身处校园的大学生而言,虽然只是见证者与旁观者,但当时的经商氛围和环境足以影响他们的人生选择,尽管大多数人因分配进入体制内,但创业之火始终未灭,在后来的数次“下海”浪潮中,他们义无反顾的到中流击水,成为新世纪最耀眼的商业明星。

现代公司元年

尽管改革开放的春天在1978年已经到来,但百花满园的盛景要等到6年之后。1984年,万科、联想、海尔、健力宝、科龙等日后享誉盛名的公司陆续诞生,争奇斗艳。在商业史上,1984年被称为中国现代公司的元年。

为了规避“进口产品不能销到区外”的政策,1984年5月,深圳经济区发展公司成立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9月21日正式开张,王石任经理,他彻底脱离广东省外经委的“官身”。展销中心陈列着摄像机、录像机、投影机、复印机及部分办公文具,但经营业务却另有门道,说白了是倒外汇留提成。这年秋天,王石的展销中心通过1000万美金的外汇倒轻松净赚500万元。不只是王石,也不只是外汇领域,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群被称作“倒爷”的人以灰色方式从官方手中拿到各“配额指标”,利用各手段将“指标”勾兑成流通差价一夜暴富。今日许多享誉盛名的商界领袖和著名企业,当年正是以这见不得光的方式迅速在阴暗角落完成原始资本积累,以至日后总有人被“原罪”的流弹击中,轮番上演“大败局”的悲剧,有些富豪还因此落马入狱。

7月,浙江温州的南存辉以房产抵押5万元,与小学同学胡成中等朋友在一间破屋子创办名为“求精开关厂”的小作坊,南存辉回忆说:“办厂其实很难,因为什么都不懂。技术不懂、质量不懂,在哪里又不知道。没有设备、没有技术、没有人、没有资金,万事开头难,让人伤透脑筋。”虽然第一个月辛苦付出只赚了35元,但南存辉却喜出望外——第一个月成功了,没有亏本。这家在生死线上挣扎的小企业,日后分拆为中国低压电器行业排名前两位的正泰和德力西。

在8月的洛杉矶奥运会上,中国人扬眉吐气,许海峰实现奥运金牌“零的突破”只是狂欢的开始,中国健儿最终夺取15枚金牌,举国欢腾,作为中国代表团首选饮料的健力宝随之大放异彩。4个月之前,李经纬借百事可乐的生产线把新开发的橙黄色饮料装进易拉罐,又借来28万元全部砸到奥运会上,惊天豪赌为他赢来巨大成功,当年额达到345万元,两年后达到1.3亿元,最火爆的时候,全国各地赶来拉货的大货车排起长龙,一车皮批条到2万元,作为“民族饮料第一”,健力宝的味道几乎成为一代人的集体记忆。

10月20日,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和一部分人依靠勤奋劳动先富起来”等石破天惊的表述振奋人心,此时距离年初“邓小平南巡”已过去9个月,春风正吹遍大江南北。两天后,邓小平在中顾委会议上提到年广久的问题,“傻子瓜子”因雇工超过100人被抓入狱,在全国闹得沸沸扬扬,邓小平一锤定音:“我的意思是放两年再看,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了吗?”

在这个捷报频传的10月,顺德容桂的珠江冰箱厂成立,潘宁出任厂长。这个只有小学四年级文化的中年汉子,以汽水瓶为试验品,用手锤、锉刀、万能表等简陋工具手工打造出中国第一台双门电冰箱,成功后他悲喜交加,独自冲进雷雨中嚎啕大哭。在此后十余年间,这家更名为科龙的企业成为中国冰箱行业的绝对统治者。尽管多年后因为产权问题科龙陨落,潘宁出走,结局写满悲剧,仍不能抹去潘宁的创业激情所留下的浓重笔墨。

在山东青岛,潘宁日后的竞争对手张瑞敏被派往濒临倒闭的日用电器厂当厂长,他回忆说:“欢迎我的是53张请调报告,上班8点钟来,9点钟走人,10点钟时随便在大院里扔一个手榴弹也炸不死人。到厂里只有一条烂泥路,下雨必须要用绳子把鞋绑起来,不然被烂泥拖走了。”他雷厉风行的制定13条规章制度,第一条是“不准在车间随地大小便”,半年后这现象才真正杜绝。第二年,张瑞敏拿大锤砸毁76台问题冰箱的壮举震撼整个企业界,后来人们提到“质量意识”和“观念”时,这个经典案例都会被反复提起。

11月的第一天,在北京中关村中科院计算所不到20平米的传达室内,柳传志心事重重的坐在板凳上看大家搬桌子、扫地,这是联想成立第一天,他完全没有创业的兴奋,尽管曾向中科院副院长周光召信誓旦旦的保证“将来我们要成为一家年产值200万元的大公司”,但他眼下最担心的是月底的工资从哪里来。他和同事每天像无头苍蝇一样倒冰箱、电子表、旱冰鞋甚至运动裤衩,后来因为倒彩电被骗走20万元资本金中的14万元,简直是灭顶之灾。直到第二年倪光南加盟并推出联想汉卡,联想才有点科技公司的模样。

虽说这些公司在1984年还微不足道,甚至还要头戴国有或集体的“红帽子”才能生存,资金、人才、设备、技术等资源近乎空白,政府部门也毫不关注,但正因如此,他们拥有一点可怜的自主权和自由度,得以在计划经济的夹缝中迅速成长,并最终成为命运的掌控者。

斯蒂芬·茨威格在《人类群星闪耀时》中写道:“一个真正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时刻——一个人类的群星闪耀时刻出现以前,必然会有漫长的岁月无谓地流逝而去,在这关键的时刻,那些平时慢慢悠悠顺序发生和并列发生的事,都压缩在这样一个决定一切的短暂时刻表现出来。这一时刻对世世代代作出不可改变的决定,它决定着一个人的生死、一个民族的存亡甚至整个人类的命运。”

历史终将铭记1984年这个群星闪耀的春天,它不仅温暖整个中国,还将改变全世界的气候。

改革里程碑

在过去六年间,改革事业一直在“姓资姓社”的争论和政策摇摆中艰难推进。直到1984年初,邓小平南巡如一石激起千层浪,春潮涌动,改革提速。

1984年1月22日至2月17日期间,邓小平视察深圳、珠海、厦门经济区和上海。在珠海写下“珠海经济区好”的题词,在广州补写“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区的政策是正确的”的评语。邓小平对区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态度明确而坚定,低调南巡被新闻媒体高调传播全国,围绕“是否办区”的争论悄无声息。

值得重点提及地是,2月9日在厦门视察时,邓小平指出:“改革开放后,侨务工作很重要。”尽管他早已提出“改革”和“开放”,并将其作为国家经济政策,但这是他第一次提出和使用“改革开放”一词,也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最早把“改革”和“开放”两个词组合起来,此后报刊上开始出现“改革开放”这个词汇。1987年之后,“改革开放”一词先后写入党的基本路线、党章和宪法,至今仍然是重大国策和国人共识,历史意义不言而喻。从这个意义上说,1984年是“改革开放”的开端。

跨越不只体现在词语表达上的改变。1984年有一次会见外宾时,邓小平说:6年前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点是在农村进行改革,这次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则要转移到城市进行改革,这将是一场全面的改革。全面改革的序幕在秋天拉开,10月20日,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和一部分人依靠勤奋劳动先富起来”等石破天惊的表述振奋人心,此时距离年初“邓小平南巡”已过去9个月,春风正吹遍大江南北。

中国的改革重点由此从农村转向城市,开始全面改革。国际舆论高度评价,美国合众社将“中国宣布经济改革”排在年度十大国际新闻的第五名,日本的《国际贸易》则声称“中国进入真正的商品经济时代”。

今天看来“商品经济”四个字仍然充满保守气息,但在当时已是不敢想象的理论大突破,1980年代中国还处在经济有所放松、政治高度紧张的时期,意识形态领域不允许被“”之类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字眼占领。对于当时的中国经济改革者来说,“商品经济”实质是“经济”的代名词,以前者之名行后者之实,此后经过8年的争论、反复,直到1992年中共十四大才正式将改革目标确定为“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

全面改革迅速掀起第一次“下海”浪潮。据《中国1978—2008》一书统计显示,1984年个体工商户达到590万户,比上年增长126%;从业人数达到746万人,比上年增加133.4%。关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数据表明,1984年之前该指标长期维持10%左右,到1984年增长达19.4%,一年后增长31.1%。“下海”潮不仅让1984年成为中国现代公司元年,还引发全民创业之风,重商主义和经济得以复苏,整个社会的商业活动空前活跃。

1984年是中国商业史上最重要的年份之一,企业家群体的形成由此分野:以乡镇企业家为代表的最早一批创业者野蛮生长;柳传志、张瑞敏、王石等“教父级”企业家开创“中国现代公司元年”;马云、史玉柱等第二代企业家已经在大学校园蠢蠢欲动。时势造英雄,这些人注定为了激情的变革年代而生。

与6年前相比,1984年的改革开放局面和经济形势,无论从广度、深度、力度还是活跃度来看,更显得名副其实。1984年是承前启后的里程碑,不应该被新时代的改革之风掩埋进历史的尘埃之中。

30年并不漫长,如今又到改革重启的时刻,尽管出发的口号与仪式似曾相识,可局面已千差万别,深化改革的难度和风险并未减少,争论与博弈仍未平息。历史虽远去,1984年依然镜鉴当今,检验改革真伪的标准,在于是否起决定作用,是否解放人的思想。而1984年的英雄主义和理想情怀,对今天的改革者依然是巨大激励。

——本文已发表于《支点》杂志2014年3月刊,发表时有删改。未经许可不得转载,刊用,否则将追究侵权责任。

标签: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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