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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 | 找到吕乐

2018-11-01 09:57 来源:80后整理 网友评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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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着桌子,前摄影师、现在的导演吕乐,伸出他的右手,跟我握手。

“你的手很放松,有温度,”吕乐说,“说明你不紧张。”

吕乐再次伸出他的手,这一次,他有意把自己的手掌绷得僵硬。“如果是这样的手,太紧张了,不大适合当演员。”

这是吕乐的方法论。选演员的时候,别是非演员,吕乐会跟他们握手,他握手的感受会影响他们是否能够留下来。

除此之外,吕乐会用握手的方式来给家里选保姆。“她们的手都挺粗糙,干活的手,握手的时候还得看微表情,人有时会从细微神态透露出某些内在的东西,眼神怎么样啊,别多细节。”他的太太则喜欢通过看面相找人。这些方法论并不是每次都奏效。有一回,一位看上去满足所有条件的保姆,晚上给他们年幼的孩子喂奶时,喂的是凉奶。第二天早上,他们解雇了这位保姆。这位不称职的保姆来自四川广元,下次遇见广元的保姆,他们心里会咯噔一下。但这又不尽然,吕乐母亲家的保姆来自四川广元,好得不得了,“保姆说什么是什么。”母亲极其喜欢甚至是依赖她。

吕乐觉得这都是个人经验,没有普遍性,他自己也不会因此落入陈见。好比他这些年参与的电影,无论作为摄影或是导演,手法都不会被框定,他会适应不同电影的需要。

《红象》(1982)

这些天,吕乐去了卢沟桥附近的饭店,跟北京电影学院78级的同学聚会,距离他们当年入学已经过去40年。有老板出钱,各地的同学又聚在了一起。吕乐当年念的是摄影系,这次除了张艺谋、一位后来没做摄影师的同学和一位去世的同学,摄影系的同学都到齐了。表演系的同学人多,吕乐一直都认不全。导演系这次来得也挺全,除了田壮壮,其他人都来了。他们站在一起,朝着高处的照相机,拍了一张大合影。吕乐导演的新片《找到你》正在上映,陈凯歌还包了场,请大家去看电影。

这拨被称为“第五代”的电影人,大多过六十岁了。吕乐还能详细地回忆起从电影学院毕业实习时,去云南拍电影《红象》的情形。《红象》是北京儿童电影制片厂的片子。导演是张建亚、田壮壮和谢小晶。摄影是曾念平,三位副摄影是张艺谋、侯咏和吕乐。“其实我们三个人都是摄影助理。”吕乐说,“艺谋是大助理,负责量光;侯咏是二助理,负责焦距;我是三助理,负责扛机器。”冯小宁是这部电影的美术。《红象》拍摄期间,导演王君正带着陈凯歌在云南相邻的一个县拍电影《应声阿哥》。

拍《红象》的时候,有一天大清早,剧组到一片清代戍边人的墓地里看景。导演和摄影,还有其他工作人员都在。三个摄影助理在一片混杂着阳光的雾气里讨论比划起来,这镜头该怎么拍,那镜头又该怎么拍。“一旁的工作人员都看傻了,这几个小孩在干嘛呢,这完全还轮不到我们说话呢。”张艺谋当时还创新地提出了摄影的不完整构图,当然,他的建议被否定了。

《活着》(1994)

吕乐坐在桌前,对往事的讲述是平缓的,放在同学里面,他都是说话不多的人。吕乐的同班同学、北京电影学院前院长张会军说,“那时的吕乐,是一个学习勤奋的人,做作业、拍东西,都比较有数,属于那世俗看淡但内心澎湃的人,总的征是坚持个性与低调行事。吕乐为人方面最大的点,是不爱主动说话和表达自己,即便是说,也是非常腼腆。没有成篇大套的东西,都是一句顶多几句、言简意赅、值得回味的大实话。”

吕乐的“乐”,发音是“音乐”的“乐”。他是1957年生人,小时候随家人到了北京,讲一口慢慢悠悠的北京城市普通话。他最早的名字是“大跃进”的“跃”,后来是“越南战争”的“越”,再后来,他自己给改成了“乐”。上中学的时候,他学习成绩好,身体也棒,而且思想要求积极向上,招人,他去报名,结果没选上。1977年恢复高考,他去考了,第一志愿是海运,第二志愿是医学,第三志愿是农机,均未录取。他转头去学了画画,有了一些基础,第二年报考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被录取,进入电影行业,如此这般四十年。

《赵先生》(1998)

也许是因为低调,作为电影学院78级摄影系的一员,在大众眼里,他不像张艺谋和顾长卫那样知名。但在业界,他非常有名,合作过的大导演非常多,大家喜欢称呼他为“吕叔”。许多影迷耳熟能详的片子都是由他担任摄影,比如《活着》《摇啊摇,摇到外婆桥》《有话好好说》《画魂》《天浴》《集结号》《唐山大地震》《非诚勿扰》《一九四二》《赤壁》等等。他获得过许多电影业界荣誉,包括戛纳电影节画面技术大奖、奥斯卡摄影奖提名。他参与的电影,构成了中国电影重要的组成部分。

2

前几天吕乐去了平遥电影节,平遥是他记得住的地方。2012年,作为电影《一九四二》的摄影师,吕乐和导演冯小刚在平遥的建国饭店吃饭。冯小刚说,吕叔,《一九四二》拍完了,咱们接着弄下一部啊。吕乐说,小刚,现在拍电影都不用胶片了,我不想做摄影了。冯小刚感到意外,真的假的?吕乐说,真的,我不做了。

真如此,2012年初,吕乐停下了摄影师的工作,准备着做导演。之前吕乐也做过导演,但过一阵又回去做摄影去了。这一次,他希望把导演一直做下去。很快,有电影公司找了过来。这几年,他拍了《速求共眠》和《找到你》。《速求共眠》先拍完,还没上,《找到你》先上了。吕乐觉得他并不是那么独立,一定是自己看到的本子才拍,制片公司拿过来的本子不错,条件合适,他也愿意拍。

《小说》(2007)

《找到你》是这样的剧本。原剧本是韩国的,已经拍成了电影《消失的女人》,讲的是母亲和保姆的故事。主题是城市母亲社会属性的失衡。吕乐看完剧本,觉得能改,动手做。这部戏需要的是本土化。2017年2月到9月,他都在弄剧本。故事讲的是两个母亲,吕乐希望编剧是女性,剪辑也是女性。在自己的第一部故事片《赵先生》中,他也是要求剪辑是女性。他觉得女性在这样的题材里有优势。《赵先生》的剪辑是翟茹,她还是吕乐导演电影《美人草》的剪辑。翟茹担任剪辑的有名的片子太多了——《一个都不能少》、《我的父亲母亲》、《英雄》、《阳光灿烂的日子》、《茉莉花开》等等。她在2005年因病去世。吕乐的《十三棵泡桐》拍完之后,原本想找她剪辑,未能如愿。

《找到你》里包含了吕乐的许多人生感受。他56岁有了一对双胞胎儿子,“老来得子”。40周年同学聚会的时候,一位女同学跟他说,没问题的,我爸是56岁要的我。

吕乐的双胞胎儿子当年是早产,两个小孩在医院里分别住了四十多天和二十多天。那段时间,吕乐天天去病房。早产病房在十楼,上楼的电梯挤得满满的,他下楼的时候喜欢走楼梯。有那么两天,在楼道里,他看到一个乡下来的妇女,拿着一张单子,有一天是在哭,有一天是愣着发呆,不确切明白她出了什么事,但大致也能猜到。琢磨《找到你》的剧本时,吕乐想到了这个楼道里的妇女,“这完全是孙芳(剧中角色)的样子。对于一个乡村妇女来说,自己或家人的大病不是一个能解决的问题,那是一个绝壁,翻不过去。”那段跑医院的经历,他老能跟剧本联系起来。这些现实中人的形象能触动他。

《找到你》讲的一个问题是阶层问题。“不同阶层可以互相理解,但像香港那些挨得很紧的高楼一样,中间隔着天堑,跨不过去。”吕乐说。

《找到你》(2018)

这样的天堑,在某些时刻,成为了矛盾的核心。在《找到你》里,核心场景是乡下来城市打工的孙芳因为交不起医药费,小孩的病床被腾出来,躺上去的是中产阶级律师李捷的小孩。“这是全片最重要的梗。”这个梗来自韩国的原剧本。像枣核一样,这个梗太重要,“这样的梗是我们国内的剧本缺少的,我们的想象力不够。”吕乐这样理解这件事情:对于母亲来说,自己的孩子是不会得绝症的,不管什么病,是一定能治好的,“所有对此的阻碍都会成为怨恨。”

看了《找到你》的人会有一个疑问,姚晨扮演的律师应该在最后的关头站在自己委托人的对立面么?吕乐认为,程序正义的表现可以在银幕后边,比如她正式地解除代理律师的工作合同。电影此时表现的是个人价值观的某转变。人性在那一刻大于了性。原本想着在电边加两行字:李捷辞去了律师的工作,现在企业做法律咨询。但吕乐觉得太复杂了,“后边还有彩蛋呢。”彩蛋是,时间回到孙芳怀孕待产的时候,她安静地坐在银杏树下,等待命运的到来。吕乐想告诉大家,在那个悲惨的结局来临之前,她也曾经欢乐过。

我忽然想起吕乐选演员要握手的习惯,问,跟姚晨和马伊琍握过手么?“《找到你》是制片人制,主角都不是我选的。她们都是成熟的演员,不需要握手了。”

需要吕乐握手比较多的电影是《十三棵泡桐》。《十三棵泡桐》是吕乐在2007年完成的电影,讲的是一群中学生的残酷青春。女主角刘欣假小子的造型像李宇春,她是艺校的学生,导演和副导演看了她的录像,觉得是她了。刘欣老家是湖南株洲,火车道多,回家过火车道的时候,会遇到劫道的,她被劫过。为了防止被劫,她剪了短头发,远看像男的,不容易被劫了。跟刘欣握手,吕乐的感觉是假小子的手,“直不愣登的,肉乎乎的,放松,这是演好戏的基础。”

选男一号赵梦桥更有意思,副导演在试演员的时候,发现楼上怎么有水珠子,以为是空调水,探头一看,楼上一个男生正往下吐口水呢,他们把他叫下来,一番言语往来,觉得这小子不错,他成了里面的痞子男主角。

电影里“陶陶”的扮演者段博文是个例外。吕乐跟他握手,比较硬,温度不高。当时离开机只有五天了,段博文又坏又痞的形象符合,选了他。

握手不是唯一的方法。吕乐提到了念台词。这是他跟冯小刚学的。

冯小刚当年准备拍电影《一声叹息》,选男主角。摄影师赵飞给冯小刚说,我的同学吕乐,你得找找,他能演这个角色。吕乐这样被叫去了。进了录音室,冯小刚也不看他。“他不好意思看人,戴上耳机,给你个麦克风,质量别好的唱卡拉OK的麦克风,给你一段台词,让你念一遍。”吕乐说,“我底下说话还行,人多的时候,我说话过敏。”吕乐念完之后,冯小刚说,吕叔,我拿车给你送回去。

3

跟吕乐之前拍的片子相比,《找到你》显得不太一样。《找到你》没有在造型上做太别的东西,“太艺术性了的话,观影的连续性会差一些,可能并不太适合这部片子。在这部片子里,更多的东西通过语言去表现。”吕乐说。

在吕乐以往的电影里,写镜头极其少,这部电影,能看到姚晨和马伊琍很大的面部写。熟悉吕乐的人看了说,吕叔,也用写了啊。“我做摄影的时候,有时跟导演说,别太满,镜头离人的脸那么近,故意去强调人的情绪,推音乐。”但当时吕乐只是给建议,“导演是对文本负责的人,得听导演的。”

《找到你》里,他不仅用了许多写,还有很多音乐。在他之前做的电影里,几乎听不到太多音乐,偶尔听到的也是电影场景里发出的声响,比如广播体操的声音。吕乐觉得,现在大家看全景的奇观可能看累了,需要看人的脸了。

吕乐注重电影里的人,人在他的电影里更接近常态,即便是看上去很极端的人,他给予的也是常态化的理解。比如《找到你》里,孙芳的老公,看上去毫无道理可言。“我觉得乡下有这人。”吕乐说。

吕乐的电影似乎都有一讨论的状态,他不下定论。

他曾经拍过一个水墨风格的短片《一维》,改编的是鹿桥的《人子》。故事讨论的是辨析善恶的问题。吕乐还把胡兰成关于《人子》的读后感化为几个人的讨论放进电影,在此基础上,他还加入更多的角度,让讨论更丰富。

说到“讨论”,吕乐在电影《小说》中用一半的篇幅,拍摄作家们坐在会议桌前真实地讨论问题。这是一部实验性强到让许多人难以接受的片子,以至于拍好很多年后才在小范围内放映。

当年,因为《赵先生》碰壁的吕乐碰见了刘仪伟,两人在北京鼓楼附近吃饭聊天,想到了一个主题——这个时代还有没有诗意了?琢磨着能不能找一帮作家来聊,然后拍成电影。两人把各自认识的作家列了一个单子,单子上有:阿城、王朔、余华、方方、赵玫、马原、徐星、林白、丁天、棉棉……

他们把这些作家拉到了四川成都郊区的郫县,在一家宾馆里开座谈会。作家们讨论的一个话题是——这个时代还有没有诗意了?讨论期间,有一位漂亮的女服务员会不时去给作家们的茶杯添水——这其实是电影虚构的那一部分。服务员由演员王彤扮演。会议的间隙,她在宾馆遇到了大学时曾经的恋人(王志文扮演)。两人已经各自有了家庭,但此时,昔日的情愫在短暂的相处中似乎再次复燃。电影的结尾,切换到了作家们,让他们对这两位老情人可能的结局做出判断。

电影研究者徐晓东觉得,“《小说》是部勇猛的电影,如此理论化和禁欲化,与前辈和同代人对‘电影’的理解十分不同,它发明了自己的节拍和叙述方式,将统治着‘电影’的固有观念几乎减少至无。”

《小说》是1999年拍的,原来的名字叫《诗意的年代》。距离这部片子又过去二十年了,“现在又怎么看诗意呢?”我问吕乐。

吕乐(右)与冯小刚在电影《一九四二》拍摄现场

“我跟我太太讨论过诗歌。”吕乐说,“我太太说,现在微信上好多人写诗啊。现在有了自媒体,更多人通过网络,用诗歌抒发自己的情感了。”

吕乐年轻的时候,全中国的年轻人都写诗,他们讨论诗意是再正常不过。那时候,他们正从禁锢的迷茫中走出来。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后不久,吕乐又到法国留学,接触了更多的文化。他的观念更为混杂,这也许是他喜欢在电影里讨论而不是下判断的原因。

《一维》里出现了许多宗教观念,吕乐说自己并没有宗教信仰,但他又担心,这会不会让自己出现第二次迷茫呢?第一次迷茫是在1976年,那一年太多的事情让他对世界改变了看法。

4

吕乐会怀念早年和导演们合作的状态,那时候的精力充沛,对电影有更澎湃的热情。比如说《活着》,1993年春节之后,大家进组了,有余华的小说,还有芦苇的剧本,美术、录音、摄影、演员、编剧、导演聚在一起,一直讨论到7月份开拍,然后拍了4个月。“大家都在自己的状态里,细节讨论得非常充分。”他最喜欢的张艺谋电影是《菊豆》,摄影是他的同学顾长卫。

拍《活着》的时候,吕乐拍了战争的大场景,那以后,导演们知道他有拍大场面的经验,都来找他,冯小刚拍《集结号》是这么找到吕乐的,吴宇森的《赤壁》也是如此。

吕乐也在导演们的各要求下尝试各拍摄方法,比如《有话好好说》。当时讨论了三拍摄方案:一是固定拍摄;一是手持,两台机器对拍;还有一是开始之后,演员怎么跑,机器跟着怎么跑。张艺谋最后用了第三。

《有话好好说》讲的是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故事。当时张艺谋手上还有一个三个女人和一个男人的故事,但拍了《有话好好说》,张艺谋已经对后面的故事提不起兴趣。吕乐对后一个故事倒挺感兴趣,他给了编剧一笔钱,接过了这个剧本,拍了他的第一部故事片《赵先生》。《赵先生》里,吕乐尝试让演员即兴式表演,这使得表演有了一开放式的可能。“无论抓内容还是抓形式,都是在表现人,有时候把人确立了,可以没有剧本让人物自己即兴表演一下。”吕乐说。

每位导演都不一样,比如吴宇森注重电影的音乐感,拍摄时,需要调动的机器很多,动的感觉很多。吴宇森喜欢临时修改剧本。吕乐当年在法国留学的时候,给电影《纵横四海》的灯光组做过一段时间法语翻译,发现了这个现象。剧本临时修改,演员适应很快,“可能这是香港人拍电影的习惯。”

冯小刚注重全景,一个镜头交待了环境,他是用美术的眼光看环境。“小刚每天拍摄的时间并不长,早上9点开拍,有时候下午两三点收工了。可是呢,要是遇到合适的天气,大家在休息的时候,他也会马上召集大家,着天气拍很长时间。有一次,在日本,星期天,大家都穿着木屐在路上溜达,下雨了,他把大家都叫了回来。拍《一九四二》的时候,原本坐在车上聊天呢,一看外面下雪了,他立马发疯一样冲出去,开工。”

每个导演的脾气不一样。吕乐自己是那几乎从来不发火的脾气。“我一般不发脾气,冲演员发脾气,演员不干了怎么办?在现场的时候,演员其实都很脆弱。”

5

四十年了,当年的这拨第五代大都还在拍电影。相对于中国的其他行业,他们算变化较少的群体。“在国外,拍这么久的电影,其实也都挺正常。”

四十年来,第五代遭到的骂声也不少。

“你怎么看第五代这个群体?”

吕乐与《十三棵泡桐》剧组主要成员

“时代肯定是淘汰人的,现在淘汰人,后来也淘汰人,第五代肯定损过第四代第三代。中国人喜欢看宫斗,中国人的血液里流着这些东西,一代人批评另一代人,都没有什么尊重。”吕乐说,“第五代心灵大都脆弱,你一说他,他往后躲起来了,现在年轻一点的电影人,受打击能力比我们强,开放程度大。但这‘宫斗’的故事还会继续,继续批上一辈人,这是肯定的。”

世界也在变化。中国的电影在世界舞台上的风光程度似乎也不如当年。“世界所有的电影节差不多都是左派的立场,现在保守主义有某回潮,这是世界变化的形势,表现在电影上也差不多。中国许多电影人是‘肚脐主义者’,只看得到自己的肚脐,自己跟自己人玩,跟世界都不太一样。”

在《找到你》之前,吕乐拍了作家阎连科编剧的《速求共眠》。完成之后,吕乐把电影送到戛纳电影节,可是,影片没有被选上。他问法国的一个朋友,为什么没有被选上。法国朋友告诉他,法国左派讲的是共和万岁,接受所有肤色所有性别所有人的平等。《速求共眠》里,一个女研究生和一个男民工折腾了一晚上,结果只是彼此产生一些情愫,没有发生性关系,法国人觉得这还不够左派。

在北京的一次放映会上,吕乐受此困惑,问台下的观众,这个女研究生和男民工该不该发生性关系?现场的观众大都说,不要有啊。“观众会觉得这样的情况挺奇怪的。”吕乐说,“这是我们和世界不太一样的地方,时代也不大一样了。”

跟吕乐聊了漫长的一个下午,我又想起电影《小说》。在1999年郫县的宾馆里,吕乐让作家们讨论了诗意的有无和昔日恋人的结局之外,还让他们讨论了一个问题——怎么看当今的杂志和影视作品。限于片长,吕乐没有把这一部分剪辑到电影里。

给吕乐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阿城对这个问题做了一个很好的回答。阿城说,之所以现在影视和时尚杂志占了上风,而文学杂志往下走,是因为最早的时候,原始人在狩猎期会很注意奔跑的动物,因为要围猎,对“动”的关注会慢慢地成为一本能,注意动的东西,是由于生命和维持生命造成的,而不动,是欣赏,是精神性的东西,是后来发展起来的。

这给了吕乐启发,他觉得世界上运动最慢的是星星,看上去比云还慢,看星星是绝对精神领域的事情。但看见野兔子,动作很快,很容易被它吸引,目的也很浅显和明确——为了抓来吃。

吕乐觉得电影早回到了“野兔子”时代,而且,连“野兔子”也没有太多可打了。

(主要参考资料:《左手击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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