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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人 | “台湾民歌之母”陶晓清 真诚和创意是我对音乐的标准

2018-11-01 08:16 来源:80后整理 网友评论 0

1975年6月6日,台湾歌手杨弦和胡德夫在台北中山堂举办新作发布会暨“中国现代民歌之夜”演唱会,上半场都是台湾当时流行的西洋各国民谣,进入下半场,杨弦开始唱自己的歌——将余光中的诗填入自己写的曲中,《乡愁》《江湖上》《民歌》等歌曲在这场演唱会上推出。

在当时的台湾,“旧上海”式风花雪月的歌曲、日本及西洋的翻译歌曲、琼瑶“三厅式电影(客厅、饭厅、舞厅)”的相关歌曲大行其道。杨弦的创作跳脱出原有框架,余光中的诗纯美简单,杨弦曲调甘美清丽。歌手、乐手的通力配合使得这场民歌演唱赢得了两千听众经久不息的掌声。余光中事后评价:“至于杨弦的歌曲自命民歌,也无非是向往其清纯天然,有意表示与当代的流行歌曲划清界限而已———正如李白、白居易、刘禹锡等诗人借乐府民谣来重振唐诗一样。”

时任中国广播公司主持人陶晓清是台下鼓掌的观众之一,她向杨弦要来了卡带,在自己的节目《热门音乐》中播放了三首歌。此前,《热门音乐》只介绍西洋流行音乐。陶晓清一度担心遭听众非议,没想到来信都是赞美,也有听众分享自己写歌的经历。陶晓清意识到台湾社会已经有一股创作音乐的能量在酝酿,她邀请听众寄来自己的作品,开始推广本土民歌。作为民歌最早的推广者,陶晓清被称为“民歌运动之母”。

19岁时,还没毕业的陶晓清已经在中国广播公司担任主持人,是当时最年轻的电台主持。她出生在一个音乐家庭,爸爸拉胡琴,妈妈弹风琴,平时的家庭活动是全家一起唱歌。妈妈喜欢西洋歌曲,常常放着黑胶唱片教陶晓清英语。读书时,西洋歌曲排行榜每周必看,有同学问这周第一名是什么,她一定能唱出来。她进入校园电台主持节目,凭借超过同龄人的经验和声音掌控力进入中国广播公司,主持介绍西洋音乐的《热门音乐》。正式工作后,她开始系统学习西洋音乐知识。电台提供原版唱片,也可以买外国杂志,她积累了大量一手资料,唱片渐渐堆满了家里三面墙。

听众大多不是专业的歌手,寄来的卡带甚至连合格的demo都算不上。有的曲子不错,陶晓清会拿给会写词的人,有的词不错,她会找能谱曲的人,“你看看这个词会不会有灵感。”有的词曲都有了,声音不好听,她会去找歌手唱。“在民歌时期,我像一个媒婆,在民歌还没有那么多唱片给我们用的时候,用各式各样的方法(推广),每个环节都是一创意。”

1976年,陶晓清在淡水文理学院组织了“民谣演唱会”。歌手李双泽扛着吉他,拎着可乐瓶,上台便说:“从国外回到自己的土地上真令人高兴,但我现在喝的还是可口可乐。”他转向舞台上刚唱完英文歌的同学,不客气地问:“你一个中国人,唱洋歌,什么滋味?”他怒砸可乐瓶,唱起1948年李临秋作词的《补破网》。这首歌因“传播灰色消极思想”在当时已被禁唱。当晚过后,台湾大学校园开始了关于“唱自己的歌”的讨论,民歌运动愈演愈烈。草地上三三两两的年轻人抱着吉他轻声弹唱,成为1970年代末台湾校园中的一个缩影。《再别康桥》、《雨中即景》、《阿美,阿美》、《兰花草》等歌曲风靡一时。

1977年5月6日,新力公司、新力文教基金会与台北市阳明扶轮社合办的“金韵奖青年歌谣演唱大赛”开始接受报名,商业化正式进入民歌运动。尽管只举办了五届,但陈明韶、齐豫、王梦麟、苏来、邰肇玫、李建复等民歌中坚力量都因此脱颖而出,成为台湾乐坛的重要人物。

在推广民歌的过程中,陶晓清和众多民歌歌手成了朋友。她家的客厅也成了台湾民歌的“重要集散地”。吴楚楚、苏来、彭国华、李宗盛、蔡琴、邰肇玫都是客厅的常客。陶晓清的儿子、电台主持人马世芳记得,民歌运动时期,陶晓清创办了很多串烧形式的演唱会,歌手都还是大学生,在他家客厅商量,谁有新作谁来唱,每次演出结束会复盘找优劣,分析这是环境的原因还是自己的原因。

苏来在这里遇到了席慕蓉,女诗人口头授权他演唱自己的诗,苏来出了张席慕蓉诗的专辑。读中专的李宗盛在一群台大学生中并不自信,还曾找陶晓清聊过许久,离开时留下了全是红字的成绩单。多年后打扫房间,陶晓清才发现。

成为广播人后,马世芳才明白了陶晓清推广民歌的意义。他曾在一次采访中提到:民歌运动最珍贵的地方在于提供了一块土壤,让所有人有了交集。张艾嘉和李宗盛,张大春和李寿全,若非民歌运动,他们的名字绝不会出现在一张唱片上。其实这些歌曲的制作班底和当年邓丽君、刘文正的班底是一样的,只不过原创为音乐带来了新的可能性,让产业升级。

在堆积成山的卡带中,陶晓清不时惊讶于台湾青年对情感的表达。她听到了赖西安作曲,马兆骏、洪安达作词的《散场电影》:“我们因不了解而相识/我们因了解而分离/在人潮中不必说些什么/因为我们再也听不见……”陶晓清说:“在恋爱之中,要向别人说再见了,用这样的场景去写当下的心境,这是从前台湾流行歌曲里没有过的。”她也喜欢邓禹平写的《下雨天的周末》,“喜欢下雨天、喜欢周末,因为这样可以撑一把小伞,可以和你走得好近好近。讲初恋的甜蜜,至少在当时的台湾,我们在流行歌曲里没有感知到这样的真诚。”

在陶晓清看来,真诚和创意至今仍然是她判断音乐好坏的一个标准。但什么是真诚、什么是创意,“这个东西是一直觉。音符是这么七个,从古到今却已经不知道有多少人写过那么多好听的歌了,而且仍然有那么多好歌源源不绝地继续出现。”

“民歌”是人民的歌

人物周刊:你对民歌的定义是什么?

陶晓清:“民”是人民,“民歌”是人民的歌。杨弦最早是唱余光中的诗,那里面有一首歌叫《民歌》,他给自己唱片写的标题是《中国现代民歌》,所以我们一直认为我们在做中国现代民歌。民歌的定义是什么?是在某一个地区流传、代表了当代一些想法跟精神的歌曲。作者不可考,但是民歌可以一代传一代,会认字的人传唱它,在走唱过程中,吸收一点这个地方的风味,在下个地方可能又改一点。我们现在来听当年的民歌,不同地区的风格很不一样,都是配合当地老百姓的生活或者价值观各自创作。

我蛮喜欢“中国现代民歌”这个词,可是当时有一些做古典音乐的人,说这些民歌都在校园里传唱,叫校园民歌吧。可是做校园民歌的人,从校园毕业了,还在写歌,越来越不校园啦。后来很多人讲到中国现代民歌或者校园民歌,把前面都省略了,只讲民歌。1995年,我们回头去向杨弦他们那些创作者致敬,才给它定位下来,认为民歌元年是1975年,从杨弦那场演唱会开始。我们说,不要讲校园民歌或者传统民歌,把它简化成民歌20年。我们一讲,所有人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不需要解释了。

人物周刊:民歌歌手和其他歌手有什么不同?

陶晓清:以前的女歌星要长得很漂亮,男生也要很帅。自弹自唱的风潮起来后,长得不是很好看的人,只要有思想、有料,写的歌好听,也可以出道,改变了整个流行音乐界原来的框框。

以前歌星上台唱歌,穿着很华丽的衣服,化着浓妆,有乐队伴奏,有华丽的舞台布景,有多彩的灯光。但民歌手刚出来的时候很简单,是白衬衫牛仔裤,自弹自唱,也没有乐队,灯光是一个白灯。大家觉得好棒,讲出我心里的话,觉得好清新。可一场两场后,歌手自己都觉得很无聊了,说我们的演出太单调了,可不可以学一点表演的东西。我们找了老师,给他们开一些表演培训课程,包括心理剧的课程。

人物周刊:这些课程对一些歌手的实际演唱帮助很大?

陶晓清:非常大。我们会带他们做非常多练习。有些人意识到,其实我不是真的那么爱唱歌,更喜欢做其他事情。有的人离开了歌坛,去追寻自己更喜欢做的事。对歌坛来讲不一定是损失,可能他唱歌唱得很好,但是如果他不爱唱歌,一直唱下去,一定不会善终,因为心不在此。

客厅里把歌唱好

人物周刊:你一直在推广民歌,是否会从最初的偶然行为转向有责任感的行为?

陶晓清:我此前做了10年的西洋歌曲,对于西洋歌曲的部分,我只是很有兴趣,帮着去传达。但是我对于它的销路怎么样、听众喜欢哪个歌,我完全没有想过。在民歌时期也一样,我的角色只多了“媒婆”的功能。我虽然忙,可是忙得非常开心,又有越来越多的同伴加入。我们成立了一个叫“民风乐府”的团体,一共有十来个人,我是民风乐府的主任委员。每次办活动的时候,各自分工。我还蛮享受那个时期,我们办了好多演唱会。我们出了一本民歌40年的书,那本书上有历年办演唱会的记录,回看时觉得那个日子没白过,那感觉蛮好的。

人物周刊:你提到寄给你的民歌中会有许多创新和诚意。在你看来,这是当时台湾流行歌曲缺少的东西?

陶晓清:那个时候,我的焦点只是在年轻人的创作这块,我像发现宝藏一样,别鼓励它。很多年以后再回头看,也觉得几十年前,写出那些歌,很棒,很值得尊重。

那个时候的台湾流行歌曲,我比较不满意琼瑶“三厅电影”那一类,觉得太公式化了。但是后来我看了一个纪录片,谈台湾的那些年,讲到琼瑶的那些“三厅电影”对工厂女工造成多大的影响,那个是女工们最大的梦想。她们下工了去看电影,会期待、会想象,那些歌对她们来说是巨大的鼓励和安慰。有一个老太太,后来谈到往事的时候还会唱那些歌,一边唱一边掉眼泪。昨天我回答一个年轻人的提问,他说现在的歌好像很烂,我想到那个老太太的采访。

2017年9月23日,台北,第52届广播金钟奖,获得殊贡献奖的陶晓清(中)和丈夫亮轩(右)与获得流行音乐节目奖的儿子马世芳在后台留影

在我做民歌的时期,那是我看不起的音乐,我觉得没什么水准,没什么文化,但它实际上在那个时候安慰了多少人?所以我想说,生命有太多有趣的、值得尊敬的片段,并不是说我当时没有接触到的没有价值。

人物周刊:那当时你是清晰地知道,自己正在经历台湾民歌运动,还是事后回顾才发现的?

陶晓清:事后。当时只觉得好有意思。学了好多东西,又交了好多新朋友,他们常常聚集在我家客厅,讨论我们的活动。这个活动的歌不够,那个主题的歌不够,谁可以写,然后认领了。时间到了,歌来了。那个时候创作力好茂盛,大家都好投入。

我记得我们做一个心智障碍小朋友的演出,我跟奚松、蒋勋打电话,请他们写歌词,到期了寄过来。下次聚会,吴楚楚拿到奚松写的《小小孩》说有感觉,写了一首歌。苏来跟赖西安合作,写了《地球的孩子》,李宗盛还弹吉他唱起来。在我们家客厅里头,大家你一句我一句,把那些歌唱好了。

正式的事谈完了,他们会聊天。家里有吉他,聊着聊着会有人说我最近写了一个歌,但只写了一半,唱出来,会有人接着唱下去,唱着唱着有人掉眼泪了。他们在我家里很安心,我先生也很开放的,小孩在旁边爬来爬去玩,有的歌手会跟小孩玩一玩,看一看他们的童话故事书,讲讲故事。

风花雪月里面也有非常深刻的东西

人物周刊:你曾提到,台湾民歌运动时期,你收到的歌大部分是风花雪月。

陶晓清:对。风花雪月也没什么不好,你觉得不好吗?我的风花雪月,反正谈的跟爱情有关的,我都把它归类到风花雪月那里面去。风花雪月里面也有非常深刻的东西。

人物周刊:校园民歌多是风花雪月,创作者也大多年轻,在这些创作中我们看到更多的是真诚,而非厚重与深刻。它们跟民歌运动之后接棒的罗大佑写的《之乎者也》比,会显得比较轻。在这些音乐不断出现的时候,它们好像慢慢式微了。

陶晓清:流行歌本来是这样子,流行歌是叫流行。罗大佑的歌,后来不是也没那么流行了?

人物周刊:但是我们现在看那些歌,依然会觉得是了不起的作品。

陶晓清:罗大佑是大陆在改革开放以后,第一批接触到的台湾流行音乐。你们并不完全了解,民歌在台湾、在当代所产生的影响。罗大佑之所以走上这样一条路,他有对民歌的批判,他觉得民歌太轻了。这个会鼓励到他,让他的歌比较重一些。罗大佑的出现,也让我们台湾乐坛非常惊异,我简直佩服得不得了,也非常喜欢。但是这并不表示当年的民歌没有价值或者太轻了。民歌40年演唱会,现场的观众几乎可以从头到尾每一首歌跟着一起唱。那些歌都经过了时间的淘汰。从歌里你可以看到,整个时代是从那段时期一路走过来。

歌本来是这样,在当时很流行的歌,它不一定留下来。整个传统民歌也是一样。它会留下来的是什么?是到现在还会有人听了觉得,跟我的感受可以连接,让我感动。罗大佑的歌也是一样,那些歌如果现在的人听没感觉了,它不会再继续留下去。古诗词也是一样,全唐诗有多少,但是后人选出来了300首,那300首比全唐诗来讲是更隽永,现在很多人读了都还有共鸣,因为它们所写到的我们对家的感觉,对国的感觉,对人的感觉,对朋友的感觉。

人物周刊:你的印象中,台湾民歌运动是非常轰动且意义巨大的?

陶晓清:非常非常。开始只有在广播,有几首歌在出版了唱片以后,电视节目的排行榜变成连续很多周第一名,变成电视台的节目也都要pay attention,通过电视进入到更多的家庭里,除了学生以外的其他人也都开始注意了。有一段时间,那些歌手、那些歌真的是全民都知道。

台湾的唱片界也是一窝蜂。唱片公司觉得歌手还算清纯,挂上民歌手的称号来出唱片。但年轻人的预算有限,他只能挑自己认为的第一名,分散了以后,销路也没那么好。后来有个标题出现,说民歌没落了。我觉得这样反而是好的,让整个台湾的流行音乐走出了更宽广的路。真正爱歌写歌的人,不会因为民歌没落不写歌了。有很多民歌时期正在学习的人选择走到幕后去,李宗盛留下来当制作人。吴楚楚最早是歌手,后来做唱片公司的老板,滚石唱片跟飞碟唱片开始在台湾变成流行音乐界的两大。这对台湾整个流行音乐的进步跟发展,都有非常积极的作用。

享受音乐

人物周刊:在你看来,大陆上世纪80年代的校园民谣风潮与台湾民歌运动有关联吗?

陶晓清:我后来听说,台湾校园民歌对后来大陆校园民谣是有影响的。1989年我第一次来大陆,我遇到了一些做音乐的人,也是第一次见到崔健、王磊、眼镜蛇合唱团。他们知道我,他们是透过什么渠道知道的?原来那时候我们编的书他们看过。那个时候的电台主持人告诉我,他们在做跟民歌有关的节目,提到中国大陆校园民谣受到了台湾校园民歌的影响。

比较直接的印象是台湾民歌运动影响到了新马地区的创作人,我有机会去这些地方时,他们告诉我说,我们编的书、编的唱片,他们都当宝贝一样,而且这些作品激励他们,台湾年轻人可以这样,他们应该也可以。

人物周刊:你现在还会关注音乐吗?

陶晓清:现在比较少。现在的渠道实在太多了,有些人没有发片,作品只在网络上流传。我也开始相信“代沟”这个词了,一代一代成长的环境不同,喜欢的东西不同,在意的东西不同。有一些听到的歌我仍然会很喜欢,但是不像以前,因为做节目我才有必要性,非得听那么多歌。

人物周刊:音乐在现在的你心中占据怎样的位置?

陶晓清:音乐仍然是我生命里很重要的一个元素,但是真要说去CD的地方买CD,这个行为对我来说已经好几年没发生了,我不知道以后还会不会有那冲动。我现在墙上的CD够我听一辈子了。以前那个时候的那听音乐的疯狂,一方面是喜欢,一方面是基于工作上的需要,很功能性,听了是想唱片的评论要怎么写,完全没有去真正享受音乐。我意识到这个的时候才放下那习惯。

人物周刊:在你的评判体系里是,优秀的音乐作品是怎样的?

陶晓清:我最近会别提到一首罗青的诗,叫《答案》,它只有两句歌词,它讲到了人类非常重要的两个东西,一个是距离,一个是疏离。《答案》,天上的星星为何像人群这样的拥挤呢?地上的人们为何又像星星一样的疏远呢?歌词这么两句。李泰祥的曲子写得好听极了,齐豫唱这个歌也好极了,能那么简单,又那么好听,这实在是属于最高等级的境界了。

(实习记者薛秦骞对本文亦有贡献)

陶晓清

台湾资深广播人,作家亮轩(本名马国光)之妻,音乐人马世芳之母。从1975年开始陆续在自己的节目里播放年轻人的原创歌曲,引领了1970年代台湾民歌运动,被誉为“民歌运动之母”。从广播圈淡出后,她在2010年取得了加拿大海文学院的谘商证书,成为合格的心理谘商师,是海峡两岸心理谘商课程的领头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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