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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者 | 走出看守所的富二代

2018-11-01 07:29 来源:80后整理 网友评论 0

去年10月,因为一篇题为“被抓进看守所的共享单车创始人:我已一无所有”的媒体报道,丁伟首次闯入大众视线。

以口述为主,在记者着墨不多的文字里,丁伟的故事被概括为——一个喜欢折腾的富二代 ,靠着父亲的投资,跟风创立了共享单车“町町单车”,又因为父亲生意变故,先后遭遇公司倒闭、家庭破产、女友分手。父母被带进看守所后不久,作为爸妈公司股东的他,也被押入看守所接受调查。近30天后,再度获得自由的他,却已是天上地下。

那段故事的结尾,丁伟决定赴京做网络主播,以偿还日渐临近的债务。

时隔一年,我们试图一探,在聚光灯撤走后,他突然脱轨的人生在如何继续;从看守所走出的这一年,因“失败”而得名的他,会如何应对消费与被消费;在刚满24岁的年纪,起落间,是否有东西被改变或愈加强化;以及透过个体的视角,背后是否存在着某一群体共同面临的因果与无常。

一天挣了64000的“网络乞丐”

9月底,在一栋办公楼的9层,我见到了因工作重新回到上海两个月的丁伟。

红格子衬衣,1米82的高瘦个子,跟一年前报道的配图相比,丁伟几乎没什么变化,只是眼神不大一样了。在那张由记者抓拍的照片里,他下巴内扣,嘴巴微撇,眼睛直盯向前,显得不可一世。而面前的这位,眼神则舒展了许多。

搬入不久的单人办公室略显空荡,丁伟的职位是“总监”,“管的人倒不是很多,我主要攒资源。”根据资料,他所在的这家公司之前主要提供车联网领域的技术和运营服务,今年7月,刚刚被上市公司并购。

加入这家公司前,丁伟的是主播,在直播平台虎牙上“熬”过了最难的三四个月。之所以说“熬”,是因为他从来没喜欢过这项工作,准确地说,是“很讨厌”。但他没有选择的权利,主播更像是一根渡劫的稻草。

“来钱快”曾是他的唯一要求。那时,家里的车、房、地、款,所有资产都被银行冻结,用于破产清算。姐姐已经出嫁,担子大部分落到了丁伟肩上。除了要支付自己和父母数十万的律师费、父母在看守所的各开销,最重的负担是一笔170万的银行贷款,那是他作为担保人,在2015年前后为父亲贷的。这样算下来,他一个月需要支出十万余元。“单靠工资,我养不活自己。”

最初,从没缺过钱的他,并不觉得这是件难事,虽然暂时很穷,但他自信怎么都能挣到钱。可当他揣着家人给凑的12000元钱回到熟悉的上海,却接连碰壁。很多朋友以为他爸虽然进去了,但一定给他留了钱,所以见面大多是谈项目,像往常一样,找他投资,可后来知道真实情况,便没了下文。

于是,又有朋友提出借钱给他买辆车,让他去做专车司机。这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我当时挺气的,难道我这么没用了?想着,谁都不靠,走得远远的,自己闯。”

他决定去北京做主播,主播符合他“挣快钱”的要求,而北京则满足了他“走得远远”的冲动。为了省下设备钱,来到北京后,他在朋友的直播公司挂了个名,住进了公司的宿舍。

他对做主播是有信心的。在看守所时,为了打发无聊时光,丁伟有时会哼哼歌,旁人觉得好听,便给他捧场。后来混熟了,每次值日坐在最前面时,他还会说句,“欢迎来到我的直播间。”大家听得高兴了,也会给他刷礼物,大多是些香蕉、火腿肠之类的在看守所里有“现实价值”的东西。

出事前,爱玩游戏的丁伟常在虎牙直播打游戏,数年的重金加持下,他的号级别很高,这为他赢得了不少人气。虽然游戏账号早在需要钱的时候被掉,但直播间积累下来的万余粉丝,成了他的新起点。

11月开播的第一天,丁伟跃上了直播榜的热门。“以前玩游戏,我花钱多,线上的朋友也都是花钱多的,他们一看我出事了,进来了啪一下刷个两三万,然后大家一看有土豪刷礼物,都会进来看看。”那时,线上的朋友比线下的靠谱,按照三分之一的抽成比例,他当天的收入达到64000元。

媒体采访也成了直播间的人气来源。最初,丁伟只在刚从看守所出来时接受了一家南京媒体的采访,那是他主动联系的,主要为了澄清,“那时候好多人说我带着小姨子跑路了,我在看守所手机也没有,怎么接电话,只能是失联了;又有说我集资买R8,那辆R8都买三四年了……”他不希望自己以后背着这些骂名度日。

可之后,联系他的媒体越来越多,有的还会在采访时带上水果,甚至两三千元的“车马费”。于是,驱动他接受采访的东西开始变化,“那个时候很在意这个,因为没钱嘛,你得靠这个生活。”不同于绝大多数创业者在失败后讳于露脸,丁伟的声音频繁地出现在各式媒体上。

采访时,丁伟大都会提到自己直播的事情。虽然他也会抱怨一些媒体曲解他,报道不负责,但他不得不承认,这一切带来了滚滚流量,最终充盈了他的口袋——他在三个月间挣到了三四十万。

丁伟将所谓的“直播经济”分为三,除了信息不对称和无聊经济,最主要的是暧昧经济——因为喜欢你,而坚持看你的直播。“像我们男主播,刚开始大家是看热闹,后期坚持给你刷礼物的,都是女孩了。”

丁伟做主播时的部分歌单,他在一本笔记本上写下了300首歌,大部分来自他之前开车时播放的歌单

但这簇拥感没能像最初预计的那样受用,比如一些女粉丝会向他咨询感情问题,这时常让他觉得尴尬又无奈,“我自己都一团糟,我前任现在还在撕我呢。”前女友在出事后不久离开了他,中间又经历颇多曲折反复,他将二人的关系定义为——四个字,“相爱相杀”;一个字,“虐”。

觉得“虐”的,还有为了聚粉的不得已。比如,他会把一些网上的笑话“移植”到自己身上。他觉得这件事的本质不在于笑话讲得好不好,真不真实,而在于拿自己去博人一笑;还有些时候,为了造效果,他需要做一些自己看来很傻的事情,时常假到自己都看不下去。

这跟拿着高等级账号直播打游戏的“王者”心态不同,也和在看守所直播唱歌打发无聊的状态迥异。3个月里,丁伟接触到了至少10个同性恋。最初,他们只是在刷礼物的时候,亲昵地称呼一声“弟弟”,接着会私下加好友,拉丁伟聊天。 “哪怕很不喜欢这人,哪怕这人很丑,你还得陪他聊。关键是,1个你可能很烦了,如果是10个、20个,每天这么找你,你烦不烦?烦,你也得维系他们,因为你需要钱。”

在丁伟的直播间,刷过礼物的人可以加入粉丝群。在这里,和大多数主播一样,丁伟会完成粉丝群的转化,也是货,而什么,主要看各家手上的资源。丁伟最早尝试的是朋友代理的进口牛肉。

一般,3万左右的关注量,会刷礼物的大概有10%,而这10%里最终会下单的也几百人,一盒挣60元,月收入通常为1-3万。为了拓宽客源,他又瞄准了QQ群。他会先注册一个号,专门加些做吃喝玩乐内容分享的QQ群,再用另注册的一个号来加人私聊,通常下单的概率为1%。

“网络乞丐,”如今的丁伟描述起自己当时的状态不乏刻薄,“跟跪着找别人要钱没什么区别。有钱的时候,你感觉不会做这事;当你必须要拿出那么多钱,又没有别的办法时,你会很极端了。”

有一次,在直播的时候,丁伟没绷住,直接哭出来,“觉得我他妈都这么累了,还得在你们面前强颜欢笑。”那次崩溃最终以一意外的方式收尾。“我一哭,那礼物刷刷的。”暴露脆弱成了点燃暧昧经济的催化剂。那次之后,丁伟直播时又哭过几次,但他否认会刻意制造类似的场面,而是“真的是忍不住”。

某程度上,做主播既是稻草,也是跳板。

创业的想法,丁伟从来没有放下。按计划,做一年主播,用攒下的钱滚雪球,便是将来项目的启动金。项目他都想好了,灵感来自他无意间刷到的一篇。该文介绍了国外的一项建筑设计,即通过动态框架,让打开的窗户扩展成一个露天小阳台,可用于阁楼、别墅等户型,以增加使用面积。丁伟觉得技术不难实现,他想自研生产,把他眼中这个“能应用在任何一个家庭”的产品搬到国内。

但一年后,创业的想法还是被搁置了。

今年过完年,手头没那么紧张了,丁伟决定不再直播。媒体的曝光,让他陆续得到了一些工作邀约。虽然看起来,很多人都指责甚至戏谑过他,但他觉得,还是有人看到了他在遭遇变故后表现出的坚强。无论是否真正认同,这都意味着机会。

丁伟打算抓住机会。事实上,与现在的老板第一次见面时,丁伟便主动推介了自己“窗户变阳台”的项目。老板没听完,直接提出让他加盟做一个汽车消费金融的项目。待遇优渥(近3万元/月的底薪加上股票),丁伟无法拒绝,于是,窗户的项目暂被尘封。

后来,从人事主管那里,他了解了老板的一些过往,“他发家也是很苦的,最早枪口指头上的事都有过。”丁伟觉得或许正因为此,老板愿意给他一个机会。

但他并不打算放弃“跪着”得来的粉丝,只是他不再牛肉了,而是转珠宝。“之前牛肉,从早忙到晚,才能出去几十盒,挣千把块;现在只要一天聊两三个,成一个,我能挣千把块,一个月三四万块,轻轻松松。”他不再花时间维护粉丝,只在现有的粉丝里做转化。后来,他干脆雇了一个人,专门帮他运营公众号,这依然是他目前的主要收入之一。

只是,他并没有放弃等待新的创业机遇,“有些东西是挣钱,有些东西是事业,不一样。”

事业

这不是丁伟第一次思考“事业”的问题,但对于曾经的富二代丁伟来说,在所谓的事业面前,摆的是截然不同的选项。

丁伟的老家泰州位于江苏省中部。丁家从丁伟的父亲丁万青这代开始经商,最初做的是粮食收购、加工和。后来,随着大米利润降低,丁万青开始转做年糕,同样一袋大米直接也挣两三块,加工成年糕,利润能翻三四百倍。

生意越做越大,丁家工厂的加工品类又扩展到卤蛋、素肉串、素鸡等等,不仅给一些大做代工,也会直接销往家乐福、沃尔玛这样的大商超。

和所有供应商一样,丁万青一度对合作方拖欠货款十分头疼,经常要主动送礼,只为让对方早点结账。一来二去,丁万青决定改变规则,牺牲些账期带来的利润,改为全款提货,手上余下的钱,拿来作借贷。“我爸想,与其像孙子一样找别人要钱,还不如把钱借给别人,自己做大爷。”2010年左右,丁伟上初中时,父亲开始涉足民间借贷业务。

一开始,出借资金都是自家的,泰州地方小,借款人大多知根知底,年利率在22%到24%左右。日子久了,一些生意上的朋友也开始把暂时不用的钱交给丁万青。随着资金量的增长,来丁家做资金流转的人越来越多,丁家投入的精力也越来越大。

事实上,事后将丁伟一家拖入破产漩涡的“普发创投”正是由其之前的业务衍生而来。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普发创投成立于2015年1月。而依据丁伟的说法,父亲最初成立普发创投,正是受到他的启发。

那时,腻味了大学玩乐生活的丁伟决定回老家找些事做。那是2014年,正值P2P创企井喷,丁伟拿着父亲给他的150万担保金,加盟了朋友创办的瑞银创投。

依靠着平台,丁伟不需要去拉客、拉资金,只需要雇几个风控人员对借款人资质做下审核,最后自己再把把关。在那个P2P的“黄金年代”,丁伟一个月能贷出去三四百万,利润接近二十万。

丁伟的生意引起了父亲的注意,作为家里和公司的绝对权威,父亲的手毫无意外地伸了过来。父子矛盾的典型表现在于,丁万青会经常干涉丁伟对贷款人资质的判断。

多次意见不合、争吵无解后,丁万青在2015年成立了普发创投,直接跟儿子做起了竞争对手。丁伟最终“没玩过”父亲,被“赶”到上海,接手了父亲给他盘下的一家连锁珠宝店。黄金珠宝可以迅速套现,是门安稳的生意。

安稳等于无聊。加盟珠宝店有集团派遣的管理人员,除了进货了去看看,丁伟每天的任务是上下班时拿钥匙开关保险箱。后来,他直接在保险箱附近装了一个可以语音通话的摄像头,于是,连每天来去店里的两趟也给省了。

珠宝店是找父亲拿1000万盘下的,除开每年向父亲支付150万的利息,剩余的收入都由丁伟支配。闲下来的时间,这位拥有四辆超跑的二代会做些投资。“投资肯定会有赢亏,比如投的餐厅可能一个月亏六七万,会所的话,一个月能挣三四十万。”

一年多后,吹皱平静的是又一个资本风口——共享单车。不过这次,做共享单车是丁万青的主意。

2016年4月,成立一年多的摩拜单车首登上海,一时备受追捧。小橙车的用户里,不仅有希望省下打车费的小白领,也有常年开超跑的丁伟。

丁伟在上海的公寓离珠宝店仅有800米,但因地处闹市,通常他开跑车去店里,堵车要半小时,到了地方还得找车位,从车库到店里还要再走一段,但如果骑车,五六分钟到了。因为那时摩拜的投放有限,丁伟便搬了一辆,长期停在车库备用。

一次,丁万青来上海办事,看到连丁伟都在骑摩拜,便对共享单车生起好奇。丁伟简单介绍后,父子俩算了笔账,“我们觉得哪怕一天四个人骑,一辆车一天能进账两块,一年有七百多块。” 据丁伟回忆,父亲很快决定下手。

那时候的主流舆论,充斥着对共享模式的热捧。早对珠宝店倦怠了的丁伟很开心,他觉得共享单车起码是互联网项目,这次自己一定能大展拳脚。父亲拍板后,他没有多想,花了一段时间把珠宝店盘出去,开始投入了町町单车的创业中。

但这次,父亲的烙印依然明显。

12月,当22岁的丁伟顶着“创始人、CEO”的头衔来到南京时,父亲已经帮他开好了头。不仅办公室、营业执照都办好了,父亲还为此裁撤了一个分公司,把员工调配过来。

和其他分公司一样,町町单车没有单独的财务,走的是公司大账。因为财务不在南京,CEO丁伟要了解公司状况,得通过后台的用户数据。

今年10月,丁伟参加新组建的超跑俱乐部活动

在父亲公司出事前,他从没意识到财务独立的必要性,“都是自己家,也习惯了,他(丁万青)不可能把这么多钱都放我这。之前珠宝店,也是我取了货后,他把钱直接打给对方。” “自家公司”的理念,也导致他经常为公司事务自掏腰包,且从不记账。

事后,丁伟在对媒体谈到自己在公司的地位时,往往会强调,“我是一个CEO,实际的投资、财务都不在我这,所以也没有真正的话语权。”即便在他乐于谈论的单车设计上,他的“话语权”也颇为受限。

据丁伟介绍,在町町单车出事前,共在南京铺了约一万辆车,其中9500辆是亮绿色车身配橙色轮毂,500辆是金黄色车身配白色轮毂。前者是父亲主导的设计,丁伟翻出手机里的照片,一脸嫌弃地递过来,“你自己看这个颜色有多丑。没办法,跟我爸拗不过来。”

丁伟并不甘心,喜欢玩改装车的他对审美很有自信,后来他“偷偷摸摸”找人在苏州按照自己的想法重新开模,做了500辆,“你看我们俩做的,档次也差太多了。我这批车,往学校里面一丢,两三个小时全没了,是因为太好,被好多人都藏家里了。”他觉得被“藏”主要因为量太少,他有些惋惜,“也怪我,没办法形成量产,如果所有绿车都变成黄车,他们还抢吗?”

但很快,颜色不再是问题。因为无论是深绿还是金黄,都被隐没到了漫天的橙、黄之中。几乎是一夜之间,开着保时捷跟车投放的丁伟眼前出现了数万敌军。町町单车的首次发布会开了没到一个月,ofo、摩拜相继登陆南京。摩拜当时喊出,要在市区密集区域,争取每一百米都能看到一辆共享单车。

町町措手不及。当时,父子俩之所以选择落地南京,除了当时的南京还是块“无主之地”,一个重要的原因便在于丁父的人脉。“当时做的时候,政府是跟我爸说好了的,肯定不会让第二家进来,扶持本地企业,但是他们2万辆车,什么都没说,啪进来了。”

相比摩拜和ofo,全部依赖自有资本的町町在铺车数量上毫无还击之力。那时,创立近两年的摩拜已经密集获得了6轮总计数亿美元的融资,背后汇聚的各方投资者多达两位数。虽然根据丁伟的说法,当地政府一度信守承诺,尝试清理;但政府一边收,他们一边铺,直到收来的六七千辆车整整堆满了江中的一个岛,政府只有转为数量约束,甚至罚款,但也没能阻挡他们的扩张。

“防护罩”失效,“1万辆车跟5万辆、10万辆车打,怎么打?”丁伟不得不变换思路,他希望通过资源合作把战场拉得更长,比如开发电助力车,并利用原有的市政公共自行车桩来充电;跟大型商超合作,进一步推出共享汽车;同时,积极推进对外融资。

但没等想法付诸实践,便已地覆天翻。

接着发生的事情,早已在一年前的报道里被无数次重复。按照丁伟的说法,去年3月,因老家的一家P2P平台宝鼎财富被传“跑路”,一时引发投资者恐慌,丁万青的普发创投遭遇挤兑,老赖趁火打劫,丁家措手不及,百般腾挪后,最终资金链断裂,町町单车被牵连调查。

5月份,丁万青夫妇因涉嫌非法集资罪等被警方带走调查,3个月后,自杀两次未遂的丁伟也在福建朋友家中被警方带走协查,跟父母关进了同一间看守所。24天后,他率先被释放,丁万青夫妇则至今仍被羁押在看守所,等待审讯。

町町的故事戛然而止,一同戛然而止的,还有丁伟曾经试图在共享单车上短暂释放的自由假想。

二代的命数

“一般人如果被问,‘你长大有什么愿望’,他可能会说,‘我以后要当警察’,‘要当老师’,‘当医生’,像我们不会想这个问题,因为知道长大以后干什么——是做生意嘛。”

当然,“做生意”并不意味着“接班”,在丁伟的老家泰州,二代接班有着明显的时间节点——婚后已育,而“没结婚”的一律被视为“小孩”。但“小孩”只要毕业,在家不能闲着,往往需要帮家里送送材料、打点打点关系,作为“自家人”看看店,也会做些朋友间的投资。

这往往会伴随一些问题:第一,“小孩”在成长,父辈在老去,曾经维系其间的仰视和认同在消解,“小孩”会有自己的想法;第二,作为“小孩”,一方面,你很难突破父辈的权力屏障,另一方面,在尚未完成现代化企业改造的背景下,同样突破乏力。这通常又会带来两结果,有的人受困于此,最终撒手挣脱;有的则斗争无果,终被驯服。

曾经的丁伟介于二者之间,思想上向往前者,行动上却倒向后者。

提到父亲丁万青,丁伟经常用到一个词——“独断专行”。他觉得,早年间,这代表着敏锐果决,但到了后期,很多时候,变作了刚愎自用。

据丁伟介绍,生意出事时,丁万青的借贷业务已经遍布了江苏十几个城市。“在我们那个小城市,有个把亿现金在手,他很飘了,跟皇帝似的,每天被人捧着,阿谀奉承。他后面的那帮管理也没有反对他的,都是‘丁总说的对,丁总说的好’,我妈妈的意见他也不会听”。

丁伟记得有一次,贷款人的银行流水根本支撑不起还款,但父亲还是不顾他的反对,坚持要贷出去18万。当时账面上的钱太多,如果借不出去,需要垫付出借人的利息。但丁伟不以为然,“你想的是人家的利息,人家想的是你的本金。”最后,这成了笔坏账,丁万青没能瞒住,父子大吵了一架。

还有一次,丁万青带丁伟参加饭局。借款人是公司高管的朋友,每个月只有几千的收入,却张口要贷一年期35万。虽然父亲也觉得有问题,但碍于高管口头担保,还是批了,最终又是笔坏账。

“五十多岁了,他脑子已经糊了。他这,要么不出问题,出了问题,都是大问题。”

在丁伟眼中,父亲的公司问题还有很多。比如表面上顶着“互联网公司”的名号,其实办公室里大都是跟着丁万青干了十几、二十年的“老头”,还有一些虽然有些资源,但丝毫不懂管理的退休官员,“他们根本不会经营互联网公司。”

不是没想过改变,但向内的阻力也很明显。

“我为什么不在他那公司干?说难听点,公司的人都是看着我拿枪拿炮长大的,我去公司还叫着我乳名,你让我怎么去管理他们?我一个从小到大生活在外面的人,开个会,他们满桌人操着大方言,我听也听不懂。”

那向外呢?

丁伟提起曾经属于他的一个“觉醒时刻”。那是在上海念大学的最后一年,一次宿醉后,他和四五个朋友围坐在出租公寓的沙发上,突然生发出一无聊至死的感觉。这些21岁上下的少年已经度过了数个月浑浑噩噩的日子——玩一天,第二天宿醉,第三天接着玩,然后又是宿醉。“觉得这样玩有点过分了,真不太好,父母都五六十了,还是找点事做吧。”

于是,众人四散,有人开起了宠物店,有人回家搞房地产,有人做了汽车改装,还有人起了鱼翅海产,而丁伟则接了那家珠宝店。相比兴趣,丁伟觉得他们这群人选择做什么,更多是依据手中握有的资源,“比如房地产这东西谁有兴趣,但可能刚好能批到哪块地,可以做。”

据丁伟所知,当时那些项目坚持到现在的,也只剩下做海产的一家,其余的几乎都没做起来。

“为什么呢?”

“是……有很多方面束缚我们,比如说……年龄。别人看我们年龄小,会觉得我们做不了这摊事。比如去国企招标,不可能派我们过去。在你没有创造很大价值之前,你是个小孩,你怎么做都是个小孩。”

“会不会你们先天有一些资源优势,但这也会成为你们的束缚?”

“现在财富和权力还是掌握在这些四五十岁人的手上。比如说我现在要找一个公司合作,刚好我朋友圈里有这个老板的儿子。这个时候,找老板的儿子总比从最底层找人聊得快。”

丁伟接着说了很多,他试图强调资源的重要,试图说明富二代们在利用资源上的敏锐。“但是也有问题,是这么大的人了,说的比做的快,缺少行动力。”

或许,也因为终局已定。

“我的朋友当中很多年龄都比我大,现在也不会说还自己在外面闯了,基本上也都接班了。”丁伟觉得接班是唯一的选项,“你到最后肯定都得回去,父母老了,你再怎么做,也不可能跟父母做了几十年的基础相比。比如我今天一件事做了3年,每年可以挣个几十万,那你爸爸那事都做了30年了,你是放弃小盘子,还是放弃大盘子?”

现实

至少,如今一无所有的状态,反倒让丁伟有了更多选择。

不再“缺乏行动力”,丁伟现在更多是在“给自己找事做”。刚来新公司不久,恰逢上市审计,原定他负责的项目被搁置,他一时无事可做。不安很快袭来,公司的高管宽慰他,“一方诸侯会有很多城池,也会养很多武将,刚开始不是每个武将都有城池可守,而一旦诸侯拿了新的城池,他会需要武将。”

在获得自己的“城池”前,丁伟需要证明自己“夺城守城”的能力。因为公司之前做的多是TO B业务,丁伟自觉没有对口资源,借着上市后公司拓展TO C业务的机会,他便开始扫描自己手上的资源,希望能帮公司开拓一些新的业务方向。

某程度上,这个过程是愉悦的,依靠上市公司的平台,很多之前断掉的资源,又能说上话了。他享受着看到人们收起冷眼、又对他刮目相看的转变。

最近,他挖来了自己之前所在超跑俱乐部的一位高管,筹划替公司组建一个新的超跑俱乐部。为了打响知名度,他成功说服了超跑圈的一位知名网红领衔,还在计划把几位明星拉进来。

“有超跑的人,至少还会有一辆奔驰、宝马、奥迪来代步,也是说一个人最少有两台豪车。如果我们俱乐部做到300个客户,有600辆高端车,接下来我们可以开养护中心,相比4S店,我们既能做到更低的价格,还能满足他们对人脉、资源互换的需求。下一步,还可以去做私人会所、进口车专。很多东西远比表面上有价值。”

丁伟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开始,他的微博上又开始频繁地出现派对、豪车、自驾游。“我以前是超跑俱乐部的会员,我知道他们喜欢什么,我可以让大家都玩得开心。”

想象中的落差感并不明显,在他看来,从参与者到组织者,只是角色发生了变化。某程度上,如今的状态似乎更自如了,“即便我们公司不做活动,这些富二代们想组织活动,也会交给我们,帮大家攒局。现在是想见谁,随时都能见。”

这个圈子的凉薄,他不是没见识过。去年家里出事后,他主动退出了前俱乐部的群,但还是有人在群里骂他“败坏圈子名声”。“也有人啪啪跳出来(维护我说),‘人家好的时候,你怎么不说;跟人家合影、碰杯的时候,你怎么不说。’当时因为这,吵了好多架,也看清了一些人。”

可如今,这些在他眼中也都渐渐变淡。“这个圈子最看重的是资源,最轻视的是那些为资源而混圈子的人,所以你要有资源去交换。现在我有上市公司这个平台,可以跟我以前的朋友进行利益交换。如果我没有平台,靠我这个人,说难听点,他们能不能答应还是个问题。讲实话,人是很现实的。”

同样被彻底扭转的,还有对钱的态度。

2017年8月11日,江苏南京,町町单车老板“跑路”之后,被遗弃在上的车子无人看管,遭到不同程度的损毁

没缺过钱的时候,丁伟讨厌钱,因为那时候,他不知道谁是真正的朋友,甚至找个女朋友,都不知道对方喜欢的是人还是钱。可到如今,自认为“重生”了的他反而觉得,“物质是最重要的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没有人会对你一味付出,哪怕是我现在这个公司,我如果一直给老板挣不着钱,滚蛋!”

甚至他还会想,如果父亲进去前真的藏了钱,或许有钱好办事,一切都会容易很多。

逻辑,依然以一残酷的形式自洽着。只是,背后是深刻的孤独。“以前,我天天有人叫着玩,生病一下,发个朋友圈,马上十个女孩送粥到我家,我一点不夸张;现在,我搬家一个人,过生日一个人,躺在床上没人养我。”

相比一年前接受媒体采访时,一无所有但无比自信,他自认已经被现实磨练得差不多了。只是他还是乐观的,他觉得通过经营超跑俱乐部,他又能接触到很多新的渠道和资源,这些都是他东山再起的机会。

他也只有乐观,“很多人问我,你是怎么坚持下来的?因为我死过,我不敢再死,那我要活,能怎么办?只有拼,只能靠自己。你不行,真不行了。”

这股热血不是没有反复。今年4月,母亲再次让他失望了。“本来我妈是今年能出来的,没她什么事,但是我妈她傻。她觉得如果我爸本身判十年,她能给我爸承担一点,两个人可以一人五年出来。结果……”

这一度给了他很大的打击,“我本来想的是,你出来了,我也有个动力,对吧?”他的计划原本是想先保母亲,为此他在母亲身上花掉了一大笔律师费,但希望再次破灭。“你看,人活着是为自己活吗?那为自己活,太简单了,我一个月3000块钱,我也能活,是么?”

但那“很火、很气”的感觉还是随着时间消散了,“我现在看我爸妈以前的照片也没感觉了,早没感觉了。这么长时间过去了,哭也哭够了。”

现在,他会调侃说,父亲在里面日子过得挺好的。看守所里的饭菜简单,一日三餐都是粥和白菜豆腐,但可以花钱“加餐”,一个月集中送一次。说到这里,笑容再次爬上了脸,“他也想跟别人证明他儿子很优秀。之前我给他写信,也吹点小牛逼,说我现在做得怎么怎么样,还真把我当富豪了。”他笑出了声。

时间在不觉中滚滚向前。最近,媒体的聚光灯又陆续向他投来,他还是像一年前一样,不太拒绝。但接受的动机不再是澄清或是求些补贴,如今,他更希望借着媒体,向更多人他“重生”的一面,虽然他觉得如果再等等,可能自己能混得更好。

一档演讲类节目联系到他。接受采访那天,他刚刚收到节目组第一次修改后的演讲稿,稿子的标题部分写着——“霸道总裁复仇记”。相比之前丁伟提交的手稿,节目组做了重新的内容编排,调整了整体的语言风格,一些位置还标上了诸如“播音腔念”这样的注解。

“他们可能觉得我写得不够博眼球吧,你看这写的是什么,”丁伟把稿子递过来,“真实,倒是挺真实,但是这口吻,‘霸道总裁之都市传奇’,闹呢?啊,还是小说啊。”他有些啼笑皆非。

不过,他并不在乎这突出矛盾性和戏剧性的处理会给他“招黑”,“这都是相辅相成的,有黑有白。”他把这类事情的本质定义为—— “你消费我,我消费流量。”见得多了,也习惯了。

刚来北京做主播不久,有一家媒体架着长枪短炮来他宿舍录制。为了给他“清场”,工作人员意邀请他的十几个室友出去吃夜宵,以便他释放感情。

他并不打算配合,任凭对面坐着的男记者如何频繁地让他回忆女友离开、父母被抓的细节。最后,男记者自己哭了,却没能如愿带动丁伟。“他真的很厉害,”回忆起当时的场景,丁伟感叹了一句。

今年以来,丁伟只崩溃过一次。平时,情绪的盒子被谨慎地密封起来,一切再正常不过,维系平静的方法是不让自己闲着,“白天上班,到晚上,我有时间会去学跳舞,以后办酒会可能会用到。到11点,我睡了。”

唯一那次,曾在出事期间给了他莫大帮助的发小来京,丁伟没控制住,喝到断片。第二天醒来时,只发现自己满身是伤,查看通话记录,他给自己、爸妈、前任各打了十几个电话。朋友告诉他,他像发疯一样,哭了整夜。那次之后,他给自己定下规矩——绝对不能断片,任何场合都要控制住自己。

但命运这事情,或许从来没有控制可言。

丁伟记得,很早以前,丁万青并不想让儿子做生意,他希望儿子能做公务员。家里不缺钱,他觉得公务员每天坐办公室,轻松。

只是,命运像个圈,丁伟觉得,兜兜转转,摆在面前的还是那条路,“做生意都得玩杠杆” ,父亲遇到的风险,体验的孤独,他也终会遇到。

“可能做生意是条不归路,”这个身上依然背着约130万债务的24岁年轻人感叹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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