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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解人大制度60年

2018-07-17 14:37 来源:80后整理 网友评论 0

人大代表的构成变化

谁来代表?

第一届全国人大在中南海召开时,“人大制度的见证人”申纪兰24岁,是63名农民代表之一。那届人大有工农代表163人,占全部1226名代表的13.3%。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左”风劲刮,到了1975年的第四届人大,工农比例一度高达51.5%(蔡定剑教授数据)。

畸形的比例反映了定年代对“人民”的理解,阶级成分之外,议政履职的能力倒没那么要紧。申纪兰曾对媒体回忆说,当时代表中的文盲太多,农民大部分不识字,必须有“文化人给‘翻译’、念一念,我们认真领会”。整个代表生涯中,她“从未投过反对票”。全国人大代表身份对当时的很多人来说,更像是与劳动模范类似的政治荣誉。

改革开放的第五年,全国人大中的工农比例下降到了26.57%,之后一路走低,在下岗潮最猛烈的5年创下15.04%的最低值(蔡定剑教授给出的数据为10.8%)。代表结构背后的组织意图,显然是考虑到了经济状况和社会稳定。2003年以后,随着业状况改善和农民负担减轻,工农代表人数开始回升到合理比例。

代表结构的另一方面是政治身份,根据官方数据,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党政干部代表1042名,占34.88%,比上一届降低了6.93个百分点;广州市则将第十四届人大代表中的中共党员比例限制在65%以内。

随着社会经济状况变化,全国人大代表中的新阶层不断涌现,从1988年山西晋城的个体户李晋标当选开始,民营企业代表日益增加,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中有14人位列福布斯中国富豪榜前100位,个人资产总和接近3000亿。2003年以来,在地方出现了“独立候选人”、人大代表常任制等尝试,但因为没有法律依据未被现有制度接纳。

历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届中会议次数

反对声音

人大被一些人批评为负责举手通过的“橡皮图章”,事实上从1980年代开始,人大行使决定权、监督权时开始动真格,工作报告、预算报告和人事任免都有被否决的案例。

在全国人大五届五次会议上,在表决“八二宪法”时,现场的电子屏幕显示“弃权票3张”,新华社记者李尚志感觉抓到了“猛料”,他向大会秘书长杨尚昆据理力争,要求如实写进报道,“社会效果、国家形象会是很好的。”杨尚昆带着众人向邓小平、胡耀邦汇报,耀邦爽快地说:“记者的意见好嘛,我看3票弃权可以写入新闻报道中去!”邓小平也点头赞同。

更为人乐道的是台湾省的全国人大代表黄顺兴。1988年3月28日,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选举教科文卫委员会成员,提到89岁的周谷城时,黄顺兴突然站起来,“我反对!”会场立刻安静下来,“我不认识这位候选人,但从简历上看,他已八十有九。这么大岁数的人,不应该再辛劳他了,应该让他好好保重身体。难道没有年轻人为国家做事?”

黄顺兴来自台湾彰化,1950年代投入台湾民主运动,在国民党戒严期间,竞选获任台湾立法委员,因敢言人称“黄大炮”。1985年,他以到美国探亲的名义回大陆旅行,被延揽为全国人大代表,“大炮”威名也一道跨越海峡。1992年七届五次会议表决三峡工程,黄顺兴再次起立请求临时发言,但因“大会没有安排发言议程”未能如愿。三峡工程表决获得赞成1767票,反对177票,弃权664票,未按表决器25票,涉险过关。

201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恰逢人大制度创立60周年。不少人大代表的议案或建议瞄准了人大制度自身,如山东代表赵冬苓,连续两年提交“征税权应收归全国人大”的议案,对授权征税立法的模式提出质疑。

税收法定

从词汇看治理思维之变

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是每次全国人大会议的重头戏,国务院总理在报告中总结过去,部署来年工作,历来是外界观察中国政治走向的依据。人大制度60年中,7任总理累计有47次政府工作报告,内容繁杂,《人物周刊》记者分析了每届人大第一次会议的报告,列出频率最高的10个词汇,从中发现中国政治治理的思维变化。

1959年到1978年之间,“人民”一词始终占据高频词汇第一位,1983年开始频率下降,1993年退出高频词汇行列。“人民”作为政治概念,因其涵义笼统和意识形态色彩浓重,不再能够表征国家治理思维转变背景下的复杂现实。

与此类似,从1993年开始,“国家”一词的使用频率快速下降,到1998年不再是高频词汇。与之对应的是“政府”频率攀升,大体意味着国务院的角色定位日益明细。

从1983年的总理报告开始,“发展”一直占据高频词汇第一位,一万五千余字的报告中使用超过100次,成为凝聚党心民心的“硬道理”。“经济”一词也十分频繁,反映了类似的政治内涵。

1978年之后,每年的报告均有昭示改革方向的词汇出现,如“现代化”、“”、“国有(改革)”,但2003年之后,词汇透露的“方向感”逐渐消失,代之以更加笼统的词语——这既是改革进入深水区的标志,也是改革找不到着力点的表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赵树凯语)。

2003年“农村”成为高频词汇,并一直持续到2013年,印证了十年间“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施政重点。2014年新一届政府开始,“农村”的重要性被相对应的“城镇”取代。

如果说以上词汇反映的是政治“基本盘”和政策重点的话,“管理”、“社会”、“服务”、“制度”、“体系”等新词的出现,无疑是国家治理思维转变所致。今年两会前夕,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明确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历年报告中,口语化的“他们”极少成为高频词,仅有的两次出现在国际或国内政治形势的严峻时刻。1959年冷战深入、中苏交恶,人大会前夕发生西藏叛乱,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报告中63次使用“他们”来指代帝国主义和阶级敌人;1978年华国锋做报告时,全国正清理“四人帮”时代的政治余毒,“他们”出现了84次。

“宪法”出现最多是在人大制度依据宪法创立的1954年,计11次,1983年8次,1993年到2003年没有提及,2008年以后每次报告均提及1次,表述分别为“遵守宪法和法律是政府一切工作的根本原则”(2008年),“充分尊重宪法和法律的权威”(2013年),“各级政府要忠实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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