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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 迁徙

2018-06-01 07:10 来源:80后整理 网友评论 0

这原本是这所成立了19年的民办打工子弟学校历史上的最后一天。

2018年1月19日是位于北京市西五环内的黄庄学校寒假前领成绩单的日子。熙熙攘攘的家长捧着厚厚一摞的奖状、试卷,拉着低年级孩子的手回家,张罗着下一步返乡过年。

无学可上的焦灼延绵了近三个月。去年10月,黄庄学校收到了北京市石景山区教育委员会的口头通知,要求学校在接下来的寒假开始拆迁。这一要求早在去年8月初见端倪,土地租赁方北京金都园林绿化有限责任公司花木分公司,以学校校舍未取得规划审批为由,要求解除合同、拆除学校。

全校中小学部1585名学生一度面临困局,忧心忡忡的学生家长不得不铁下心来,盘算着将孩子送回老家。

2017年11月被关闭的昌平区海清学校

一封封请求报告送达上级各教育部门。经过校方和家长的艰难斡旋,石景山区教委终于在学期结束前几天发来材料,答允延缓拆迁到今年暑假。

学校暂时守住了,横亘在这些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面前的求学之路依然存在变数。

黄庄学校和华奥学校成为石景山区仅存的两所打工子弟学校。因为所在的衙门口村进行棚户区改造,同区的树仁小学在去年8月拆除,台京学校已于今年寒假停办。

【打工】

班长佳男所在的班级是黄庄学校初三唯一的一个班。学期最后一天,36个学生只来了23个。学期中间陆续走了四个人,不想念书或者回老家了。

佳男的爸爸是装护栏的。妈妈做保洁,早上6点多去上班,下午5点下班到公交站接放学的姊妹俩。一家五口人住在五环边的丰台张仪村,房租一个月1800元。院里面住着十来家,一家人蜗居的一间平房被隔断板隔出了两间,她和姐姐睡里屋的上下铺。

她说着一口字正腔圆的京片子,有着小大人的架势,慢条斯理的声音里裹着点稚气,指甲涂得花花绿绿。她依稀记得三年级来的北京,八岁的妹妹也在黄庄学校念书,平时和她一块走一块来。她在家中排行老二、从小被父母带在身边,自觉幸运。姐姐一直留在河北邯郸市大名县的村子里,17岁高中没毕业不想上学了,现在整18岁,加入了父母来北京打工的队伍,在丰台区一个小商场鞋子。

北京石景山区黄庄学校

“老大都得留在家。”佳男总结。同桌和死党莺莺曾是留守儿童,初中才从河南南阳市唐河县桐寨铺镇来到黄庄学校。和黄庄学校近八成的学生一样,莺莺在北京出生。她满月时被带回老家,七个月大时父母返京打工,把她抛在了12个小时车程外的故土。目前她和父母、妹妹四个人住在岳各庄。七岁的妹妹在河北廊坊私立的长城小学寄宿,一周回来一次。年幼的弟弟去年也在北京,由于无人看管,让奶奶带回了老家。

北京石景山区黄庄学校

桐寨铺镇只有两所中学,在老家读完公立小学后,莺莺上了寄宿制公立初中。一次月考后压力别大便不想念了。班里四十多个同学,她记得别清楚有三女一男跟随父母出去打工了。

来北京上学后,她跟在父母身边三年,粗粝的生活扑面而来。家里的负荷、父母的劳碌她都看在眼里。妈妈一早在301医院门口果篮、鲜花,302、304医院也跑,爸爸出去拉滴滴,每天半夜两点多回来,中午十一二点再出门。

她试图去咀嚼生活的核。为了在经济上独立一点,14岁起她开始利用周末和假期去离家最近的超市推销冰淇淋,在北京西站的便利店薯片,一天八个小时下来130元,全程站着磨嘴皮子吆喝。“我的天呐别累,不想再去了,要兼顾上学更累。”

父母的劳碌疾苦也让佳男体会深切,平时她在家会帮着收拾屋子和看管妹妹。妈妈每天回家腰酸背痛,尤其是干活干得太久了疼到刺骨,会让女儿捶捶。爸爸平时打零工,有时候干活的地方偏远,要是工期紧,得在外面待上两三天。

在五六环之间16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四成以上的常住外来人口在这里驻足。

在城市的另一端,东南四环外的小武基村以前是瓷砖仓库,做搬运的农民工很多,还有在十里河家居做小生意的,后来很多人都开起了黑车或滴滴专车。

【分离】

民间公益人士岳毅桦在北京的城乡结合部为流动儿童开设图书室有四个年头了。她刚到小武基村开图书室的时候,专车和共享单车还未兴起。当时隔壁一家四口住在临街十平米的一间房里,高天、高亮两兄弟在这拥挤但被收拾得井井有条的小屋里出生、长大,并以此为轴心建构着他们对于这座城市的认知。

屋里只有朝北的一扇窗,搭了层木板做的小阁楼,夫妻俩睡下面,兄弟俩睡上面。下面大床的床尾放着台电视机,床头边有一张圆桌,兄弟俩平常坐在床沿趴在桌上写作业。一家人吃饭时得有人坐在床边,再加两个圆凳。上厕所得去村里的公厕。

夫妻俩在村里住了十多年。爸爸借钱买了辆车开起了黑车,后来赶上了滴滴的红利期,补贴最高的时候一天能挣五百元。妈妈在村里面开摩的,那后面包着个铁皮的三轮车。从公交车站走进村里非常远,有些要走四十来分钟,村里于是涌出很多摩的。

高天妈1981年生,大家都喊她老黄,精干、女汉子性格,独当一面又很开朗。18岁离开老家——湖南醴陵下面的一个镇,第一次出远门。到北京后为了活路各想办法。起初在一家粤菜馆做服务员,还在村里开过超市。开摩的时顺便去学过做新华保险的保险员,买一个移动的桌子,去培训完穿白衬衣回来,自己喷了横幅挂在出租屋的门脸上。去学驾驶后开始给驾校做代理,横幅上还有驾校的电话。

不像村里有些有谋略的家长去燕郊买房,老黄一家的决策是传统意义上的衣锦还乡,不断攒钱回家盖房,一年盖一层,终于把四层垒了起来。2015年她离开北京时,因为没有余下钱买门,老家房子的四十多扇门一个个光秃秃地空在那里。

高天、高亮兄弟俩的户口都在湖南醴陵。彼时入读北京公立学校的门槛不高,备齐身份证复印件、房东的房产证明复印件去办手续可以了,两人都进了公校。老黄对孩子课业抓得紧,转眼大儿子高天到了六年级毕业的分水岭,她心中郁结要不要送回老家读初中。因为户籍限制缩紧,留在北京无法读普通高中,只能读职校。但她对儿子寄予厚望,认定老大一定能读大学。

回乡联系学校的时候,老黄心里不是滋味。镇上的那所公立学校挨着她家隔壁,她从小学一直上到了初中。那年5月份她坐火车回去,碰到一个亲戚劝她让孩子上醴陵市的私立中学,现在在底下的学校,好老师、好的教育资源基本上全部都到私立去了。她火急火燎地打了个长途电话,那边高天爸把儿子送上火车,六年级的男生一个人坐20个小时的火车硬座,去私立学校考了试,当天下午又坐20个小时的硬座回来。

儿子考上了。兜兜转转之后,一切似乎又回到了原点。老黄心底割舍不下,十多年来她想尽办法、奋斗了那么久逃离的小镇,为了孩子的教育,却不得不硬着头皮带着兄弟俩踏上归途。

回乡后老黄开始愁生计。私校的学费不菲,一个学期六千多,高昂的学费对夫妻俩是负担。醴陵遍地是烟花厂,周遭很多人去烟花厂上班,拿个两千块钱糊口,工作时间也挺长。但老黄性格活络,便自个倒腾微商。坚持了不到半年,现在摆摊东西。

一个从未分离的家庭被迫两头牵扯。高天爸形单影只地留在小武基村继续开滴滴,每个月只歇尾号限行的那一天,把车停在门口下午出来擦擦车,一晃是两年。高天现在读初三了,是个学霸,计划着考株洲市里的高中。高天爸常跟他念叨你以后有本事考回北京来,我的车牌留给你。

去年冬天,岳毅桦一次正跟院里面一个看着长大的初二女生讨论期中考,高天爸在一旁擦车,中途非得插进来,掏出手机,打开一个APP让她们看高天的成绩:数学100,全年级第一。一片惊呼声中,这位欣喜的父亲忙不迭跑回屋里,从抽屉里面翻出了一张细致地叠成小方格的作业纸。他上次回老家临走时逼两个儿子一人写了一篇《记我的爸爸》,平常总是拿出来看。岳毅桦读得忍俊不禁,满眼“我爸爸是一个慈祥的人”,有着明显的应试作文的套路,工整的开头、结尾,中间来一些排比句,一看是为了应付。高天爸却很真挚地感叹,有的时候看着眼睛都会湿。

全家都很想让爸爸回到小镇,不愿他独在异乡飘零。回家待了一年多后,有次老黄以一个母亲的身份与老大平等对话:我有时候真的挺想你们爸爸的,但是我又不能离开你们,要留下来照顾你们,怎么办?高天不假思索地应了句:那看你跟谁亲呗。

【门槛】

乡音浓厚的班主任陈军61岁了,在教育行业待了33年。老家是吉林省梨树县,1970年代从乡村高中一毕业当起了代课老师,38岁考上民办教师转正,中途在农场机关干了十年。

陈军在北京做过三所民办打工子弟学校的校长,在大兴育红小学待了四年,在朝阳大武基学校和通州的明星学校总共五年。育红小学在2011年夏停办。

打工子弟学校,是一主要面对流动人口中低收入人群的子女设立的学校。作为公共服务缺位下催生的一化的基础教育形态,打工子弟学校的合法性一直处于灰色地带。

2003年,《民办教育促进法》生效,北京对打工子弟学校从“不取缔、不承认”的放任态度转变为规范化管理与整顿,审批符合条件的打工子弟学校,并颁发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

2006年,北京对不符合办学条件的打工子弟学校采取“扶持一批,审批一批,淘汰一批”的工作思路,开始规范管理。2011年,打工子弟分布集中的海淀区、朝阳区、大兴区相继关停24所不符合办学条件的打工子弟学校。

陈军2005年来到北京,亲历了北京打工子弟学校的发展过程。

陈军在黄庄学校带的这届初三班上19个人有北京学籍,剩下的人要么学籍挂在老家,要么无学籍。班里陈新月成绩不错,期末考试语文得了98分全班第一,数学、英语名列前茅,但因为学籍问题,毕业后只能学技术。此前陈新月在没经过审批的打工子弟学校读无学籍,转学到黄庄学校依然没有。

学籍和户籍成为一道看不见的坎,左右着孩子们的升学和回乡之路。

2014年,北京市出台政策,非京籍学生无法在北京普通高中借读。在北京读公办中小学的“五证”门槛提高,明确规定了务工业地区和社保缴纳时段、暂住证起始时间、租房完税证明等细则。

“五证”门槛始于2002年,一开始只要求四证。所谓“五证”是指学生家长或监护人的在京暂住证、在京实际住所居住证明、在京务工业证明、户籍所在地无监护条件证明、全家户口簿等证明、证件。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流动儿童教育发展报告(2016)》显示,2014年北京入学门槛提高后,同期小学阶段入学非京籍人数5.52万人,其中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3.14万人,较2013年分别减少了1.97万人和1.87万人,同比降幅分别达到26.25%和37.28%。

近三年黄庄学校有北京学籍的学生越来越少。新入学的一年级新生,三百多孩子里有北京学籍的不到10人。前几年学籍政策松一些,公办学校容纳不下,分流一部分到了这里。目前全校1585名学生中400名左右有北京学籍,多数集中在小学高年级和初中。

在由区县财政承担义务教育阶段经费支出的机制下,在老家挂靠学籍也不容易。在陈军老家,学籍限制得非常严,必须人在、户在。尤其是上中学,人不在定个名挂个照片绝不允许。

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但现实的悖论是,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的经费负担尚未形成规范的制度,流动儿童、少年因为没有流入地的户口,无法享受由流入地地方政府财政负担的教育经费,流入地政府也没有落实外来人口子女教育的资金及任务。

【缺失】

桐寨铺镇的老家很小,莺莺花上四个小时能逛完从村头到村尾的每一条街、每一家店。

在爷爷奶奶身边长大的她没有从小一起玩的发小。她的印象里农村人一般都是老人,再是他们这些年幼的同龄人。同学中鲜少有一起待满六年的,中途零零散散地都走了,小学阶段一学期得走十个人,有的是父母接去大城市了。

在她的儿童时代,父母只在每年过年的时候回一趟家。莺莺平时也不跟他们打电话,无话可说的沉默筑起了一座高墙。她理解起初父母没有资金也没有时间把她带在身边,激烈的怨怼情绪却在言语间弥漫开来。

内心深处的不安全感啃噬着她。“心理上太依赖爷爷奶奶,你别看我平时表面上(独立),对人的情感依赖别强,说哭哭。”性格有棱角的她眼圈红了,哽咽着点点头,“很想爷爷奶奶。”

四年级时有一次父亲把她带到了黄庄学校,她记得清楚在四(2)班,但却想不明白自己当时为什么执拗地不愿留下来,逃回了老家,残留的印象是班里好像她自己说河南话。

出来更早的佳男在老家待的时间很少,只在每年过年返乡探亲,玩得要好的只有一个二叔家的女儿,在老家大名县里上寄宿初中。老家的产她只知道一个香油。

异乡和故土对她来说都有一隔阂感。她眼中的北京“繁华、高大上”,最繁华的地点是天安门,去那里看过升旗仪式,人多热闹。三里屯、国贸这样的字眼对她来说只是隐约听过,“是那个大红门那边是国贸对吧”。有时候出去玩看到街上密不透风的车水马龙,某错乱的不安全感会攫住她。

频繁变动的环境造成流动儿童亲密关系的不稳定,这在岳毅桦眼里是一个非常大的缺憾。他们因为自身生活环境的变化,一起长大的同龄人注定会分开,回了老家又要重新认识新的朋友,缺少真正意义上的发小。

高天曾经跟岳毅桦说过,他后来回到小武基村一个月说的话比他在老家一个学期说的话都多,他在学校寡言,但他原先不是这样的封闭性格。

心理上的再适应是一道坎。岳毅桦会直接问这些回流的孩子最担心什么。一个六年级男生最担心回去语言不通,说普通话习惯了。她最近接触的一个初二回流的孩子忧虑的是朋友、同学,怕周围人对自己不好、遭受欺凌。

岳毅桦家的院子里有一个在北京出生长大的男孩,下棋非常有天赋,全家都在小武基村瓷砖仓库工作。幼升小的时候,他非常沮丧地跟所有人道别后回了老家,二年级被家人送进了广元市里的一个寄宿学校。他当时对于“老家”和“户口”的概念很难理解,会追问岳毅桦什么叫学籍。

2015年1月17日,北京石景山区黄庄学校,CBA篮球明星走进校园和学生一起玩耍

在岳毅桦的解读里,这些孩子对自己的身份认同,相对于不用流动的孩子会遭遇更多的挑战。他们自身会考虑很多、来回想很久,从一些只言片语和具体而微的线索中加深自己的判断,找证据来安慰自己。他们需要衡量回老家好还是不好,互相辩论有老家好还是没有老家好,需要忧虑如果爸妈不能陪自己回去怎么办。过早经历低龄寄宿也会造成心理上的匮乏感:没有人在乎我,没有人想我,没有人爱我。

“那你问我,一定是带在身边。这个没有办法弥补的。我觉得至少心理上会健康很多。孩子对父母的依赖真的是天生的。”岳毅桦说。

【闭环】

佳男和莺莺这届的初一两个班约100人,初三合班前,每个班只有26个人了。

回到湖南醴陵的老黄自觉早已看透流动人口子女教育的逻辑:晚回是不利的,谁都知道老家难、晚回跟不上。像她家这样真正想靠教育这条路走到底的,基本上六年级前走了。战线越长,失分越多。

在魏佳羽眼里,如今民办学校的在小学阶段大都已经回去了,北京现存民办初中的办学质量难以保障,基本上一个年级一个班。留在这些民办学校读初中的孩子,家长对于后续升学的预期几乎降到了零。

初三班里的36个孩子,陈军预计能考上普通高中的也六个。班里有三分之一的同学对学习非常厌恶,学得不好、也不感兴趣,整体综合成绩在中等到中下等之间。有学籍的那几个参加北京市中考,然后拿着中考成绩条回流老家,继续往上读。

民间公益组织在民办打工子弟学校内开设的微澜图书馆举办校园征文活动

公办学校生源水平的底普遍托得比较高,打工子弟学校的教学质量影响的是成绩中等和偏下的学生。陈军清楚打工子弟学校孩子的底数低、参差不齐,不太跟得上的得靠自己努力去学,也有个别学生学得挺不错,在班级是“冒儿”。但和老家比质量的话,差距非常悬殊。他在老家总教初三毕业班,早上黑咕隆咚到学校,夏天晚自习后到家已经11点了。

老家的学习压力一度压得莺莺无法喘息。她那时考上的镇上的公立初中,能考上市重点高中的在100人以上。初一9个班级,一个班40人,长长的走廊几乎望不到头。她在最差的那个班,几乎所有学生一下课无休止地写作业。每张课桌上书高高地摞起来看不见人头,地上也堆满了,有的人买来泡面直接摞在那。每天早上5点起床,收拾完6点来班级早读,早自习完了得跑圈,600米的操场最少跑三圈,晚自习到晚上8点40结束。

志愿者在微澜图书馆工作,微澜图书馆在北京已有15个分馆,此图为2017年10月开放的微澜1馆,位于安民学校东八间房校区内

她直观地感受到了城乡两地教育体系的裂缝。老家上课一节一个小时,讲的内容比较多、会超前教,黑板比黄庄学校的大,还是上下拉的,老师讲解完题目后会延伸出一大堆内容要求他们必须掌握,灌输的压力很大,他们跟老师是严格的师生关系。黄庄学校这边的老师不会讲得那么清楚详尽,但他们跟老师的关系比较好,亦师亦友。来北京后她留了一级,父亲望女成凤,希望她可以好好学考进这边的前三,没成想她的成绩下滑得更快。

“现在整个教育的现实是如果你进不了重点初中你没有办法上重点高中,你进不了重点高中你没有办法进大学,非重点的上大学的几率是非常低的。”岳毅桦说。

在岳毅桦眼里,部分打工子弟学校的教育机械、僵化,在一些教育水平低的学校里存在大量惩罚性、重复性的作业:一个听写没有做出来,这个词回家抄一百遍。这低效枯燥的教育方式直接扼杀了孩子的学习兴趣,导致孩子在这条路上走不下去。

她了解到民办公助的安民学校(朝阳区教委委托办学)和民办的双馨学校都有大量抄写性作业存在。对多数孩子而言,他们在那只是消磨和浪费时间。双馨以前也有初中,孩子每天回来一扫码“作业帮”(一款K12在线教育类型的APP),答案抄完交了,趴在桌子上睡觉的别多。

这些人对学习非常排斥,没有主动性。受限于自身的学习成绩,他们对高校的回报率持有怀疑。

“我听别人都说大学生还在找工作呀。”接受高等教育在佳男看来并不会对人生产生质的变化。在她的认知里,大学毕业生最本质的差异是:学一门专业去公司面试,薪水即使不算高,但工资、工作和居住的地方都更稳定。“肯定比我们这去打工的挣得稳定一些,我们这个工作说不定有时候不能干了。”

身为学生干部的莺莺对大学同样没有强烈的渴望。她觉得没必要浪费那么多时间,更早地进入社会、提前在社会上混好对她来说是更迫切的需求:“有的人上完大学可能还是个快递员,有的人初中不上了但他已经混成了一个老板,这个东西根本不是上不上大学能够定义的,完全看你个人在社会上的游走和交际是怎样的,这个能力肯定比学习成绩重要。”

苗硕曾在昌平区北七家镇白庙实验学校做过志愿者老师。在他眼里,这类打工子弟学校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教育意识很重的地方。学校和家长多数不会从小给他们灌输学习是惟一的上升途径,他们的家长也不这么想。

陈军接触到的很多父母对这些孩子疏于管教、关心不够。繁重而琐碎的劳务消耗了他们几乎全部的时间和精力,在管理上也有问题,以时间紧为借口,很多家长对孩子放任自流,要钱给钱,要吃的给吃的。尤其是40岁以上的父母受限于自身的文化程度,没有通过教育这条路往上走的意识,多数家长走一步看一步,或者把这类学校视为提供起码的认字、算数扫盲功能的场所和日常托管场所,“根本不懂啊。”

“都是农村来的孩子,多数还是随波逐流的,没有啥太远大的理想。”

这在某程度上成了一个闭环。

宋映泉曾主持一项研究,从2010年开始,对北京十个区县50所打工子弟学校的学生进行连续五年的跟踪调查,对象是1866名初中二年级学生。

研究发现,这个群体初中后教育成低下、业率和业质量不高,大多数人都没有离开北京。高中(含高中)入学率不足40%,大学入学率不到6%。在高中阶段,入读高中的比例远高于入读普通高中的比例。在大学阶段,近一半的学生所在大学为三本及高职高专院校。

业者中有2/3左右在底层服务业打工(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平均月薪在2500到3500元之间,不到北京市职工月平均工资的一半;10%左右以自我雇佣的方式业;有13%-21%处于无业状态。无论是无业者、在低端服务业业者,或者是以自雇佣方式业者,他们中的60-80%都留在北京。

他们的父辈背井离乡,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为了维持最基本的生存咬紧牙关。对于绝大多数城市第二代移民而言,他们受限于父母的经济状况、文化程度和教育期望、打工子弟学校整体的低教育质量和高流动性等因素,现实的出路是因循父母辈的轨迹尽早地谋一条生路。

【归途】

或早或晚,迁徙注定要在某个节点发生,无非带来三结局:第一是造成留守儿童;第二是夫妻分离,如妈妈因孩子年幼跟着回去,爸爸一个人留下来打工;第三是举家回迁。

“回不去了。”魏佳羽说。

“虎毒不食子。把自己的孩子放在千里遥远的老家孤独长大,缺少家庭的温暖,缺少父爱、母爱,成长失去童年该有的快乐色彩,与老人相依,心里内疚的同时更是放心不下。想一想‘留守儿童’四个字心里五味杂陈,实在不想让孩子一个人独自长大,留下怪异的性格。但我们作为父母又不能放下工作。回老家带孩子,养家糊口成了天方夜谭。”在黄庄学校有关学生学问题的调查表里,籍贯是河南固始徐集乡的一对父母写下了这段话。两人均已在京21年,孩子在北京出生,妈妈在超市上班,爸爸是财务员。

另一对来自湖北广水市的三年级学生父母也表达了对孩子回流的忧虑:老家无人照看小孩,家中只有体弱多病的父亲,且老家乡镇小学多已合并撤销,须到镇上或更远的县城上学,多为不便。

14岁的佳男并没有自觉意识或违抗的念头。父母早已替她做好了抉择,等下学期上完回老家读幼师。她想那这样吧。毕竟六年多来都在北京待着,反正一直都是外地人,自己也该在老家多待会。她自知学习不好也学不好,没想过读普通高中,一心想着赶紧把学上完,嫁人、工作。

“我没什么不愿意。我也不知道,反正别乱,因为我心里没有想过别的呀。我不是别乖。该叛逆叛逆,该不叛逆不能叛逆。”

成绩平庸的莺莺也将遵从父亲的意志,返回老家河南南阳市找一个好点的职高,毕业后直接在那边工作。具体专业父亲给了她选择的主动权,她一片茫然,但对未来有着虚幻缥缈的浪漫化想象和憧憬,不安于现状、不想固定于一个工作。姑姑家一个表姐学的是平面设计,在广告店工作。心血来潮之下她对设计起了兴致,两个人筹划着以后在老家合伙开个婚纱店,自主设计的婚纱。

她不会回到那个狭小僻远的村落,父亲不想让她接触老家那边的思想,“一天天够吃够喝行了没有一点上进心”,嘱咐她上职高每两周放假时坐高铁来一次北京。“我别容易被人改变,你说面条好吃,我说米饭好吃,我跟你时间久了也跟你一样说面条好吃了。”莺莺说。

北京物质文化生活的丰富让她留恋。“融入这座城市并不难,因为我别渺小,很容易能钻进来。要是我以后能在这生活更好了。

下一步何去何从,班里的学生普遍都想清楚了规划。36人中的24个陈军都问到了业意向。有男同学想学汽修或者电脑,有女同学想学美容美发。之前学校送出去三届的个把初中学生去北大青鸟学技术。

接下来打工或者念学校的这些人,如果有机会多数还是想在北京立下脚跟。实在没机会,再回老家。

参考文献:

1.《北京市流动儿童义务教育状况调查报告》(韩嘉玲.《青年研究》2001年第8期)

2.《打工子弟学校学生初中后流向哪里?——基于北京市1866名流动儿童学生长期跟踪调研数据的实证分析》(宋映泉,曾育彪,张林秀.《教育经济评论》2017年第3期)

3.《中国流动儿童教育发展报告(2016)》

4.《北京市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5.《农村寄宿制学校学生发展报告》

(文中佳男、莺莺、高天、高亮为化名。感谢北京工友之家总干事孙恒,实习生梁婷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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