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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福民 一个文化官员的“游园惊梦”

2018-06-17 14:34 来源:80后整理 网友评论 0

苏州双塔公园对街小区内,退休的高福民端坐屋中大堂,一张长条大桌从他胸前横过,正在编纂的《走近过云楼》书稿堆积其上。“主席头”高高梳起,额头借着窗外透进来的天光闪闪发亮,跟着一起闪光的,还有他手中一支接一支点上的烟。

自1995年任苏州市文化局局长,打小学美术的高福民扎进苏式传统文化。2014年7月,积累十余年研究而成的《康乾盛世“苏州版”》,经汉声出版3年编辑,付梓上市。“想起来,都像梦一样!”高福民感叹。

生于苏州古城内,高福民小学随家人搬到阊门内下塘。这里是《红楼梦》开篇的场景地:“当日地陷东南,这东南一隅有处曰姑苏,有城曰阊门者,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

这阊门内下塘有座神仙庙,高福民最爱去那里“轧神仙”。一路过去,是桃花坞,红红绿绿的传统年画、泥人、皮老虎在他眼前像一场场的精彩表演。江南多雨,雨水在坑坑洼洼的地上积成一个个小水塘。高福民穿着塑料鞋,吧嗒吧嗒挨个踩水塘,一路踩到拙政园边的工艺美校,在那里跟老师学画。

渐渐地,看到的“表演”越来越少,高福民萌生一念:要收集路上看到的玩意儿。年近花甲,高福民没想到这竟成为他退休后的一项事业:“想起来都像一个梦。”

康乾盛世“苏州版”

“苏州版”

高福民抱出3个版本桃花坞年画、版画书册,一字排开:第一版《桃花坞木刻年画》,“是按照老专家们的意见编的”;第二版《苏州古版画》,是与中国美术史论教授周芜之子周亮编辑;第三版《中国木版年画集成·桃花坞卷》,是高福民在冯骥才推动下编写。《康乾盛世“苏州版”》是第四版关于桃花坞年画的书册,彩版宣纸,共3册,制作精良。

转身,他走进大堂隔间,一人高的镜框内,嵌着他这些年走南闯北收集的3张康乾桃花坞版画,均为海外回流所得。在《康乾盛世“苏州版”》中,一共刊出375幅“苏州版”,仅有4幅在国内,除去辽宁博物馆一幅,另外3幅深藏在高福民的这间隔间。

在与冯骥才合作第三版书时,高福民发现了康乾时期的桃花坞年画。“以前只有太平天国后流传下来的供研究。”太平天国一把火烧了山塘街;到“文革”,桃花坞年画留下的老版都弃置在一家红木雕刻厂内,终至腐烂。“这是桃花坞年画的两场浩劫,桃花坞年画基本是断掉的。”

2000年,高福民到成都出差。有人跟他提及绵竹年画,他自然想到桃花坞年画。到绵竹县城,“居然有年画馆!”这让高福民羡慕。反观桃花坞,虽名扬中外,却什么都没有。回到苏州,他着手做桃花坞年画馆。这并不容易,“所有东西都已被‘破四旧’。既无一幅老画,也无一块古版。”

前任文化局领导钱璎捐献了父亲阿英生前收集的近两百幅年画,高福民从图书馆古籍部找来两百余幅,除去重复的,共有250幅。”桃花坞木刻年画博物馆开了起来。2006年,桃花坞木刻年画入选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要出一套22卷本《中国木版年画集成》,冯骥才到苏州看桃花坞年画。高福民带他去山塘街,看到的都是红红绿绿的现代版,冯骥才反问:“这是桃花坞年画?这是南桃北杨的‘南桃’?”

冯骥才要看古版,高福民无奈:“古版已经没了,目前是这个现状。”冯骥才说:“桃花坞卷你来完成。”“我哪有时间啊,这要找专家写。”高福民推脱。冯骥才很坚定:“我看是你来。”冯骥才听高福民一路介绍,比看到的详细:“你不是学美术的吗?你来写吧!”高福民应承下来,2009年7月,该书由中华书局出版。

高福民去天津找冯骥才,听说天津古玩“有点名堂”。为了搜罗更多,他事先找人摸熟门路,“只要年画,其他不要”。

他们丢给高福民一坨揉成团的纸,他一看,“全是烂在一起的纸”。问多少钱?800块!高福民买下来,带回办公室,见者都说他买了一团垃圾。他不死心,找图书馆搞古籍修复人员修复后,大惊喜。

高福民跟冯骥才说:“我发现了一个宝库。我们熟悉的桃花坞木刻年画几乎都是太平天国战争之后的,之前有很多更优美的年画。”为顾全22卷出版大局,“桃卷”按时出版。高福民觉得不完美,决定做下去。

不久,汉声杂志社总策划黄永松找到高福民,要与他合出一本桃花坞年画,高福民希望顺着已经露出的冰山一角,把整座宝库找出来。他跟黄永松说:“我想实现一个小梦想,到宝库里面去。”两人一拍即合。

美术史家们最初看到的,多为清末民初桃花坞年画铺印行之物,前身‘苏州版’于历史更为悠久的阊门外七里山塘。山塘画市在太平天国战争时遭炮火所毁,五十多家画铺所剩无几。剩下的迫于生计或迁到城内桃花坞,或迁到上海。炮火把桃花坞木刻年画分成了前、后期。”

康乾盛世“苏州版”,风格不同于后来的桃花坞年画:“尺幅巨大又纤细入微,久已失传的‘饾版拱花’工艺是中国明代后期江南商品经济发达的遗痕,独的‘西风透视画法’是中国清初开放的印记。”

高福民从日本、欧美的博物馆、图书馆收集了375幅年画资料。山东美术馆一位年画专家记录,法国图书馆有5幅桃花坞早期年画,均为康乾时期的。汉声先后4次托人去寻,无果。高福民认为,当初传教士带出去用以研究中国人信仰宗教并非展品,所以难找。“他们应该放在柜子里,不可能放在展厅。”

黄永松牵线,台湾学者杨永智到苏州,被高福民收集的“苏州版”资料触动,将多年收集的日本博物馆和大学图书馆的资料给高,“虽然大部分我都有,但清晰度远胜于我,他把光盘一拿来,一下子增加许多。”

2012年7月,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在纽约举行中国明清版画展,高福民听闻,拜托贝聿铭设计苏州博物馆时派驻苏州的代表林兵,与大都会博物馆东方部主任屈志仁联系,希望屈能把展览图册寄过来。一个礼拜不到,高福民收到图册:“多好的版画啊!我看得心花怒放。”

他将找到的这些年画命名为“苏州版”,区别于八十多年前日本学者黑田源次提出的:苏州年画是以“泰西笔法”为核心的“姑苏版”。1931年日本美术研究所举办了一次中国版画展,展品多为冈田伊三次郎收藏的中国版画,黑田研究了这部分版画后,给出了“姑苏版”的定义。

高福民对康乾盛世“苏州版”的定义是:清前期至太平天国战争前的苏州木版年画工匠创作作品,以康雍乾朝为主,是桃花坞年画前身的盛期。

今年3月,高福民收到通知,赴京领取“第六届中国非凡时尚人物奖”,同台领奖的还有:北京大学建筑学教授张永和、凤凰卫视拍摄中国远征军抗战的制片人邓康延、江苏宜兴紫砂大师、陕西凤翔泥塑大师。高福民并未申报,觉得此奖来得奇怪。宣读颁奖词,才知是因为“坚持十余年时间挖掘和整理了桃花坞木版年画的早期遗产”。

2006年秋,贝聿铭与高福民(右一)在苏州博物馆的工地上

贝聿铭与博物馆

2000年,高福民承接筹建苏州博物馆的任务。

改革开放初期,苏州曾邀请贝聿铭,他并未答应。“他考察苏州平江路,嫌水太脏,绿化太少。”

一个周日,高福民随市委书记到旧馆所在地——太平天国忠王府调研。专家建议选址在原平江区人民医院。那是一座火柴盒似的水泥房子,楼下压着的古建筑是张氏义庄(清人张履谦旧宅以西祠堂和义庄部分),“当时只见大厅变成了医院自行车库。”

在对苏州老城水流污染和绿化做了整改后,高福民又被委以邀请贝聿铭的重任。

他先与贝聿铭儿子贝礼中接触,心里却总想着请到贝聿铭本人。2000年,高福民跟随当时的苏州副市长姜人杰,在中国银行总部与贝聿铭碰头,表达了邀约之意。

贝聿铭让他们去看香山饭店。2001年,到纽约正式邀请贝聿铭,高福民发现贝聿铭正在研究他们想选的地块,“我知道他有这个心。”

高福民有了把握,“后来定了下来,从设计到完工,一做7年。”

“他研究得很深,有时候也理想化,经常建起来拆,不满意拆。”工地执行者被如此反复急坏了,找高福民诉苦,高理解贝聿铭,说:“按他的意见做吧。”

能不能在平江区人民医院的位置建博物院,最初争议颇多。

1864年,太平天国忠王府建起来,拆了市区多处古建筑,忠王李秀成却一天没住跑了。最后那里变成苏州博物馆。“贝聿铭到来时,有一部分意见是,不希望贝聿铭再建新馆。”

“当时很尴尬,如果不是贝聿铭,这事肯定半途而废了。”事态严重时,甚至引来中央媒体,“说拆除的平江区人民医院是古建筑,要停工。”

高福民对着镜头把墙砖抽出来,全是红砖,“都是五六十年代的房子。”最后被压在医院底下的张氏义庄被整体迁移,得到了更好的保护。

联合国世遗组织也派日本专家来查看。有专家提出要做小青瓦。日本专家到拙政园抽了一片青瓦,问拙政园管理处主任,青瓦多久换一次?5年。日本专家觉得不可行。

“事实证明贝聿铭是对的。博物馆的屋顶不能总是伤筋动骨,容易漏水,对藏品会有影响。”看着贝聿铭做博物馆,高福民充满敬意,“严谨得不得了。”

贝聿铭先建了一座样房,问高福民:怎么样?高说:“好,很好。”“那拆了吧!”高福民急了:“啊!怎么可以拆掉呢?”

高福民看着样板房做得跟真的一样,除了稍显粗糙。“他是看看效果和位置,以及跟拙政园的关系。”

其时贝聿铭近90岁,思路仍清晰细致。样板房建起来,他拉着高福民去拙政园看。他的原则是:从拙政园的各个角度,一点都不能看见博物馆。本地有专家跟贝聿铭提议:贝老,你在墙上开个花窗,把拙政园的景引进来。贝聿铭手一摆:“这怎么可以呢!拙政园是世界文化遗产,一点也不能碰!”

贝聿铭要在博物馆庭院做山水,“最初想做桂林山水。”高福民建议做江南山水。”他找来米芾的江南山水画卷悄悄递给贝聿铭,贝聿铭很喜欢,说:“你说得有道理。”于是21块石头,九曲石桥,成了今日苏州博物馆的著名景观。

事后,贝聿铭跟高福民趣言:你也能做设计的。

两人因做博物馆投缘,身边人都说:“敢跟贝老说‘不’的,大概只有高福民了。”今天的苏州博物馆,是众多园林中的一处CBD,以建筑之美吸引人,却丝毫不与周边古典园林违和。

白先勇与昆曲

初入职文化局,高福民去看昆曲,困难极了:一间破旧的老房子,一处简易小舞台,边上一个捐款箱,看戏免费,愿意捐点钱。“即使在大剧场演,台上演的人也常比台下看的人多。”

那一年,文化部昆剧指导委员会为办昆剧节已研究8年,苦于无人敢接。“昆剧都这个现状了,还能办节啊?”

在湖南郴州开会,两位老专家发脾气,“研究了8年还在研究”。高福民盘算:“有老大哥、老大姐在,上昆、北昆、江苏省昆、浙昆,个个有响当当、人才济济的角……排到苏州都是小弟了。”

但这些昆剧院都没敢接下“昆剧节”的任务,大家都把目光投向了苏州,理由是:苏州经济发展快,有条件,又是昆曲发祥地,而且昆山8年前曾答应过办昆剧节。

高福民反复思量的结果是:“也许是好事,总要改变这个局面的。”钱璎和顾笃璜(过云楼顾文彬曾孙)鼓励他:“只要你敢接,我们帮你。”

第二天,大家等着他表态。先上郴州苏仙岭,“都说那里抽签灵,我那天脚步沉重。”大家边走边嘻嘻哈哈,高福民无心参与。昆剧大师蔡瑶铣、张洵澎让高福民抽个签,他说,我不大信这个。最后他们帮高福民抽出来一看,上上签。

高福民捧了个烫手山芋回苏州,心里却忐忑,想着苏州的昆剧衣衫褴褛,“真的像个要饭的团。”2000年3月,首届中国昆剧艺术节开幕式在昆山举行,主会场:苏州。全国6个昆剧院团和浙江永嘉昆曲传习所赴会,演出传统经典剧目10台、28场戏。从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香港等赶来的票友齐聚,成为建国以来昆曲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汇演。期间,还办了第一届虎丘曲会,再现了300年前的曲会场景。

翌年,昆曲成为首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的19个“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之一。

高福民回想昆曲在近现代的两个转折点:1921年,桃花坞五亩园,苏州昆曲传习所招了三十多个小孩,培养了一批传字辈,此为转折一;第二个转折,是获评“非遗”。

随后,苏昆赴台演出。

在台湾的表演出乎意外地成功。“一根针掉地上都能听见。”龙应台、白先勇、余光中、许倬云等一批台湾文化人,看到苏州的昆曲都兴奋不已。高福民和白先勇同时接受《中国时报》采访,“白先勇讲了昆曲的价值,我讲了昆曲的保护。白先勇听得眯眯笑,说上海不去了,直接去苏州。”

两个月后,白先勇真的到了苏州,提出了“青春版牡丹亭”的想法。台湾企业家陈启德随之而来,邀请顾笃璜和叶锦添合作排演《长生殿》。

昆曲申遗成功后,昆曲博物馆馆、昆曲传习所所、昆剧院、昆曲表演场所、昆曲研究中心……相继成立。苏州市人大甚至通过了关于昆曲的立法,将昆曲“原真性”写入相关法规。

“文化这东西,不是非此即彼,重要的是包容。很多人都说这不行,那不行,我认为这也行,那也行,关键是怎么做。”

珍宝岛烙的印

高福民父母从事工艺美术行业,高自小随老先生画画。读中学时,考入工艺美专。“我小学去了,整个学校我最小。”

1968年,高福民17岁,知识青年下乡“指示”尚未到来。他被分配到工厂,“做毛主席塑料夜光像,用发亮的荧光粉做拌料。家庭出身有点问题的还不让做,怕在料里做手脚。”但那是有毒的聚氯乙烯。三班倒,高福民每晚从厂里回家,身上都闪闪发光。

半年后,征兵开始,高福民体检发现,诸多指标不合格,“才知道那东西对身体有伤害”。

征兵的军人到厂里购买夜光像,高福民正出着黑板报,画毛主席像。“他们觉得我画得蛮好。”征兵的问,你报名参军没有?“报名了,体检不合格。”

“那明天你跟我们走吧。”“支左”需要画画的人,高福民这样跟着去了黑龙江。坐着闷罐车,颠了好几天,下车的地方叫齐齐哈尔,“冰天雪地,手握在把手上都粘住了。”

没几天,珍宝岛打了起来。誓师大会后,高福民跟着一路开到黑龙江边吴八老岛。再后来,去了珍宝岛,一呆8年,却没有画上一天画。

高福民所在的连队是通信架线连,负责岛上岛下的通信线,这条线一直通向北京。“对方打炮,岛上干草烧起来,你要用身体把火滚灭。”有一次,半夜跟着班长出去排除线路故障,零下54度,旋风把雪卷起来,将山坳坳里高高的落叶松覆盖了一半。班长告诉高福民,往山上跑,别往山坳里跑,不然会被雪盖住。“一天一夜,和着雪,啃着步兵连连长给的冻硬的馒头”,班长说:“一定要吃进去,肚子里没东西,没热量,会冻死。”一开春,被子一掀,下面都是蛇。

高福民双腿冻坏,“一到冬天,膝盖无知觉,一回苏州好了。”他申请回苏州,另一个原因是,父母都下放到苏北,他不放心。

1977年,作为复原军人,高福民被分配到烈士陵园。他欣然答应,心想只要回到苏州,把父母的事解决,到环卫站都愿意。

26岁,高福民进了苏州市委大院。正值揭批“四人帮”代理人华林森,“有人同情他,但是不批斗又不行,让我去台上把他背下来,我跟谁都没关系,没人说我,我去背。”

一段时间后,高福民被留在苏州市委组织部,从事文职工作。一次,他写了一篇关于改革开放后农村基层党建发生变化的。

《红旗》杂志要登这篇,他写好后,给领导看,领导觉得不可能登,《红旗》却一直在等,“他们知道是我写的,但是谁署名呢,又不能老等,把我的名字放上去了。”结果成了《红旗》头版头条。“我当时是组织处长,后来到平江区委当副书记。”

一日,平江区破了个杀人案:苏州齐门一家三口父母被杀。去看现场时,检察长、公安局长都吐了,高福民没吐。身边有人想起,说他在珍宝岛呆过。

破案那天,高福民冒雨赶到检察院办手续,全身湿透。出门,有人传话说市委找他谈话。正欲换衣服,他被告知:不要换了,领导在等你。高福民直接到了办公室。

时任苏州市委书记的杨晓棠让高福民负责文化局。“有没有弄错,我没有做过文化!”高福民很吃惊。杨说,你的档案我都看过了,你是学美术的。

初到文化局,高福民见到的都是公司,要以商养文。办公室没有空调,电扇已经转不动,所有的财政表格拿来一看,全是红红的赤字。

前5年,高福民全力把赤字消灭,“然后再做图书馆、博物馆、昆曲……前5年发工资都发不出来,后来好了。”高福民在这里呆了12年,苏州265处文保单位挨个看,“剩下一个没看。”期间,他拒绝了几次升职和调动,“一走,手上的事要停。”

后来,他去苏州市大学任职。第一天到学校,高福民从东走到西,又从南走到北,在一块未开发、堆满建筑垃圾的地方,发现一个杂草高过人的土墩。有人告诉他,这是顾野王墓。高福民惊叹:“着意寻不见,有时还自来!”

顾野王是南朝梁陈时期儒学家。顾野王墓原是省级文保单位,后因损坏严重降到市级。2004年,高福民找到它时,四面被大工地包围。“走不进去,先后找了三次,两次没找到。在村子里,被农民房子包围,轻易找不到。后来再去是大学城工地。”

高福民研究了一番唐宋元明清的记载,准备重修墓地,“它是12块天上掉下来的陨石形成的墓,不能做成墓。书上说,平地不起坟,起山。是12块石头。”高福民把记载翻给专家看。

“我们的传统文化时续时断,现在人们的工作方式是盖楼、达标,里面要放什么并不一定知道。我们是时代的幸运儿,现在正是研究的时候。”高福民拿起一叠桌上的过云楼书稿。起初他拿到一个纸箱,打开来,落满尘土,是“文革”后归还给顾家的抄家物资,“它们在那里,等我们去挖掘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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