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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政 | 吴振华 走过战火、孔孟和法兰西

2018-06-16 14:33 来源:80后整理 网友评论 0

在戴高乐机场1号航站楼,12岁的吴振华“人生第一次看到会自动打开的玻璃门”。他奔向出口,“一下子彻底被寒冷震住了。”此前他生活的国度里,只有炎热。

他和母亲、弟弟从金边中转曼谷逃到巴黎,那是1975年4月18日。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给这个华人家庭出身的少年的冲击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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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岁的吴振华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他穿着淡蓝色衬衫,领口扣子松开。寻常牛仔裤,皮带把衬衫扎得松紧合度。面庞干净,头发清爽。左手无名指戴一枚素戒。他说话节奏很稳,表达清晰,文法准确——说法语。

他也会说粤语(他称之为“中文”),这让我们的广东籍摄影师与他交流顺畅,甚至,他们可以说点更家乡的话——潮汕话。连他的法语,据我们的翻译胡文燕说,“与很法国的法语相比,发音别靠前”,“跟讲广东话的腔调样貌没啥大的不同。”

吴振华去过广州,他在那里很激动。他喜欢广州人说广东话,比香港人的粤语更纯净,更有音乐性。“香港人说的广东话真是乱七八糟。”他说。

法语对12岁的少年来说,是全新的。他数学很好,但跟语言相关的,成绩惨淡。他的老师是位年长的妇人,给他一条“英明的建议”——把所有文本都背下来。他谨遵师命,背下所有涉及历史、地理等方面的法语。

“我是通过‘下载’来学习法语的,通过背诵把法语‘下载’到我的大脑里。”他习惯依靠语言的音乐性而非语法。即便到了现在,他阅读法国文学作品时,也是对语言的节奏感更敏感,而非精准的语法和用词。

他中断了“中文”的学习和操练。父亲是汕头人,母亲是顺德人。他按照与英文类似的拼音念出“顺德”二字,问我们的摄影师:母亲的家乡,用粤语怎么说?

高等教育阶段,吴振华在巴黎九大受训,毕业后从事金融和传媒,个人财富和社会地位开始积累。他的办公室在凯旋门附近小街巷里,布置得更像一间创意文化的workshop:办公桌上叠着尺寸、颜色、质地有所差别的纸制品,座椅背后的上墙是大幅油画,下方是均匀的格子架,左面到窗子间墙纸有些剥落,有老旧西洋画室的不羁感。右边墙上挂着汉字“财”,又有广东人的恭顺与在意。右边靠墙几案上立着2005年前总理拉法兰为他颁发的法国国家功绩骑士勋章。2009年,前总统萨科齐授予其法国荣誉军团功绩奖。两个奖项的创立者分别是戴高乐和拿破仑,法兰西的两位军事和政治将领。

与写字台对应的是客座沙发,跟前摆一张圆形的茶几。茶几上堆着书和几件小工艺品——非洲来的木制小黑人,戴着牛仔式的大帽子;美国政治讽刺卡通片《南方公园》的主角Karl。工艺品都是礼物。书是吴振华正在读或即将要读的,放在最上面的一本是《Israël : La Nation Start-up》 《(以色列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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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代表了一法国想象下的中式审美——像30年代电影一样,或像王家卫《花样年华》里那,他对于法国人来说是这个。说不准这到底是不是真正中国的东西,但符合想象。”他的朋友阿尔诺·杜皮-卡斯泰雷斯(Arnaud Dupui-Casteres)这样评价他的外表。“法国人想到中式美感,很自然会想到他。”阿尔诺是Vae Solis Coporate公司的CEO,2013年来中国参加过博鳌论坛。

“我想自己是个南方人,我吃米饭和南方调料。”有时候,吴振华会这样定位自己的身份。但他一天都没有在中国生活过。由于贫穷,他的父亲早早来到越南。60年代中期,赶上越南反华运动,出走柬埔寨。吴振华访问世界的第一站是柬埔寨,但又跟那里不亲,“我出生于一个华人家庭,沾染着他们的生活传统”,除了阅读中文。

异乡人的被迫迁徙没有止步。柬埔寨内战爆发,1973-1974年,吴家居住的金边被红色高棉包围,城市与外界联系被切断。吴振华记忆中,日常作息表上,每天中午到下午4点,是城外向城中扔炸弹的时间。狭小的市中心,居民们习惯了爆破的巨响。距吴振华家最近的一次爆炸只有50米开外。当时他正在午休,被震醒,趴在阳台上看还不够,跑到楼下去围观。

地上有个大坑,尸体躺在一边。四五个人被炸死,距离爆破点近的断成两截,远一点的被烧焦。“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流血,真正的血。”战争的记忆让他直到今日都无法讨论军事、暴力、灾难等话题。父亲曾建议吴振华学医,“我说我学不来,如果我看到一滴血,肯定会晕倒在地。我看不得血。”

晚上6点,宵禁生效,世界黑黢黢的,餐桌旁只亮着一盏油灯。这是一顿典型的吴氏晚餐。父亲是商人,同餐的除了家人还有生意伙伴。所有人都吃得很平静。饭毕回家,父亲说,他在黑市买了3张机票,让妻、子明天离开。那将是金边被红色高棉接管前的最后一班飞机。

父亲把家庭重任转交给他,“以后你要照顾你母亲。”没有征兆和准备,吴振华的童年结束了。“仿佛老了30岁。”他知道,一家之主父亲交付家庭责任给儿子,是一中国习俗。12岁的他要思考怎么照顾45岁的母亲。

在吴振华审视自我身份转变的人生结点上,家庭与父母都是他的场。那晚气氛微妙。对父亲来说,这是个艰难决定——没人保证飞机能飞,并且安全。他可能失去家人,尽管家人处在紧张与茫然中,还没意识到这一点。“父亲是个很传统的中国人,他的意识里,只要有让家人逃出去的机会,即使有风险,也会抓住这个机会。”

父亲决定自己不走。“金边沦陷”的传言已经讲了半年多,但人们内心都还存有侥幸——日常生活还在继续,明天是新的一天。父亲的产业在这里,变也不可能一蹴而,他只是说:先去曼谷避难,然后,再说。

他们奔到机场时,那里已彻底空了,一架私人飞机隐藏在库房里。十几个人要用它去冒险求生。“我们去了曼谷,那天是1975年4月12日,蒋介石去世一星期左右,所以记得别清楚。”

匆忙出逃,他们甚至没有带家庭照片。作为父亲的第三任太太,母亲向来养尊处优,这时身无分文,只有钻石,“因为她别喜欢钻石,所以当时只带了钻石。”三人靠典当珠宝的钱捱过在泰国等消息的日子。“我是有一段战争和逃难的过去的。”吴振华说,“所以至今,我别迷恋钻石。”

到法国后,母亲给了吴振华一个24K金的吊坠,他一直戴着。母亲告诉他:如果有一天我们还要逃难,至少你可以把吊坠拿下来,掉换米。金子世界通用。

吴振华 图/方迎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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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振华的朋友们都觉得,他是典型的法国人,但又跟一般法国人不太一样。“比如对于家庭的重视,他这方面并不很‘法国’。根据我对他的观察,他对家庭非常重视,对自己对家庭的‘归属’很重视,而这并不是大多数法国人的态度。这可能是中国人的习惯,我猜是这样的。”吴振华的朋友阿马杜·恩戈姆(Amadou Ngom)说。阿马杜是15岁从塞内加尔来到法国,现在是一名企业家;他的父亲是外交官。

1975年4月18日,吴振华来到法国。那一天,在柬埔寨,红色高棉占领了首都,原政权倒闭。他失去了与父亲的联系。电视里说,柬埔寨发生了大屠杀。

“我们觉得他死了。但当时家里人避讳说这个。我们等着,但心里想他大概已经死了。”直到半年后,他们收到父亲的电报,他步行到了越南西贡。他还活着。3个月后,一家人在法国团聚。

父亲盘下披萨店,经营中餐馆。生活得到改善,他们过上巴黎式小资生活,了解法国社交微妙的习惯、餐桌礼仪,并开始在乡村度假。与此同时,吴振华从肩负重任的家庭男丁,再次退到不那么重要的位置,父亲回归一家之主。除了对外使用的语言,这个家庭没什么变化。

“(对自我认知而言)中西方世界的切换来得还要晚些……我23、24岁前住在父母家。我是中国人,不觉得自己是法国人。你知道,在中国家庭里,我们很少谈政治。当时我目标只是学好法语,考个好成绩,上个好学校。”

大学毕业后,吴振华搬到蒙马地区独立生活,这让他同过去的生活产生了距离,但多年习惯还保留着,还没有确信自己是法国人。他跟父母的关系依然亲密,在家里可以听到粤语和潮汕话,出了门才会用上那让他拼了命才掌握的高贵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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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诺形容吴振华“精致”,“懂得穿衣服,懂得优雅的言行举止,而且从思维上来说也是。想法很复杂,很深刻,有一高雅的气质。法语里的高雅有两层含义,一个是外表上的,一个是内在的,而他两者都是。他很有教养,很懂得倾听,发言总是等待合适的时机。”

虽然形象颇佳,但吴振华看起来并不太习惯拍照。他对着镜头笑起来总是有点僵硬。他大概不是那么容易开怀的人。直到父母去世前,他几乎没有反思过自己与家庭的关系如何影响到自己的社会定位。

父亲抽了五十多年的烟,肺部只有5%在工作,1996年去世前,他一直住在医院。2000年,母亲的离开则很意外,身体未见异常,却在睡梦中死去。

“守丧期”的记忆是模糊而痛苦的。真正的痛苦不是伤心和哭泣,而是自我质疑——没有了父母,吴振华觉得没有了身份和文化坐标(“虽然有兄弟,但意义毕竟不同于父母”),“之前构建的世界在倒坍”。

他听从朋友的建议,写下脑袋里的东西,开启了一个私人的“疗程”。第一阶段写得乱七八糟,第二阶段写得暮霭沉沉。他开始意识到,对父亲,他有不少怨言:“12岁我便知道,什么是做决定、如何做决定、为何做决定,后来我做决定,并非是我想做什么决定,而是我应该做什么决定。做事的理性和富有责任感使我意识到,我从来没有过童年,这便是我对父亲的谴责。”父亲不是他的偶像。对于父亲,他也没有事业上的赞赏。他从不会问自己“父亲好吗”这样的问题。他和父亲的关系从来没有那么多层次。“父亲是一家之主,仅此而已。”

一家之主受过良好的教育,口才好,他主持之下的家庭是中国传统的儒家风范。他擅长通过讲故事来传承家族精神。他讲故事的对象不仅仅是自己的孩子,还有围坐一桌子的家族里各家的家长。他和儿子很少面对面说话,儿子不能对他直接作出评价,只能以持久的耐性和恭顺观察和倾听。谴责父亲的同时,吴振华在想象中建立起父亲在世时二人之间不存在的对话。

第三阶段到来的时候,世界开朗了。吴振华在和父亲的“交流”中,逐渐意识到“我其实是在和自己交流”,“父亲是我的一部分……我继承了很多东西,虽然他已在彼岸,我在此岸,但我身上可以找到他的影子。”

书写的成果是一本名为《中国手册》的小书,“旨在通过我的教育、生活经历,向法国人介绍中国的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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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马杜·恩戈姆他们一圈朋友,爱用“那个中国人”来指代他们亲爱的Chenva。如果有人提到“那个中国人”,大家都知道他说的是谁。“他对此很骄傲的。” 阿马杜说。

阿尔诺说:“我觉得他的思考方式,对于自己和他人的关系,对于生活和哲学的关系,和神的关系,那一套东西很中国。我比较了解中国,很了解Chenva,他身上有这中国式的点。但是Chenva本质上很法国,往深里去的话,非常法国。”

虽然“我的转变、迁徙、我对于法国身份的觉醒,在我身上早有契机”,但吴振华真正笃信的身份认同是在2000到2004年的自我对话中建立起来的。《中国手册》里,他“不得不用法语去表达”“通过中文感受到的许多情感”。中文跟法文不在同一个世界,不像意大利文,与法语有共同的词根词源相照应。中译法,只能在法语中寻找对应的“象征义”。这像吴振华这个人,是法国世界里的一个中文象征义——Chenva。

“来到法国之后,我开始发现法国的制度之美,但还没有严肃地去思考它。法国是个好客的国家,无论你的出身,都有权接受免费教育。在法国,学校不光是一个老师传授技能的场所,也是社会活动的发生地。学习是法国社会的‘密码’之一。学习法语不只是学习一语言,更是学习如何在法国生活。”

生存下来靠的是中式勤奋。父辈的勤奋体现在经营中餐馆,他的勤奋体现在背诵和演练。前者靠汗水积累财富,后者因精英化的高等教育受益,在巩固父辈的财富地位的同时,跻身上流社会。他的中国属性让他更好地追求和体现了法国属性。

吴振华“深思熟虑”后“变成”法国人,这是一赞成和拥护,“生来便是法国人的法国人,他们没做过选择。”

他是地道的巴黎内城人了,“如果不去坐飞机,我也不会到巴黎郊区去。”他在右岸住了30年,认识几乎所有的街道,一般在8区、17区和蒙马地区活动,对左岸不熟。

“从2004年开始,我逐渐清晰意识到我是法国国籍,我有法国生活方式,尤其是,我认同法国文明,在此有归属感,自愿拥护法国精神,这更多是个人选择。此过程更多是自我发掘。”

在自我发掘中,父母的去世是一个外在的动因,他因此切断了与源文明世界的有形联系。他更专注于自身,投入到政治认同领域自己所拥护的,也包括在婚恋问题上的自主。在传统意义上佩戴婚戒的位置,那枚素戒源于他与生活伴侣的PACs协议。法国有婚姻和PACs两同居方式,目前婚姻不可以发生在同性之间,但PACs可以。“15年前我遇到我的生活伴侣,10年前我们签订了PACs协议,也戴了戒指。”

吴振华主张同性恋婚姻合法化,这在UMP内部即受到攻击。但他曾表示,“出柜”一事,父母给他带来的压力最大,而不是他所在的政党。

“即使加入政党,我们都是自由之人。同性婚姻问题上我与政党观点不同。UMP党内确实有纪律,但那只涉及经济和社会方面。同性婚姻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经济社会议题,涉及到社会价值话题,党员有权自主选择。在规定之内的社会经济和财政议题,我和政党保持一致。”“我完全不在乎,我的确受过攻击,但政党内政见不同很正常,我不会改变我的立场来讨他人欢心。”

阿尔诺跟Chenva说过很多次,“不要做政治”。但Chenva有自己的想法。2007年后,他正式步入政坛。

阿尔诺分析这位朋友的动机:“可能从知识分子的角度来说,从政能激起他的兴趣;其次也可能是要获得一认同,一社会认同。”按照阿尔诺的理解,在法国社会,比起企业家身份,政治家身份更能获取社会认同。

“如今我之所以参政,是因为法国体制总体上依旧运行,但不是对所有人都运行良好。”他说,“法兰西共和国的信条是自由平等博爱,法国和盎格鲁-撒克逊体系的不同在于,法国痴迷于追求平等,以平等为名,我们甚至有时缩紧了自由。……法国体系之美在于,每人都有权利得到机会。这个机会不可以被社会条件所污染。”

基于对平等的信仰,也基于亲身经历,他与一些分享着类似生活背景的朋友们于2005年成立了21世纪俱乐部,旨在指导少数族裔的年轻人寻找出路,打破法国精英阶层的固化。

“它的目的在于更加了解法国权力中心,这里面包括政治权力、媒体权力、资本权力等,一般都是白人(掌权)。法国权力中心不能反映法国社会的多样化全貌。”

法国的著名高等院校如巴黎政治学院、国家行政学院、商校等等,学费昂贵,受众狭窄,也是精英阶层缺乏流动性的表现。

“权力是由教育得来的,所以要有教育机会的平等。在21世纪俱乐部里我创造了一个叫‘人才对话’的项目,和孔子论道一样,是鼓励年轻人去上这些精英学校。……只有获得接触知识和教育的途径,才能拥有政治自觉,从而做出政治选择。”

21世纪俱乐部管理者之一陈文廖(TRAN VAN LIEU)也感觉Chenva“现在感兴趣的是政治,这不代表他不再是企业家,但我感觉他工作重心转到政治上了。” 陈文廖是独立咨询人,毕业于法国的商校巴黎高商,父亲是越南人。

2012年,Chenva第一次参加国民议会选举,口号是“敢于面对未来”。“法国人恐惧后来者,因为这些人聪明、凌厉且刻苦。对此,法国人说,‘我曾经也聪明过、凌厉过,不过那是100年前。’如今,法国如同一个过气演员,失去了价值,但排场和荣耀还在。法国内部也是如此。当人老时,不想去认识年轻人,他们关心的是自己的退休的安宁生活。”

第一次竞选,吴振华的得票率为35.8%,没有赢。未来,他的目标依然是赢得选举,进入议会。在他看来,当今的中国有力量,在于能将过去、现在与未来和解:“过去是中国灿烂的文明,目前是经济力量,未来是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所以当你们和解了过去、将来和未来时,便会拥有力量。”

对Chenva来说,3个时态之间的和解,何尝不是一力量。

2005年,拉法兰担任总理时,每月召开与企业负责人的会议,每次有5到6人与他一起探讨法国社会,他需要倾听公民社会的声音。Chenva参加了十几次这会议。他是一名有多元化背景的企业家,创立了21世纪俱乐部,热情参与法国的经济与社会活动。拉法兰决定授予他骑士勋章,因为,“他认为我是法国模式很重要的因素,是法国模式成功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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