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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 | 西尔万•拉普瓦 我为什么在恐怖袭击后让大家打开大门

2018-06-12 19:10 来源:80后整理 网友评论 0

11月14日,西尔万•拉普瓦(Sylvain Lapoix)骑着自行车,去了巴黎11区的“La rubrique à bulles”的书店。那是他在巴黎最喜欢的书店,他曾在那里做了人生第一次签售。

他是一名记者,也是一名师。

今年1月7日,他坐在电脑前,从推的实况直播上得知《查理周刊》报社受袭。他曾经在《玛丽安娜》杂志(Marianne)共事过的师提纽(Tignous),不幸成为了包括主编在内的5名受害者之一。

“当时我瘫坐在电脑前,之后3天几乎都没动弹。太可怕了,我一度觉得自己要发疯了。”

他没有想到的是,类似的事在十个多月后再度发生。这次的死亡人数是129人。

当他从自己钟爱的书店走出来时,离巴黎恐袭刚刚过去了不到24小时。书店不远处,是伏尔泰大道上修建于1864年的带有异域中国风情的巴塔克兰剧院。11月13日晚,1500人左右正在里面欣赏“死亡金属之鹰”乐队的演出,突然四下响起了枪声。Facebook上一个叫Benjamin Cazenoves的人在11点整发出求救信号:“我还在巴塔克兰剧院。一楼(注:中国的二楼)。受伤严重!突击救援快来吧,里面还有人活着。他们朝所有人开枪,一个接一个。一楼,快啊!”

89人在袭击中丧生,一百多人严重受伤。《世界报》网站打出标题,“巴黎袭击:巴塔克兰剧院‘血流成河,尸横遍野’”。

事发第二天,站在剧院街对面的西尔万却感到,要是和街边抽烟的家伙攀谈两句,生活好像与从前也没啥大不同。当然,能看到远处的警戒标志,能看到成群的摄像机、记者,但也不过如此。气氛是有点奇怪,路过的人会被摄像机的数量惊吓到,但再往奥伯坎普夫(Oberkampf)路走去,能看到披萨店里、酒吧里都有人在享受生活;有人在街上走动,带着孩子,带着宠物;有人在跑步锻炼身体。剧院所在的11区有一家酒吧已经恢复了营业。女老板在事发当晚被迫关门,发生袭击的地方离她的酒吧近在咫尺。不过她重新开张了。

同一天,西尔万去商场买东西,排队付款的人群有一莫名的紧张,人们彼此张望,对一点点无意的磕碰会比从前更小心翼翼地道歉。队伍里的西尔万突然收到了一条消息,眼泪开始在眼眶里打转。前面的姑娘定定地看着他,问他怎么了。

地铁贴纸上面写着“拾起艺术吧,我的公民们!”同《马赛曲》里的“拿起武器吧,公民们”只差一个字母

你的故事有正能量吧

11月14日,将近24小时没有出门的我终于重新走进了巴黎的夜色。法兰西岛西南隅非常宁静,道路空旷得隐隐让人紧张,能看到头顶盘旋的两架直升飞机尾翼闪烁的灯。住处离珀西医院不远,这家军事医院在巴黎袭击发生后被用于临时安置重伤者,用直升机运送。

城铁RER C号线的车厢里,空无一人。

习惯性地找最偏僻的角落坐下,想了想,换到了门口靠近通道的座位。直到战神广场-埃菲尔铁塔那一站,才上来了第一批除我以外的乘客,一起上来的还有3名持械的警察。一群讲英文的外国游客支支吾吾地问警察离巴黎圣母院还有几站。警察表情轻松地回答,随后这3个年轻小伙子靠窗坐下,开始愉快地谈论起晚上的食物:“你要放一点奶酪才行……”“吃过那家越南餐馆么?我觉得比那家印度的好。”他们的长官突然通过手机开始连线,询问他们在做什么。“什么都不在做……”“嘿,你不能跟他这么说!这样显得你工作不认真!”然后一阵轻笑。

在共和国站(République)换乘的时候,看到地铁站墙壁上贴着块牌子。凑近看了看,大致内容是说,这些塑料椅子是1986年由Ouïduire公司制造的,用了哪些材料和技术等等。这是一座对记录历史有着尊重的城市,重视到几乎偏执的地步。

前一晚袭击发生的地点之一便是共和国广场。奇怪的是,我却感觉这一站好像是当晚一路上上下车人数最多的地方,好像又真像政府说的那样,巴黎人并没有害怕。

西尔万一见面说:“这两天不停有记者找我,重复问我同样的问题,说实话有点受够了。”他带着明显的黑眼圈,采访过程中忍不住不停打哈欠。“有意思的是,其中包括很多家中国媒体,大概有五六家。我很好奇,你们为什么会对我感兴趣?”

我笑了:“大概是因为你的故事比较有‘正能量’吧。”

事发当晚,西尔万在推上看到袭击地点附近有人在求助,希望找到可以暂时躲避的去处;他又看到另一些人发出推文,表示愿意接纳避难的人去自己家,于是创建了“敞开大门”的关键词,把寻求帮助和提供帮助人的人联结起来、短时间内成为推的热门关键词。事后,人们在“敞开大门”的公共页面下纷纷留言。西尔万看到过这么一条推文:看到人们敞开大门,为陌生人提供避难所,这让我重新建立了对人性的信心。“这真的让我很感动。”

11月13号晚上,29岁的保险客户经理玛丽昂和朋友们在11区福伯•圣安东尼街附近的餐馆吃着饭,突然收到了朋友的短信,问她在哪儿,并告诉了她正在附近发生的事。她马上和大家冲了出去,大街上人们在疯狂地奔跑,警察大喊大叫。两小时内,她和大伙儿辗转在不同的躲避点,等时间一点点过去。有人告诉她推上有“敞开大门”的行动,她掏出手机,通过关键词联系上了从事咨询工作、三十多岁的乔尔。10分钟后她和朋友们来到了乔尔家,他7岁的儿子已经入睡。乔尔给他们提供了咖啡和食物,玛丽昂和朋友们在桌前诉说了刚刚经历的景象,他们共同感到疑惑:我们究竟是怎样走到了现在这个地步?法国怎么会变成这样?

玛丽昂说她其实并没有看到交火,只看到了人群的恐慌。这一切当时正在身边发生,自己却浑然不知。她在恐怖袭击发生后几乎没有再出门活动,“白天还好,一到晚上,一点点动静便能让恐惧爬上你。我知道这是不正常的,我会尽快试着找回原来的生活。我觉得这是我们能给那些野兽展现的东西。”

巴黎一大22岁的Nadia当晚在巴黎的另一个角落参加聚会。同样受到“敞开大门”的号召,她和朋友们在大公寓里接纳了十几个寻求避难的目击者,把房间变成了地上铺满床垫的青年公寓。“气氛其实怪怪的,大家不自觉地互相看来看去。我们本来想放一点聚会的音乐调节一下,但后来发现根本不行。没人有心情玩乐。”然而第二天早上,这群年轻人陆续离去时,仍旧在房间的一张桌子上写满了密密麻麻的感激和祝福。

受到袭击的巴塔克兰剧院所在的11区,是巴黎人口密度最高的区域,人员构成也相对混杂。但同时,剧院、餐馆、酒吧应有尽有,有包括欧洲商学院(ESCP)在内的多所学校,是年轻人出行的常选地之一。

一周前,距巴塔克兰剧院大约4公里处,曾经培养出路易•巴斯德、米歇尔•福柯、乔治•蓬皮杜、罗曼•罗兰等名人的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内,正在上演一出名为“建立阵线”(法国极右翼政党名为“国民阵线”)的免费政治戏剧,通过反讽的手法讨论身份极端主义。网站介绍上,有这样一段以极右翼政党口吻撰写的台词:“我们要夺回我们的国家。尊严没有了,对于努力的追求没有了,法国没有了。没了参照,没了根源,持续涌来的移民,身份认同的危机。这么多并不是所有政党都愿意直面的问题。只有‘极端政党’是体制外的,他们系统之外的。”

11月16日,法国巴黎,埃菲尔铁塔亮起国旗色悼念巴黎连环恐袭案遇难者

“我们不害怕,我们要继续生活。”

西尔万在11区度过了青年时代。“18到31岁期间,我在那里居住、工作、娱乐。”他家附近有一个叫作Omar的清真寺,因奉行宗教极端主义而闻名。据他说,这座清真寺里的礼拜活动往往非常具有攻击性。该寺的伊玛目(注:清真寺领拜人、教长)穆罕默德•哈马在2012年由于言行激进被法国政府驱逐出境,遣回了突尼斯。“公然仇视共和国价值观,倡导暴力圣战,支持反犹主义言论,将使用暴力和对妇女进行体罚合法化”,时任内政部长、现任法国总统瓦尔斯在公告里这样形容他。

这座清真寺离《查理周刊》所在的编辑部,只有不到一刻钟的行程。

1月份,《解放报》的记者菲利普•布洛什(Philippe Brochen)在枪击事件后前往采访,他看到不远处一个戴着头巾安静乞讨的穆斯林老妇,和门口一个留着络腮胡的男子。这个胡子上带有一抹“明亮的黄色”的青年对记者的问题回复道:“这儿几乎从来没有警方监察,他们清楚自己该做什么。”

11月14日,人们在Belle Equipe餐厅袭击地点为遇难者献花祈福

菲利普形容,这名男子的眼神“黑暗而躲避”,这让他想到了一天前发生在勒芒市和波尔拉努韦尔市的清真寺受袭事件,不知道对方是否因此感到恐惧。

离让-皮埃尔•丹博街上的这座清真寺几步之遥的对面,是一个犹太会堂。因为犹太原教旨主义者经常出没而同样成为法国极端宗教活动的标志场所之一。“有趣的是,很多去这个犹太会堂的人并不住在我那个街区,去那个清真寺的也不是街坊邻居。因为同住在街区的犹太人和穆斯林,他们天天在商店里碰面,互相打招呼,不同的社群之间并没有紧张的关系。街区里的人们另有一团结。” 西尔万这样说道。

他说街区的生活多年来并没有很大变化,只不过“老酒吧越来越少,这挺遗憾的。现在都被收购了,成了一些汉堡店,我不是太喜欢。现在要在巴黎找到一碗洋葱汤——地道的巴黎菜,甚至比吃上一个汉堡都难。” “出门还是有地方可逛、可以品尝真正美味的红酒。不过现在喝啤酒的比喝红酒的多……”

当我问起这么多年来法国人对外国人态度的转变,他还是用了“今非昔比”这个词。他在巴黎郊区长大,80年代上小学的时候,班上同学有十几不同的国籍,大家在一起的时候看不出有什么差异,根本不懂什么是“不一样”。至于如今,他说:“玛丽•勒庞(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的党魁)的上台、那些排外的言论、伊斯兰恐惧症,随着文明的冲突、国际地位的更替愈演愈烈……有一族主义的言论是这样讲的:因为新移民的国籍问题,穆斯林、阿拉伯人的人数要超过法国人了!”

——但穆斯林也可以是法国人。

——当然了,而且生活在法国的大多数穆斯林都是法国国籍的。“穆斯林人数超过纯正法国人”的说法狗屁不通,因为“纯正法国人”是不存在的。但这些言论是有生长土壤的,那便是恐惧感,并且是可以理解的恐惧。其实不过是,当人们丢掉工作之后,会怀疑社会是否给每个人都准备了足够的岗位。一个饿着的人,会怕别人抢掉他手上最后一块面包,哪怕他怕的那个人可能并不是最后去抢他食物的人。人会自发地去寻找对自己构成威胁的目标,这是站不住脚的恐惧,却有人把它往错误的方向引导…….真是太可怕了。我对此并不乐观,我看到的是精神的倒退。

西尔万说:“制造一个无比愚蠢的观点只需要10秒钟,但要证明这是错的,却往往要花上好几个小时,甚至好几天的时间,有时甚至都不止。”

他有一个要好的女性朋友,同《查理周刊》的遇害者之一相识,“一个非常进步、开放和聪明的姑娘。”枪击事件发生后,她因为精神受到创伤,一度在医院接受心理康复治疗。她告诉西尔万,自己现在感到异常难堪,当她走在路上的时候,看到阿拉伯人,她不自觉地会害怕。“她是那么一个宽容、开放的人。”

当西尔万还是师时,经常受邀参加各类文化节和圈内聚会。他说他听到过的一些观点令人担忧。“它们甚至来自受过良好教育的、懂得主动搜集信息的人。这些人同样流露出对穆斯林、对阿拉伯裔人生活方式的怀疑。这真是令人难堪。但这不过是我个人的印象,说明问题也只能到这个份上。最让我担心的,是统计结果显示出的令人惊讶的社会思潮总体趋势。”

9月份的时候,一张死在希腊海滩上的叙利亚男孩的照片被媒体竞相转载。随后不久,英国做出政策调整,宣布接纳两万叙利亚难民,法国表示将接纳两万四千名;而德国,仅是9月份,接纳难民数量便达到了二十多万人次。

巴黎恐怖袭击后,法国警方在一具开枪者的尸体旁发现了一本叙利亚护照。法国司法部随后表示,该护照是“伪造”的。16号早晨,法国检察院却宣布 “法兰西体育场(巴黎恐袭发生地之一)开枪者之一——即发现伪造叙利亚护照的那具尸体的指纹,与2015年10月登陆希腊、通过难民注册的某人相符。”

西尔万说:“他们逃出来是正常的,逃离不幸和死亡是正常的。重要的是要让这些人能安全地生活,在法国或者在别处。另外的确,我觉得真正要做的,是帮助他们把自己的国家变得适宜居住。”

巴黎恐袭发生之后的3天内,在法国的广播里、电视上、报道中,人们不断接收到这样一个信息:“我们不害怕,我们要继续生活。”

我在驾校上课的时候,一向话痨的教练这天却把广播音量开大,一路几乎没说话。电台里,法国内政部长卡兹诺弗(Bernard Cazeneuve)语气坚定:“法国没有害怕!”教练突然打破沉默,表情严肃地问我:“你觉得呢?”我想了想说,多少还是感觉到了社会的不安,这样的话听上去显得有点自我安慰。他说:“你说得没错。”

采访过程中,我问西尔万这次的事会不会改变民众对难民的态度。他遗憾地表示,“敞开大门”行动只是一个微观现象,而眼下法国社会整体弥漫的言论、一些人的做法,令人担忧。

他说他很同意这样一条推文:“你们还不懂么,叙利亚难民们正在逃离的事情,是正降临在我们身上的事。”

巴黎恐袭发生后,美国士兵在投向ISIS的导弹上写:“来自巴黎的爱”。总统奥朗德对世界宣布:法国进入战争状态。11月16号,在索邦大学举行的纪念活动上,有位姑娘带领众人唱响了《马赛曲》:“拿起武器,公民们(Aux armes, citoyens )!”但在我采访回来的地铁上,有位年轻人趁地铁停靠的片刻,往窗玻璃上贴了一张纸:“拾起艺术,我的公民们 (Aux arts, mes citoyens )!”两句话的法文,只相差一个字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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