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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 | 王道坤 胶片是我的见证

2018-06-11 09:20 来源:80后整理 网友评论 0

王道坤住在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黄埔村以东,遥远且荒芜。

他早早站在街道口等我们,穿过香蕉林和小水沟,拐进看不到尽头的小巷,扭头一问:“你猜我住哪栋?”他头发微卷,双目有神,面露微笑,像任何一个慈祥的老人。我看了看他的腰,之前一篇写他干瘦到“几乎挂不住皮带”。其实还好。

王道坤住在一栋四层楼的别墅,客厅摆着两台电影放映机,现在依然能动,右边是《东方红》,左边是《望乡》——他最爱的栗原小卷主演的片子。这只是他一千多部收藏中的两部。往上三层楼,每个房间都装满电影胶片,一进门便是胶片有的醋酸味,熏得人想往外跑。胶片加起来重好几吨,他一直瞒着房东,怕房东知道了担心房子被压垮。

你很难理解,一个60岁的老人,在可以乐安天命的年纪,竟然花了多年时间折腾老旧的胶片,且在可见的时间内会一直折腾下去。他说:“已经没有人会像我这么做了,但我想这么做。”

杭州人

多年以后,面对波澜不兴的西湖,王道坤总会想起,那些夏天在农村的小院,父母津津乐道城市美好的光景。蚊子声嗡嗡不绝,西瓜味甜腻绵长。

1962年干部下放,王道坤一家去了湖北一个乡村,父母本是电工,不识地,父亲成了企业管理员,母亲继续做电工。村里是没有电的,父母说要有电,把电线拉过去,于是有了电。父亲管送电,成了资产阶级电工,母亲的声音开始出现在高音喇叭里,成了广播员。村民觉得城里人有思想,父亲成了村支书,母亲成了妇女队长,兼职赤脚医生。后来文化娱乐开始了,又成了一个演员。夏天晚上,他们家成了一个八卦场所,父母与村民们分享城里人的生活,王道坤听着想着,自认“与乡下孩子还是有区别,好像血统不一样”。即便是玩泥巴、偷地瓜、放牛、钓鱼,他都比别的孩子学得快、干得好。

政策允许后,王道坤回了杭州工作。他放下行李第一件事是看西湖。明明走到西湖边了,问路人,西湖在哪?路人一指:这是了。他彻底傻了,这和自家的池塘有什么两样?

王道坤有些幻灭。同样幻灭的还有阶级认知,父母常说工人阶级如何高尚,他发现其实只是工人服高尚,工人服带着符号,脱了和农民一样。在城里工作久了,才发现很多东西都是被拔高的。工人炼钢炼铁,农民犁地犁田,行业不一样,哪能相互领导。越是思考,自小形成的逻辑越是混乱,世界越是怪异糊涂。没有寻求的东西,也不知道自己要什么。“看个电影,看个戏,看个书,你只觉得非常需要一些地方,需要看见衣服的店铺、理发店、电线杆,除此之外你需要什么都不清楚。”

这么在浙江过了好几年,王道坤成了杭州人,满脑子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哪怕是上街开出租车,皮鞋也擦得锃亮,白衬衣上身,西装笔挺。他说自己是个诗人,在摇滚青年的80年代,他写的诗上过《青年文学》,两组,两三百行,几百块稿费。即便后来进了报社,在一堆文化人里头,他的诗也是“敢挂到墙上读的”。

时至今日,他仍会在入睡前读一两首诗。他也一直记得“如果我看到秋风起来,梅花落了一地”之类的句子,要命的诗,太能把人软弱的地方打中。

出口

混沌的日子里,电影好像成了情绪唯一的出口。

第一部电影还是在乡下看的,8岁还是9岁,名字已经不记得了。10岁“文革”开始了,《小兵张嘎》很难看到,《地雷战》也是很难得的,西片更少。几个村子跑来跑去,一部电影百看不厌。都是革命的、打仗的。现在他收藏胶片,鉴定证书到手一看,那会儿的一些片子都放到500场、1000场,胶片寿命200场应该报废了。

即便在那时候看,银幕上也是有云雾模糊的。乡亲才不管,白布上有人在晃行了。有块白布挂着,是一个期待已久的节日。一场电影生产队得出16块——那会儿有时连买袋化肥都是欠钱的,尽量一年放个一场两场。他们几个生产队、几个村子到处跑。看同样的片子,看白布上动着的人。“片子不丰富,很单调。不能想象的艰苦和简陋,人过着赤贫的生活。什么叫赤贫?赤贫大概是一年能吃到两回猪肉,这我都经历过。贫得像毛泽东时代,红色的贫,真的是这样一点都不夸张。”

第一年参加工作工资16块,第二年18块,第三年21块。到食堂买饭,两毛钱是好菜,他舍不得,只买三分钱,米饭加青菜。最节约的时候是买一坨饭,用铲子铲一个方块,加一块霉豆腐,泡着开水吃掉。一个月八九块。攒下的钱发狠买双布鞋,三块五。再攒段时间,买 双涤纶袜子。

看电影反倒是没那么省,虽然看之前仍然会纠结挺久。印象最深的是《生死恋》,震撼。怎么资产阶级国家会拍出这么好看的电影呢?资本主义社会都是腐朽社会啊。但《生死恋》不腐朽,即便三角恋爱也拍得很有情操。栗原小卷一袭运动白衣,半袖上衬,飘逸短裤,微笑着说,对不起,球太高了。“很阳光。我觉得找女朋友应该找这样的。帮助你成长。”王道坤看了七八遍。到现在,他仍然没有找到《生死恋》的拷贝,吉林有个收藏家有缺本,8000元,可惜不完整。

王道坤爱上了花鸟。古玩店、陶瓷店,从废旧货物里淘东西,每次出差一定会在当地花鸟晃悠。

淘东西得看运气。王道坤运气还不错,经常能淘到好的。有段时间他什么都收,看到一个电影机器,旁边两个胶卷,第一个放出来没声音,老板以为是坏的,让他把胶卷和机器都拿走了。买回去才发现,第一卷是个默片,讲的是周恩来、江青接见伊朗王室,是伊朗随行记者拍的。第二个也是伊朗拍的——《伊斯兰教是怎么回事》。第二卷一放,声音出来了。

从那以后,他开始收藏胶片。

收藏多了,精品不少。卓别林系列,省电影公司没有,广东也没有一个厂家有。外国的片子,数王道坤最多。中国电影110年,4万多部电影,王道坤收藏了一千多部,太多好电影找不到来源。

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只能买到复制的,他不要。《鲁迅传》没有。《清宫秘史》倒是有两套。“文革”时期的片子大多都发红了,原色的太珍贵,没五六万一卷拿不下来。一卷胶片七八分钟,一部片子8卷,抱起来二三十斤。全部收齐少说也得四五十万。

胶片买并没有标准价格,给多少全看王道坤的承受力。佳士得卓别林拍价42万,但拍不出去。海报拍了两万八,也是少数。“它是一个小众的群体,价格很难定,你要的话你想办法把它搞过来。”

讨价还价的时候也有,纪录片《毛主席八次接见红卫兵》大概3万一盘,王道坤说贵了,只愿出万把块,对方不答应。他按下不提,过段时间打一次,又过段时间再打,一年打三次,等到对方有一天缺钱了,说,给你吧。

家习惯成套,王道坤看上一部《大独裁者》,对方非得让他连带着把另外9部一起买了。长此以往,一些片子七八部,堆在房间里,比人还高。收藏成了专业,得以藏养藏,开个淘宝店把多余的片子出去,一年能处理掉十万元左右的胶片,赚来的钱再去买新胶片。

王道坤收藏的片子里,一部分是新闻剪报,把一个事件拍成胶片到农村去放,中央开会了,第几次会召开,让农村知道发生了这么个大事;一部分是科教片,讲如何科学田,大坝怎么建起来;也有讲人物的,鲁迅、林彪……高官、革命家。剩下是西片和一些国产电影。

保存

2000年,王道坤从《南方周末》辞职,花了一年时间研究电影,一个国家一个国家看,一个导演一个导演看,网上能搜到的都看完了。搬到新洲的时候,处理了四五麻袋VCD。

经过这些积累,他对世界电影、中国电影有了相对系统的了解,等到收藏的时候才发觉,有些东西价值并不是太高。真正有意义的收藏,基于经济,更基于文化。“胶片收藏最开始是一堆东西,你没有目录,那你有了目录以后,你的目录一定是跟别的仓库的目录不一样的,那它的价值完全不一样。”

胶片是一个工业产品,塑料片基的宽度和承受影像的形状是不同的,电影放的场次多少,片子断掉的接头有多少,缺口有多少,都变成胶片质量评估的标准。“那个时候电影公司都有专业的评估员来进行评估,有多少缺口,甲乙丙丁。他们都要分类的,粗糙地分一下,多少场次。现在到专业收藏的地步以后,我一看知道是甲乙丙丁,也知道是怎么一个成色,知道这个电影胶片值多少钱。”

最开始的时候,王道坤看到胶片觉得很心动,现在克制多了。有时候甚至能报出在哪个厂生产、洗印。闭着眼睛一摸,是国产胶片还是进口胶片能报出来,像打麻将一样。

根据王道坤的经验,国外的胶片薄且耐拉,国产胶片厚而易红。国产胶片哪怕没播放过,放20年拿出来,也会自然氧化。进口胶片放了多年再拿出来,还是颜色鲜艳。“有这么多的门槛,有这么多的数据,有这么多的资讯支撑你,你才能有甄别的,不然你搞不懂它,是一堆垃圾。”

胶片的保存并不简单,一个胶片一个原盒子,上面一个胶片盒子盖着,电影放久了盒子都瘪了,盖不严会漏气。有的地方磨损生锈,锈迹斑斑,和塑料基之间相互氧化,时间长了胶片会变得和糖浆一样,散发出剧毒气体。梅雨天潮湿,水珠在盒子上会氧化生锈,胶片粘住了,要拿个好的片胶把它倒出来,倒出来摇的时候它“咣咣”响。拿出来给锤掉锈迹,“咚咚”响。还得戴个手套,这个东西不能再生,坏一个少一个。

王道坤时常戴着口罩,穿个拖鞋在阳台边敲锈。手风机要买一箱,打包好了晾干,喷完了正面喷反面,喷完以后再把片子倒进去,铁盒也要喷,装盒子里,一部电影总算让它安居乐业。

外国的片子,数王道坤最多。中国电影110年,四万多部电影,王道坤收藏了一千多部,还有太多好电影找不到来源(大食)

修复

有的胶片损坏了一段要剪掉,再接起来,得用专业的接片机,十万八万又出去了。每年都得拿出来放,不放也得摇一遍,再除锈、打磨。

16mm的电影片是一个扁扁的盒子,有四片加四本,它可以卷很多,一卷可以放半个小时。35mm的,一大盘八公斤才放9分钟,11本100分钟。

04、05年,王道坤花了两年时间把一千多部电影全部整理出来,倒片花了一年半。片子刚收来的时候是一堆破烂,还散发着熏人的味道。冬天时间久了,手常常裂了口子,把指甲剪了又不好做事,指甲里面都是污垢,每天洗手成了艰难的事。“在国内像我这么爱惜胶片的,是比较少的。如此爱惜,分门别类。”

有一部关于聂耳的黑白电影,讲聂耳如何谋生、作曲,因为保管不当,两年没有倒,2015年拿出来中间一块已经凝结了。

王道坤痛心疾首,“没法了。如果它黏着我可以接,我们保留片子,有八片,其中有一片坏了,有一格好的也要把它留下来贴上去,哪怕不连贯了也要把它接上去。如果不接,我要专门把那些剪断的、破损的保存下来。将来我要用个本,把那些胶片啊,做一个格式,可以翻,像个相框一样,还有用两块玻璃夹一块,标注上哪个电影里面的……我觉得没有人会干这个事,我会干这个事。”

国家档案馆正在做修复电影的工作,按批量、按类别。这么一对比,老百姓收藏简直是一个笑话,王道坤认为自己是个票友,“正儿八经讲,40岁70后的人不会有人干这个事的,只有我们跟那个年代的关系要深一点。对数码时代来说,它是一堆工业垃圾。但是对于它本身来讲,电影百年是地球人的一个生活的见证、情感见证、时间见证。电影是基本上与文化事件、政治事件关联的。”

据他观察,收藏电影的人都是跟他年纪差不多的,经历过赤贫的生活,一个电影曾是他的全部,影响到一辈子的价值观和言行。

“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胶片和人究竟是什么关系,在这个时代。它在什么样的时间地点怎样和人发生关系,老电影是一仪式,它的端口对接我们的记忆。”王道坤说。

墙上放着黑白的影片,声音嘈杂,画面发红,还因质量问题发出呲啦呲啦的噪音。电影机缓缓转动,发出机械有的声响,空气中弥漫着胶片的醋酸味,王道坤坐在机器旁,直勾勾盯着墙上的画面,眼里放着光,在漆黑的房间里亮得刺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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