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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 | 昭雪

2018-06-03 15:20 来源:80后整理 网友评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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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5月17日是个平常日子。这一天的主要新闻有刚果民主共和国成立、中共上海市委学习香港基本法、产女四个月的歌手王菲被传签约EMI百代唱片公司。

这一天,27岁的新疆青年周远被警察带走,5天后被转入看守所。

2012年5月22日也是个平常日子。这一天的主要新闻有搭载“龙”飞船的“猎鹰9号”火箭从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空军基地升空、吴英集资诈骗案重审后改判死缓、《舌尖上的中国》热播。

这一天,42岁的周远花了170块钱为狱友们买了方便面、瓜子和可乐,然后和他们握手道别。在靠近监狱大门的大厅,他扔掉劳改服、换上了日常穿的便衣。他没能把在监狱里写的申诉材料带出来,但送他出门的陌生狱警却说:“能申诉出去的人别别少,你妈太厉害了。”再然后,铁门打门,他看见了母亲李璧贞。他没说话,愣愣地看着她,直到她说:“走吧,我们回去吧。”

那是一条通往公交车站的路,有足足一公里长。李璧贞告诉儿子:“你不要回头,直直地往前走。”

周远知道她的意思。他跟在后头缓慢地走着,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终于出来了。

又是母亲打破了沉默。她说有一次去探监,不小心坐过了站,心想沿着马路往回走能找到,慌里慌张下了车。没想到监狱荒僻,到处是相似的岔路,她走着走着迷了路,又气又急,在野外大哭。

周远还是沉默地看着她,心情沉重但也无可奈何。他已失去自由5482天,再见到外面的世界时,才发现早已“换了人间”。他站在有红绿灯的十字路口,对如何过马路都感到疑惑——虽已年过不惑,但时代的迅速变化早已摧毁了他入狱前的生活经验,他与新生儿并无二致。他忿忿地说,把不存在的事明目张胆地施加在他身上,使他有了一长在身体里的、这辈子都不会消退的恨。

多年前,正是这件“不存在的事”改变了周远的命运。

1991年起,新疆伊宁市不断发生妇女被侮辱事件:案犯往往在猥亵女性后,用利器再次伤害其下体。多起案件发生于伊宁市第三中学附近,手段残忍、情节恶劣,伊宁市公安局迟迟未能破案。

1997年5月16日深夜,距离周远一家居住的三中家属院仅30米的三中女生宿舍再次发生伤害案。第二天晚上11点,周远被带走。按照他后来在申诉材料中的说法,当时的公安办案人员没有出示任何证件把他拷走了。

尽管新疆高院和伊犁州分院曾两次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发回重审,尽管在一审期间真凶霍勇已落网,周远还是被判了重罪——第一次是死缓,第二次则改判为无期。2011年新疆高院再审,又将无期徒刑改为有期徒刑15年。2012年5月21日,周远办完所有出狱手续,次日,他走出监狱大门。2016年11月,经过多方努力,最高人民法院对周远案发出再审决定书,指令新疆高院再审。2017年11月30日,新疆高院以该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改判周远无罪。

2015年10月开始负责周远案的律师王兴说,他在参与此案的两年多里,除了反复查阅案卷资料、找原来的当事人调查取证、和法院承办人沟通,其实没有做更多的工作。“我的主要作用还是陪伴,陪李璧贞阿姨还有周远一起忍受时间的碾压。”——从被抓到上诉、再到平反已经过去二十年了。

按照李璧贞的说法,一家三代都已经被毁了。“我这一代,经常上访,过的是什么生活?周远名誉毁掉了、身体毁掉了,是不是被耽误了?孙子那代,根本都还没有……人家都说柳暗花明又一村,现在是解决了,可还是那一村吗?别人问,宣判无罪挺高兴的吧,我说高兴什么?我是笑,也是苦的。说以后过好每一天,可真的还能够过好每一天吗?”

宣判无罪那几日,伊宁上空开始飘起稀稀拉拉的小雪。城市沉浸在冬日的肃杀气氛里,枝叶零散,树木枯黄。很多店铺关了门,连挂在屋外的锁链也生了锈。那些最终掉落到地上的雪,有些化为了流淌的水,有些则混着泥土结成了冰。如果留下脚印,那么在下个晴天来临之前,痕迹都不会消失。

周佩、李璧贞夫妇与三个孩子,中间为周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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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4日,一个阴沉的午后,我在伊宁机场外的停车场见到了身穿黑色冲锋衣的周远。重获清白后的五天,他留在伊宁接待了若干拨从北京远道而来的记者。他今年已经47岁,头发稀疏,皱纹纵横,下垂的右眼眼皮遮住了小半只眼睛,脸上还有一道3厘米的疤——去年7月,周远在库尔勒市打工,用切割机处理引渠管道时碎片弹出来,扎伤了脸,后来老板给了两千块钱,他不再计较。

“我长得凶,吃了外貌的亏。”我和周远见面不久后,他站在窗边一边抽烟一边自嘲。他说话时很少直接看人的眼睛,要么跷起二郎腿梗着脖子看向右边的墙壁,要么是两手放在并拢的腿间,身体向前倾斜,一副“坦白”的样子。他的手也总需要抓住一些东西,要么是桌上的杯子,要么是一张餐巾纸。他会反复揉搓成各形状,直到它们丧失可塑性。

27岁以前,周远是一名普通的“疆二代”,虽谈不上出类拔萃,但也有向往的未来。他喜欢报告文学,对作家赵瑜所写的《兵败汉城》记忆深刻;他喜欢《偷袭珍珠港》这类战争片,但对当时的流行明星周星驰、刘德华知之甚少。

他有一个与这类兴趣联系紧密的父亲。1959年,父亲周佩从西北大学考古专业毕业后,响应国家支援边疆的号召来到新疆工作,后成为伊宁三中第一批高级教师。父子俩关系不错,经常在饭桌上讨论一些遥远的国际新闻。比如1991年时,周佩还曾问过周远:“你觉得海湾战争打得起来吗?”

母亲李璧贞最开始在学校收发室工作,退休后在学校支了个小摊,冬天饼,夏天冰棍,生意不错。周远排行老三,中专毕业后被分配到一家效益低下的纺织厂。李璧贞觉得没前途,让周远在家等教育系统的分配——按照当时伊宁的规定,他有这样的机会。

没想到一等是四年,周远的主要任务变成了在小部打下手和帮生病的姐姐带孩子,吃长相亏的他也开始吃无业游民的亏。他爱下棋,经常跑到伊宁市西大桥桥下的棋摊玩,晚上学校关了门,他翻墙回家。后来案件频发,他的这些行为都被解释为“不正常”,再后来,捕风捉影的事情竟然演变成了“周远看女厕所”——一直到多年后律师王兴去三中附近走访调查,这些信息的来源也依然停留在含糊不清的四个字上:有老师说。

3

伊宁市第三中学旧址位于解放南路上,目前是伊宁市技术教育中心的所在地。12月5日傍晚,保安在银色的铁门外巡逻,城市的霓虹灯在结了冰的地面上折射出五颜六色的光。空气因寒冷而紧绷,来往的行人或是在风雪中急行,或是在光秃秃的树下用力地跺脚。这座学校的大门并无殊,连电子屏上滚动播放的都是常识性标语:普及宪法知识、加强宪法教育、弘扬宪法精神。

周远称,1997年5月17日从这里被带走后,他遭遇了连续四天的刑讯逼供。

他说,他被关进了一间“像地下室”的封闭办公室,被五六个警察轮流看守,隔壁甚至传来了清晰的审问犯人的声音。“他们想让我害怕。”周远猜测。他说,第二天起,刑罚开始了:大背拷、用膝盖顶裆部、疲劳战……到了第四天,手段更是变本加厉。“想死的心都有了。”周远说刑讯从上午持续到午后,他承受不住,认罪了。后来意识到情节严重,他曾试图吃掉一份笔录,结果又换来一顿拳打脚踢……

周远这样失去了未来。多年后在一次闲聊中,他曾与表姐的儿子张俊讨论:如果现在突然失去拥有的一切,你会怎样?

张俊今年27岁,正好是周远失去自由的年纪。他在一家建筑公司做安全员,除了会抱怨这里只有3G网以及一些淘宝家不对新疆发货,他觉得闲时看网络直播、和朋友喝酒的小城生活舒适极了。他无法想象如果周远的命运转移到自己身上会如何,因而答案壮烈得像楼阁——“如果我遇到这样的事,大概会咬舌自尽吧。”张俊1998年跟随做生意的父母来到新疆,在他的记忆中,与周远有关的事,一度是家族中讳莫如深的话题。“我只记得一件事儿,舅婆(李璧贞)给了我爸几件衣服,还说‘这个衣服用不着了’。”

对于周佩夫妇而言,那段时间无疑是煎熬的。

周远出事后半个月,朋友江国新曾和另两位伙伴一起去看过周佩夫妇。一进门,江国新看见老夫妻俩坐在床边,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只有周远的姐姐出来打了个招呼。

“这些事情怎么可能是周远干的呢?”江国新非常不解。在他的印象中,周远脑子活络,本性善良,留下的全部“案底”不过是“小时候偷过菜地里的西红柿”。三人胡乱安慰了一通,在周远家只待了两分钟走了。走出三中大门,他们很久没有开口说话。他们知道这个家庭将不复从前了。

“周佩以前是很受尊重的历史老师。”周的学生在电话中回忆。她说,周佩上课说话虽然有湖南口音,但会写一黑板漂亮的板书。上课时有同学打瞌睡,他不会直接批评,而会在黑板上写一句诗:“春困秋乏夏打盹,睡不醒的冬三月。”

儿子是强奸犯的帽子刚刚扣到头上时,夫妇俩甚至想过自杀。

当时李璧贞去找一个校领导了解情况,结果对方刚开半扇门把她堵在了门口。“当时他一看到我说,你怎么教育出这样一个孩子?我们学校年年都是先进,现在还有学生来吗?我们学校毁在你们身上了!还好我们是教育单位,如果是工人家属院,你们家早被砸了!”李璧贞想不明白,夫妇俩受人尊敬了大半辈子,怎么到了晚年会遭到这样的白眼?

1950年代末到新疆工作,周佩一度以为这只是人生经历的一部分。他一直筹谋退休后再回湖南老家养老,只是没想到后来儿子出事,他的一生也被彻底“搁浅”在了这里。

4

2000年12月5日,在看守所度过了三年零七个月后,周远被转入新疆第三监狱。与一些拒绝服从监规的人不同,周远是温和的。他一面坚持申诉,一面争取减刑。他太渴望自由了。

“如果没有自由的话,生命没有意义了,活着等于是会活动的肉。”周远说。小时候,他曾在伊宁西边的公园见过一头被关在笼子里的熊。为了便于参观,工作人员甚至为它修了一个四平方米的房子。“可那都是一样的,都是囚禁它到死嘛。”周远将监狱也比喻为“笼子”。

在笼子里,他一开始是按天算的。“怎么过了好长时间了,才两三年?”想着最起码要过十五六年才能出去,他觉得“遥远得不可想象”。后来越来越麻木,日子才开始按月算。他曾对一个因为杀害出轨妻子而被判死缓的新犯人说:“我的今天是你的明天,你不坐我那么长,你都出不去……是这样的,你一天都少不了的。”

“不然能怎样呢?死了没办法,没死得过下去。”在监狱里,周远见过两次死亡。一次是刚进去三四年时,他帮一个直不起腰的狱友干活,后来才知道对方得了癌症,快死的时候才申请到保外医。第二次也是关于一个狱友。那个人得了胃癌后吃“土方”,每天把馍馍烤成黑乎乎的一团再吃下去。周远猜,这方法和治病没关系,唯一的作用只是麻痹自己。

而在狱友吴伟眼中,狱中的周远一直是闷闷不乐的。“他不爱说话,不太讲卫生,感觉很颓废……”吴伟回忆说监狱里有一条隐形的鄙视链,“杀人放火是男人干的事,强奸犯是最被看不起的。”因为周远一直喊冤,并坚持写申诉材料,有些狱友甚至觉得他脑子坏掉了。“你没干坏事你怎么会进来?”

吴伟刚开始和周远熟络时,甚至有人提醒他:“你离周远远一点,他这样对你减刑有影响。”

“他没太多朋友。”吴伟说这生存环境下的周远是孤独的:别人经常有说有笑地打牌聊天,他却经常一个人看报纸。“进去时他还是小年轻,出来时已经是小老头了,这么多年,一般人真可能成神经病了吧。”吴伟在电话中感慨。他早年因故意伤害罪入狱,出狱后开始做生意。他经常告诉周远:“活着是机会。”

2005年,周远曾在报纸上看到过聂树斌的案子。“联想到自己的经历,我完全相信他是冤枉的。”周远说。1995年4月25日,河北青年聂树斌因故意杀人、强奸妇女被判处死刑并于两天后被执行死刑。2005年1月,真凶王书金出现。“他的事比我还麻烦,他都被枪毙了,我还活着。”周远想。周远被抓的第二年,周家对面的楼里曾发生一桩年轻女性被杀害的命案。从报纸上读到这则新闻后,周远竟然生出了一丝侥幸:幸好已经被关起来了,否则杀人的罪也栽赃到自己头上,真的是掉脑袋的事儿了。

5

周远转到新疆第三监狱两年后,李璧贞走上了漫长的申诉路。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三条:“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可以向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诉,但是不能停止判决、裁定的执行。”(注:引自1996年第一次修正案,该条文在2012年第二次修正案中为第二百四十一条。)

因此,除了每月一次的探监机会和洗刷冤屈的共同意志,母子二人几乎过上了一平行的生活。按照周远外甥张俊的说法,他们生活在两个监狱,一个有形,一个无形。而与周远承受日复一日的损耗不同,李璧贞与外部世界的对抗是坚硬的、激烈的。

她嗓门大,说起话来有一得理不饶人的气势。对于自己承受过的苦难,她欢迎一全面肯定的态度,而假使旁人理解有所偏差,她会爆发出一股被误解的愤怒。“你懂不懂?你知不知道?”在很多段话的结尾,李璧贞都显示出被认同的需要。

“她吃了很多苦。”接受采访的数位亲友都这样理解。

“我第一次到北京也是最冷的时候。初生牛犊不怕虎,什么都不懂,听人说应该去人大找人,我直接去人民大会堂了。结果往上走了几个台阶,两边站岗的解放军来问老太太你要去干啥。我说去上访,他们说上访不在那儿……真的,在北京我人生地不熟,找对地方都不容易!”李璧贞端了张圆椅子坐在床边说。她戴一副老花眼镜,穿一件手肘打了补丁的棉袄。

“这案子,很难有人真的在听你的意见、和你进行交流,哪怕不认同你的观点。你甚至都不知道有没有人在办案。”对于李璧贞的这无力感,律师王兴颇有体会。

在王兴的业务中,申诉案是他最不愿意接手的一个类别,因为“能做的很有限,又很牵扯精力”。周远案解决后,他接到了很多求助电话,可大多数时候他都只能在电话中回复:周远被宣判无罪是偶然事件,不意味着这方面的政策在短期内有很大改善,也不意味着你的案子会更好办。

“处理这类申诉案最大的难点在于再审程序的启动。它会受到方方面面的干扰。比如我们工作人员认为这个案件有错误,但领导不一定这么认为……最后进入不了程序。”新疆石河子市检察院原检察官张飚说。2009年,为了帮助张辉、张高平叔侄平反冤案,他曾将其申诉材料寄给相关部门,但直到寄了五六次后才引起对方的重视。

2013年张辉、张高平被无罪释放后,张飙接到了李璧贞的求助电话。在仔细阅读材料后,他发现了周远案的问题。“从死缓到无期再到有期徒刑15年,感觉这些判决很不确定,已经没有法律的严肃性了。”张飙说,“我们国家的法律体现的是人民意志和公平正义,但在执行过程中却会因为人的差异导致法律结果不同,比如受上级干扰、受行政部门干扰,从而无法体现法律实事求是的精神。”

2003年第一次到北京上访后,李璧贞曾无数次到最高人民法院反映问题。由于周佩耳朵不好且需要照顾孙女,她每次都是独自上路。“有时候一个尿都能憋死你!”她这样形容申诉的艰辛。她睡过桥洞、断过脚,坐车过了站只好咬着牙打车回目的地。她花光了所有积蓄,连吃一块钱的早饭都要精打细算。

“遇到的所有困难都是自己承受,哭都是没眼泪的。你叫爹叫娘哪有人听啊?”李璧贞情绪激动地说。2006年周佩突发疾病去世,李璧贞更是感觉“天都塌了”。“我这一辈子都是他扶着走的。有了他的话,我在外面受了委屈回来能说。”只有在提及周佩时,李璧贞的语气才能恢复温和与平静。她经常想:如果周远没有出事,那么周佩一定不会那么早离开了她。

6

2006年6月,周远最后一次见到父亲周佩。在他后来的回忆中,这一天并没有什么不同——他拿着电话坐在玻璃墙这头,父母坐在那头。往后几个月父亲一直没有来,周远知道肯定出了事。他不知如何开口,也从来没有向母亲求证。

再次见面是2012年5月22日了。刑满释放的周远回到家,李璧贞和他说:“你和你爸说一下吧。”周远站在遗像前,憋了五分钟都说不出话来。

“这个孩子傻掉了!”李璧贞笃定地想。

刚出狱那段时间,母子俩的相处还是温馨的。比如有一次李璧贞去法院,回家时发现周远已经蒸了馍馍。“他肯定不会蒸嘛,蒸了个死疙瘩,可看着他那个精神啊……我很高兴,吃了四个。”

可是很快,李璧贞开始怨周远不理解她。“他以为申诉没那么苦、没那么难,他觉得我这是应该的……我说你这也太没良心了,我为你吃了多少苦?我也要表表功,懂不懂?我不得不说嘛!”有时候气急,她甚至会愤怒地对周远说:“也是因为你不好!你要好的话,为啥抓你不抓我呢?我也不愿意给你告状!我不是为了你的声誉,而是为了把我和你爸的两个黑锅洗干净!”

在日常生活中,两人很少有能正常交流的时候,经常不出两个回合吵得面红耳赤。大多数时候喊停的会是周远,而李璧贞会是不依不饶的那个——“我不和你说!你才是胜利者!”

在李璧贞的观念中,周远能活到现在,全靠她和家人在支撑。而在出狱后的周远心里,最拒绝的其实是捆绑。意识到自由的宝贵后,周远连在路上看到被锁链牵着的宠物都会于心不忍。他觉得这是一虐待。“给不了它自由,你养它干什么呢?”

他甚至觉得人才是最坏的动物。“我们小时候一直宣扬狼是恶的,羊是老实的,但从食物链的角度来讲,狼吃羊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它能吃多少羊嘛?人不一样了,人乱吃,什么都吃。”他叹气,又习惯性地把脑袋晃到一边,直直地看着墙壁。

15年的监狱生活对周远来说如同一场真实的噩梦。他时常会想起警察折磨他、用语言恐吓他。有时外甥张俊企图和他聊一些美好的事情,他都会说:没有什么美好的事情。他四处打零工,每隔几个月换一个地方生活:乌鲁木齐、塔什库尔干、库尔勒……没有工友知道他的故事,甚至刚出狱时,连江国新这些老朋友,周远都避而不见。2013年冬天,狱友吴伟在乌鲁木齐又见到周远时,发现他走路的姿态还和在狱中一模一样:低着头猫着腰,贴在墙根边。

他至今未婚。有时被工友问起,他撒谎说老婆孩子都在老家。除了讲到初中暗恋的女同学时会有害羞的表情,周远几乎完全拒斥这个话题。他或者是站起来踱步,或者是出门抽烟——“反正这是个禁忌。”张俊以一确定的语气说。

12月5日,我和周远母子一起回到了三中家属院那套三室一厅的房子里。“房子”——新疆话里家人的意思——曾反复出现在周远的谈话中。

李璧贞开始申诉后,这里一直处于出租状态,直到去年才被收回。屋子刚被粉刷了一遍,水泥地上还留着星星点点的白色。卫生间渗了水,墙壁上印有墨绿色的霉斑。从窗口望出去,是贴着“吃出战斗力,为打胜仗”标语的学校食堂。而走出家属院不远,是曾经的案发地点:长约50米的女生宿舍平房一半已经改成了蓝色的移动板房,一墙之隔的“小白楼”也已贴上了白色的瓷砖。

我和周远站在“小白楼”外时,房东正好走了出来。

周远问他:“你认识我吗?”

“认识。”

“我以前经常在这儿打乒乓球的嘛。”周远用手指了指前方。

“你现在在干嘛?”房东问。

“失业。”

7

“把一个人在监狱关到一定程度,比如五年后,监狱的惩戒作用、教育作用基本发挥完了,剩下的很多负面作用了。”两个月前,在一次关于出狱人员如何重建生活的采访中,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教授吴宗宪曾这样对我说。他认为服刑人员在缺乏情感、缺乏自由、缺乏信任的环境中很容易改变人格,出来后都需要经过漫长的适应期。

周远的判决已经更改,但生活如何重建又成了一个更漫长、更找不到对策的难题。

在家庭关系中,周远和姐姐感情一般,和正在乌鲁木齐政府部门工作的弟弟又不能过分亲近。11月中旬,周远和江国新他们吃饭,江国新刚提“你弟弟又要升迁了吧”,周远生气地摆手说:“你提那个干吗?”“感觉周远是不希望自己影响到弟弟。”江国新说。

李璧贞对周远也很不信任。之前周远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想去贩牛,她非常不支持:“他肯定没有商业头脑。”她说1990年代初苏联刚解体时,周远看到有人靠贩苏联红领巾赚了一大笔钱,也开始尝试这个买,结果他弄了几麻袋货后,躺在弟弟的宿舍不行动了。2017年春天,曾坐23年冤狱、获得275万元国家赔偿的陈满被曝受骗后,李璧贞对周远更不放心了。“他太容易相信别人了。”李璧贞说。她甚至请律师帮忙,想让他们来安排周远花钱。

“是不是因为周远被关时间长了,所以在她脑子里还是孩子的状态?”王兴这样猜测。2015年10月接下这个案子后,王兴一直到2016年才见到周远本人。以前听李璧贞的描述,他觉得周远和傻子差不多,接触后才发现周远很有自己的想法。

目前,周远的国家赔偿还处于申请阶段,赔偿时间与金额都还是未知数。对于这笔款项如何使用,周远本人没有表现出确定的意志,他说自己贩牛也会用打零工赚的钱。而李璧贞则已考虑到了人情世故的方方面面:“他爸迁墓需不需要花钱?迁墓需不需要请人吃饭?还有以前帮助过我们的人,需不需要还人情?他要去养牛是他的事,但他想拿这个钱去做生意,我绝对不给的。他也可以说这个钱是自己的,打官司可能法院也会支持他,但我不执行又咋了?”

坚持为儿子申诉20年,李璧贞在网络上被拥戴成了伟大母亲。虽然被问及“你如何看待伟大”时,她会斩钉截铁地回答“我不伟大”,可在周远面前,她的态度还是有所不同。

有一天深夜,看到一篇夸赞自己的后,李璧贞穿着睡衣来到周远房间说:“发给你看看吧,只有你不好好致敬我。”周远说了一句“胡说八道”没再搭腔。又过几分钟,他才低头说:“不应该有那么多伟大母亲。伟大是悲哀的代名词。”

当夜,伊宁又断断续续下了一晚上的小雪,寒风如匕首,枯叶如碎片。第二天早晨,张俊指着窗外说“雪下起来”时,周远仍然歪着脖子说:“雪还太小了。”

那篇关于伟大的,周远还是在朋友圈转发了。名字很长,叫《14亿中国人都要致敬的伟大母亲璧贞:为儿子申冤昭雪20年矢志不渝》。

(应采访对象要求,吴伟为化名;感谢实习记者张宇欣、魏晓涵、赵逸凡、吴媛博、谢祎旻协助整理录音;刘芮、王双兴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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