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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后:贸易战背后的美国“失落一代”

2018-10-10 19:23 来源:80后整理 网友评论 0

美国挑起的贸易战在一定程度上是美国社会结构长期变化的结果。美国社会正面临着代际流动性不断降低、阶层固化日益严重的困境,这在“80后”群体的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李宏彬斯坦福大学经济政策研究所J Liang冠名中国项目主任、资深研究员,清华经管学院杰出访问教授、武汉大学企业调查中心联席主任、期刊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主编。2001年获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曾任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清华经管学院讲席教授、长江学者聘教授,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李宏彬最新朗普贸易战的逻辑中美贸易战会不会成为持久战

【财新网】(专栏作家 李宏彬)我在《中美贸易战会不会成为持久战》一文中提出贸易战的“长期假说”,也是说美国发动贸易战有其深刻的、长期形成的社会和经济原因。接下来几篇专栏,我会具体聊一下这些长期的原因。今天,我想讲一下美国年轻一代的失落。

“80后”是个饱受关注和讨论的概念。在中国,他们出生和成长在改革开放新时代,从社会、经济、心理等多方面反映着时代变迁的烙印。而在大洋彼岸的美国,“80后”同样值得关注。这些出生在20世纪80年代的人,如今已到了工作年龄,而他们却面临着比父辈更严峻的挑战,可以被称为是美国“失落的一代”。

美国“80后”在社会经济条件上面临的问题重重,主要表现为高失业率、低收入以及缺乏医疗保险的覆盖。别是有色人、女性和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弱势群体,受到的挑战更大。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经济不景气,而美国社会受此冲击最大的是“80后”。有调查显示,三分之一的人称他们缺少足够的收入去应对开销,而超过一半的年轻劳动者称他们的积蓄连两个月的生活费都不够,也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年轻人担心他们无法找到一份全职工作。那么,是什么使他们如此挣扎和失落呢?我们要从美国社会结构的长期变动中寻找答案。

首先,我们介绍一个关键的概念——代际流动性,指儿女一代改变父母一代社会经济地位的可能性。比如说父母一代处于收入底层,而子女一代收入上升到同代人的中层,这叫做向上流动。反之为向下流动。如果子代相对于父代阶层变化不大,则代际流动性较低,意味着子代很难改变家庭出身的社会经济地位。这会导致所谓的阶层固化,造成社会成员在发展机会和收入水平上持续的不均等,不利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而美国社会,正面临着代际流动性不断降低、阶层固化日益严重的困境,这在“80后”群体的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讲到代际流动性,不得不提我在斯坦福大学的一位同事——天才经济学家拉杰·切蒂(Raj Chetty)。他23岁获得博士学位,由于他在公共经济学领域做出了卓越贡献,34岁获得了克拉克奖。这是美国经济学界颁给40岁以下的年轻经济学家的最高奖项,被认为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重要指针。今年,他又以不到40岁的年龄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切蒂说话时略带腼腆,但是做出的每一项研究都超级震撼。最近,切蒂和他的合作者的一项研究,借助美国二战后至今的长期数据,对美国社会代际流动性的变化进行了测算。他们的研究发现,近几十年来,美国社会的代际流动性明显呈现出减弱的趋势,年轻人很难改变一出生已经被决定了的命运。

更为严重的是,对于大部分美国家庭来说,收入的绝对水平居然一代不如一代。切蒂发现,对于20世纪40年代出生的人来说,约90%的人口收入超过他们的父辈;而对于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人,这一比率则降到了约50%。要知道,一代人间美国平均收入水平已经翻了一番还多,而居然有一半年轻人的收入水平还不如40年前的父母一代。作者在调整了通货膨胀、产品质量提升、新产品出现等因素,以及换用不同的收入衡量方法之后,发现这一结果依然十分稳健。也是说,美国的“80后”人口中一半人的生活水平还不如父辈。

出现这代际固化、大量人口收入不如父辈的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美国经济增长过程中收入分配不均等问题日趋严重。过去几十年,尽管经济在增长,但低收入群体的真实收入不增反降,绝大多数的经济增长的果实都流向了社会上层的高收入人群。很多研究对此现象作出解释,比如有研究者认为电脑、互联网等技术的普及和自动化程度的提高拉大了收入差距。当然,也有人认为是贸易和化导致美国国内低技能劳动力的工作机会减少所致。

当收入分配长期不均、年轻人没有希望时,社会必然面临诸多挑战。早在工业革命时期,有工人砸机器的事情发生,原因是机器和自动化替代了劳动,造成了工人失业和收入差距扩大。在现代化和化的大背景下,长期的严重的收入不均滋生了民粹主义思潮,甚至会造成社会动荡。最近,美国挑起的贸易战在一定程度上是美国社会结构长期变化的结果。我们看到的是,失落的美国民众在2016年用选票表达自己对“精英阶层”的不满,选出了口头上替他们出气的朗普。我们也看到了,如今朗普用贸易战来回馈他的支持者。而在这个化的时代,这闭关锁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不但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可能会使老百姓的生活雪上加霜。

既然是长期积累的问题,要解决必须寻找长期的、根本性的方案。从目前来看,更加有效的解决办法是缩小收入差距。比如,加大二次分配的力度,使用税收进行调节;再通过政府补贴等形式,加强对低收入群体的人力资本投资,使他们在教育、卫生方面的条件得到改善,下一代得到上升的机会。但这些政策的执行都困难重重,目前看不到任何解决的可能性。斯坦福大学教授、美国前国务卿康迪·赖斯最近在我所在的斯坦福经济政策研究所演讲时大声疾呼,美国现在最需要的是Human Development,我姑且把它翻译成“人类发展”。讽刺的是,这个经济学研究贫穷国家时所创造的词汇现在被用在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了。

美国的问题绝非仅仅是美国自己的问题,它一定会成为的问题。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一定会首当其冲、受到牵连。美国社会将何去何从,我们拭目以待。

作者为斯坦福大学经济政策研究所中国项目J. Liang冠名讲席主任、资深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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