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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历史的真实面目——中芭《红色娘子军》维权

2018-11-08 14:14 来源:80后整理 网友评论 0

这两天,中央芭蕾舞团跟冯远征《红色娘子军》的版权撕得热闹。《红色娘子军》是中国当代的经典剧目,相继被改编为电影、戏剧、芭蕾舞剧,其故事情节和舞台造型,早深入人心。

很多网友因此提到了一个疑问,“红色娘子军”这样的集体记忆,版权是否应该属于梁信一人?

红色娘子军版权到底该归谁?

1958年,梁信4昼夜写出《红色娘子军》

1960年拍摄的电影《红色娘子军》,其编剧主要由梁信老先生一人完成,这一点应当是没有异议的。

2011年,87岁高龄的梁信接受《新快报》采访时,讲述了自己的创作过程。他说,《红色娘子军》的创作直接取材于娘子军老战士的口述。报道原文如下:

接到转业漠河的命令后,梁信……心情郁闷的他想起了自己原来战斗过的地方——海南的琼崖。……因此,他……直奔海南而去。

机缘巧合的是,这一趟他找到了老战友娘子军连连长冯增敏,“冯增敏帮我从当地农村找来了十几个尚健在的娘子军战士,我一看,她们那时候已经个个都是白发苍苍的老太太,后来和她们聊天,我发现交流起来别困难,因为她们都只会方言还有少数民族的语言,为了收集第一手材料,我在深山老林中一呆是3个多月,带着翻译和每一个老战士聊天。”

梁信回忆说,多少年来,红色娘子军的故事在他的心里萦绕。但始终没有想好怎么来写这段故事。现在一下子有了,用一个女战士的成长历程作为主线。四天四夜,梁信闷在招待所里写出了电影文学剧本《琼岛英雄花》。

梁信的作品得到了大导演谢晋的赏识,谢晋邀请梁信前往上海聊一聊剧本,“正是那一次会面,《琼岛英雄花》这部剧本有了一个后来响彻全中国的名字——《红色娘子军》。”

不过上述《新快报》的报道中有一处破绽,因为娘子军老连长冯增敏不太可能是梁信的战友。梁信1926年生于吉林,1945年参军,随解放军第49军146师一路南下,但146师最后只打到广西,并未在海南作战,1952年才进入海南驻守。而冯增敏则一直战斗在海南,解放后任朝阳、博鳌人民公社副社长、琼海县妇联会主任等职,已不是军人。

另外一篇《南方日报》的报道,则说梁信创作红色娘子军有三个来源:

“当我担任解放军一四六师的宣传队长时,在我的队里,有七八个女战士,她们都是女奴出身的人。我们一起在战场上将近两年,行军路上,围着火堆闲谈,谈她们的家庭、生活、遭遇。当时我偷偷地在脑子里记住了一两个重点人物,别是那个地主家庭里奴隶出身的,后来成为吴琼花原型的那位女战士。”

正是这位饱受地主折磨、十几次逃跑的丫头不屈的性格,让梁信看到了像后来剧本中所写的吴琼花似的那双眼睛:“火辣辣燃烧着刻骨的仇恨,与旧社会势不两立!”

1953年,梁信到广州工作后不久,着手搜集海南早期革命领导干部刘秋菊的生平事迹,这让梁信脑海中形成了早期传奇式的“吴琼花”。

1958年到达海南后,梁信了解到一位无名娘子军的事迹,她悲惨的遭遇、倔强和爱憎分明的性格,让梁信想起另一位广东的劳动模范。这样,凭借“一条阶级感情的红线”和作者的阶级同情心,梁信确立了“女奴——女战士——共产主义先锋战士”的吴琼花形象“三层次”。

这个说法似乎更加可信一点。

“红色娘子军”一词创造者另有其人

然而问题在于,早在1957年,有一篇同样题为《红色娘子军》的纪实文学,在《解放军文艺》杂志上发表了。

这篇纪实文学的作者名叫刘文韶。刘文韶1934年生,1950年参加解放海南岛的渡海作战,1956年在海南军区政治部做宣传工作,创作了报告文学《红色娘子军》;后来曾任《红旗》杂志驻深圳记者站站长,深圳市委政策研究室主任,1996年从深圳市委副秘书长的位置上离休。

2003年,刘文韶对南方日报介绍了他发掘故事的过程:1956年,广州军区政治部发出开展建军30周年征文活动的通知,当时在海南军区政治部做宣传工作的刘文韶受命到海南负责征文事项。一次在查资料的时候,刘文韶正巧从一本油印的关于琼崖纵队战史的小册子中发现有这样一句:“在中国工农红军琼崖独立师师部属下有一个女兵连,全连有一百廿二人。”这30字给了他很大的震撼。

“因为在中国工农红军的历史上,女指挥员和女英雄是很多的,可是作为成建制的完整的女兵战斗连队,过去还很少听说过。我觉得这是一个重大题材,于是到她们活动过的乐会县采访。……”“女兵连的老同志很多牺牲了,革命材料保存的很少,有关资料是琼崖纵队战史小册子上这一句话。很幸运我找到了女兵连的连长冯增敏,采访了她4次,后来又找到了十来个女兵连的女战士,还专门拜访了琼崖纵队的负责人冯白驹将军,当时他是广东省副省长,记忆力很强,提供了很多材料。如果当时没有去挖掘这些材料,我想以后恐怕更难挖掘了。”

“红色娘子军”这个词也是刘文韶创造的。当年刘文韶“创造”它的时候,只是想着战史记载的“女兵连”不够响亮,冯白驹将军说的“女子务连”因为有“务”二字让人感觉不够革命。

“我想应该从更大的主题和背景来考虑,把它作为我们解放军的一个建制连队的代表来定位。我考虑到中国历史上从花木兰到杨 家将,一直以来有'娘子军’的说法,为了说明现在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所以加了'红色’两个字,当时都喜欢用'红色’两个字来代表革命。”

好素材加上好题目,刘文韶创作的报告文学《红色娘子军》很快发表在军队最高文艺杂志《解放军文艺》上,与陈毅、肖华等军队领导的同列在1957年8月号的目录上。报告文学马上在全国引起轰动,李贞将军为此写了书评推介,1962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又以单行本的形式在全国发行了《红色娘子军》。

很快,有电影厂看上了红色娘子军。上海天马制片厂找刘文韶改写电影剧本,片名叫《红色娘子军》,八一厂则找了当时在广州军区专业搞创作的郭梁信。

“当时广州军区也知道有这两部片子,军区的意见是我这个叫《红色娘子军》,他那个叫《琼岛英雄花》,我们各自都有自己的电影制片厂,由我们自己来协调怎么办。正在我基本完成剧本改稿的时候,听说八一厂已经确定要拍郭梁信的本子《红色娘子军》了,我想不可能同时拍两个同一片名同一题材的本子,也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矛盾,便没有把我的本子拿出来给天马制片厂。”

那个时代,人们脑子里还没有冠名权意识,刘文韶正忙于自己带兵训练的本职工作,一听八一厂用了郭梁信的本子,心里也没在意,当时也没有想到,八一厂至少应该在片头加上“本片取材于刘文韶的报告文学《红色娘子军》”。

1961年,梁信编剧、谢晋导演的八一厂电影《红色娘子军》引起极大轰动,1964年,中央歌剧舞剧院芭蕾舞团(中央芭蕾舞团)根据同名电影改编创作了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琼花”扮演者白淑湘在芭蕾舞台上破天荒地塑造了英姿飒爽的“穿足尖鞋”的中国娘子军,1971年,中国舞剧团集体改编并演出了革命现代舞剧《红色娘子军》,彩色芭蕾舞影片《红色娘子军》成为“八大样板戏”之一在全国轮番上映。

刘文韶说,虽然他的报告文学是红色娘子军的最早版本,但是报告文学本身文体的限制束缚了文学性和流传度,经过文学加工后的艺术形象更容易被大家接受,所以报告文学至今很少人提起,而电影和芭蕾舞剧却成为了经典。

那么问题来了,刘文韶的《红色娘子军》1957年8月发表在解放军规格最高的文艺杂志上,然而在所有的报道中,梁信都没有提到过自己曾受到这部作品影响。

而且,梁信说自己与谢晋关系亲密,却不知道谢晋所在的天马厂曾经联系过刘文韶?

此外,刘文韶和梁信的作品中都出现了“琼花”这个名字,是否只是一个巧合?

更复杂的是,根据北大学者孔庆东的,其实在1954年已有根据民间故事编成的琼剧版《琼花》,1955年底在地方剧团演出,1957年初定名为《红色娘子军》,1958年经修改后于次年4月公演。

琼剧版《红色娘子军》的作者之一吴之,是很著名的剧作家,吴之别强调,琼剧和报告文学没关系,他是后来才知道刘文韶写的报告文学的,所以不存在谁影响谁的问题。

孔庆东说,可见“红色娘子军”这个题材,已经在地方上深深地扎根,深受当地人民的喜欢。

吴之的调查采访过程,跟刘文韶很相似。他向冯白驹将军走访调查,冯将军对他讲了女子军连的作战过程,以及最后的分散隐蔽,冯白驹还把女子军连成立的讲话原稿整理出来给了他。

由此看来,争论《红色娘子军》最初的版权属于谁,创作过程中是否存在借鉴甚至抄袭,已经不重要了。这个大IP,应该是殊时代下的集体记忆、集体创作的结晶,但愿后人的利益之争不要损害到作品本身的传播。

中芭公布创作《红》剧的经过

尊重艺术创作——《红色娘子军》年谱:

1954年,广东琼剧《琼花》开始创作演出,1957年初定为《红色娘子军》。

1957年8月,刘文韶根据《琼崖纵队战史》编写的报告文学《红色娘子军》在《解放军文艺》上发表。

1959年5月7日,《海南日报》副刊连载琼剧《红色娘子军》剧本。

1959年9月,海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了琼剧版《红色娘子军》。

1961年,梁信的电影剧本《红色娘子军》摄制完成并上演。

1964年9月,中芭根据电影剧本改编的芭蕾舞《红》剧首演。

1972年,根据舞剧改编的京剧《红色娘子军》上演,其后陆续有沪剧、豫剧、汉剧等诸多版本上演。

查阅历史,比梁信电影剧本更早,并有文字记载可查的《红色娘子军》家谱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原娘子军连连长冯增敏同志于1957年7月为纪念建军30周年而写的回忆录《红色娘子军》、刘文韶同志1957年8月的报告文学《红色娘子军》、琼剧《红色娘子军》剧本。而洪常青、南霸天等人物和姓名早在琼剧中已存在了。

1963年,周总理看完中芭演出的舞剧《巴黎圣母院》后说:“你们已经演了十年西方、苏联的芭蕾舞剧了,是不是可以创作一个革命题材的剧目?或者,你们可以创作苏联的十月革命,或者是法国巴黎公社?”

1963年年底,中宣部、文化部在北京市召开“音乐舞蹈座谈会”,经讨论,决定创作排演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1964年1月,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电话通知中芭,要求将电影《红色娘子军》改编成芭蕾(《红》剧编导李承祥《证词》)。

1964年1月底,在中宣部、文化部领导下,中芭建立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创作组,2月5日,创作人员和主要演员十多人前往海南岛采风、体验生活、创作剧本。途经广州时与电影《红色娘子军》剧本作者梁信座谈,梁信支持将电影剧本改编为舞剧剧本(事实上在那火红激情的年代,每个人都希望为那个时代、为国家做贡献。当时任何文艺工作者如能有机会参与这类工作,都毫无疑问会感到十分光荣和自豪,梁信怎会例外?哪会如他子女现今在电视上满口否认他当年曾热情表态支持中芭改编创作舞剧的事实,正如梁信自己所言:一部《红》剧改变了他的人生,因为原本他要被下放黑龙江漠河边境的,却因《红》剧被照顾留在大城市广州工作生活了,他该感谢谁呢?!)。

中芭三位编导(李承祥、蒋祖慧、王希贤)随即到海口集中进行讨论,由李承祥执笔写出舞剧剧本大纲。剧本大纲拿回北京后,交由林默涵副部长、赵沨院长等领导审查。1964年4月初,创作组完成剧本创作,结束体验生活,回北京开始舞蹈创作排练。(《红色娘子军》创作组系列简报及“工作小结”——1964年)

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艺术创作是完全不同于电影形式的,这是为何1964年梁信与中芭创作组在广州见面后,他提出的一些舞剧创作建议都未被中芭采用的原因。舞剧从电影剧本借鉴的主要是大革命年代的背景、主要人物的斗争故事。但表现方式却完全不同于电影,是一项艺术上的全新创作。当时在中宣部、文化部的牵头和领导下,国家调集了全国的力量包括资源(总政、广州军区、北京军区等)都来帮助和支持舞剧创作。而创作队伍又集中了当时全国最优秀的艺术人才,包括编剧、芭蕾舞、中国舞、戏曲、武术、音乐、舞美等,拿今天话来讲这是一支艺术的“梦之队”。

海南采风回京后,中芭全体演员都投入到舞剧的创作排练中,除了舞剧的主创人员分别负责创作主要舞段之外,全体演员也分成若干小组,参与创作设计各自扮演的不同角色和群舞的动作,众所周知,由于舞蹈艺术表现形式的独性,它是需要集舞蹈形象、音乐、舞台美术、文学、造型、视觉艺术等多方面的综合性创造而成的,故《红》剧这部独具创新、符合芭蕾殊语言的中国芭蕾经典,是汇聚了无数艺术家和演职人员心血和智慧的作品。在彩排试演时,领导提出舞台上演员像娘子不像军的意见后,剧团随即组织全体演员下受训,经过精气神的训练,才使舞剧娘子军的形象在舞台上光彩夺目。五十多年历经几代更替,娘子军的奋斗精神代代相传,包括下受训已成每代演员的必修课。而舞剧也在代代相传中被不断打磨,并焕发出不同的艺术创新气息,每个不同时代演员的表演风格,都成了艺术再创作的无限过程,这是芭蕾为何被称为是活的动感艺术的魅力所在!

1964年9月,舞剧首演,周恩来总理观看演出后别高兴地说:“我比你们保守了,我原来考虑,你们用芭蕾的形式表现中国的题材有点困难,没想到你们的演出如此成功。”1964年10月8日,毛泽东主席观看演出后评论:“方向是对的,革命是成功的,艺术上也是好的。”

综上所述便不难看出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是那个年代在国家积极推行文化艺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大时代背景下,在党和国家主要领导及中宣部、文化部直接参与和领导下,集全国歌舞剧编导、作曲家、舞台美术设计等各专业人员开展的体现国家意志的集体创作行为。它是定历史时期凝聚文艺界集体智慧和心血的集大成之作,是国家创作意志的集中反映。舞剧在党和政府的安排下,从创意构思到改编创作,再到排练、合成、首演以及之后一代代的打磨演绎,无不凝聚了老、中、青几代艺术家和剧团多年来的集体智慧与心血,所有主创人员以及参加此项工作的演员、演奏员、舞美技术人员都为该剧的创作付出了辛勤汗水和青春热血。

以上是中芭创作《红》剧的经过。……

1966年“文革”开始后,《红》剧被作为“样板戏”在全国范围被大量复制演出。“文革”结束后,有“样板戏”标签的《红》剧,自1976年开始,停演长达十六年。1992年,中央芭蕾舞团开始尝试复排《红》剧。

1993年2月,在上级文化部没有明确发文指示可以演出的情况下,中芭冒险自行复排《红》剧并到广州演出,梁信观看了演出并与中芭演员进行交流,同时提出付费问题,中芭答应将根据国家规定,共同协商解决。

1993年3月20日,时任中芭团长的李承祥同志回复梁信,并根据当时的法规和梁信方面的意见,提出了双方商讨过的几方案,一是“根据《表演作品付酬标准征求意见稿》规定,应付给梁信同志1200元“基本演出报酬”,以后按演出收入陆续付给梁信“演出场次报酬”。二是 “看了您和刘处长草拟的合同书后,在十年内一次付酬也是一个办法,即一次性付给您3000元,十年届满再续签合同,另议酬金”。同时,李团长也表示:“采取何方案,我们将尊重您的意见”。

随后,在正式商谈时,双方都顾虑到当时复排《红》剧是冒着很大政策风险的,谁也不知道能演多久,甚至有随时被叫停等风险,双方都认为,应拿出一个既能保证梁信权益,又能一劳永逸而不需再协商付费的可行方案,最后双方商定,采用一次性付给5000元,永久了断双方之间的付费问题是的方案,双方随即在1993年6月26日签署了一次性付给5000元,永久了断付费问题的《协议书》。

该《协议书》第一条约定:中央芭蕾舞团在今后演出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节目单、海报等宣传资料中注明“根据梁信同名电影文学剧本改编”字样,以保护原著之署名权。第二条约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五款和国家版权局“关于表演作品付酬标准的规定”中有关条款,中央芭蕾舞团一次性付给梁信同志人民币伍仟元整。第三条约定:根据国家版权局“关于表演作品付酬标准的规定”,梁信同志不再授予其它作者或法人以舞剧形式改编原著的权利(其它艺术形式不在其列),以保护中央芭蕾舞团演出《红色娘子军》享有专有表演权的权益。

以上是中芭《红》剧与梁信缔约一事的历史还原。值得一提的是,缔约11年之后的2004年,值《红》剧首演40周年之际,中芭邀请梁信来京参加纪念活动,梁信因身体原因未能前来,但发来一封热情洋溢的贺信,信中说道:“每当我回忆起一九六四年在广州与中芭同志们相处的时光,至今尤令人神往。我深情祝贺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创作四十周年,衷心祝福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与日月同辉。你们的忠实战友梁信敬上。”

案件审理回顾

梁信创作的剧本《红色娘子军》早于1961年随电影面世。1964年,中央芭蕾舞团将其改编成同名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

1993年,双方根据1991年出台的《著作权法》“补订”协议书,由梁信授予中央芭蕾舞团著作改编权。双方约定,中央芭蕾舞团一次性付给梁信人民币5000元作为报酬。

2011年,梁信将中央芭蕾舞团诉至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理由是2003年“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已满10年自动失效,但双方未有效续约,中央芭蕾舞团未经许可继续表演构成对其侵权。

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名为《梁信与中央芭蕾舞团著作权权属、侵权纠纷一审民事判决书》显示,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认为,1993年6月双方签订的协议书“不属作品许可使用合同,而是双方表演者表演改编作品给付原作者报酬的约定。”

该院同时认为,2003年6月以后被告持续演出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不构成未经许可使用侵犯原告著作权,但中央芭蕾舞团应依法向梁信支付相应的表演改编作品报酬,对梁信由此而产生的经济损失予以一定的赔偿。”

据此,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在2015年5月作出判决,由中央芭蕾舞团赔偿梁信经济损失人民币12万元,并未署名行为进行书面赔礼道歉。

中央芭蕾舞团不服一审判决结果,选择上诉。2015年12月,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

中央芭蕾舞团不服终审判决,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2017年10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驳回了这一请求。

网友评论

【网友评】左手判中央芭蕾舞团没有侵权,右手却判中央芭蕾舞团要支付侵权赔偿?!深植于广大人民群众心中的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将遭遇被迫停演的命运!

【网友评】以后三十年法律,溯及前三十年所谓权利,不顾及事实正义,中芭输了,作为判例,当年社会主义改造、公私合营等,都可以主张权利,进而要求国家赔偿了。国民党可以反攻倒算中共了!

【网友评】看了上文,感到有些人钻到钱眼里,什么脸也不要了。即便以著作权法,梁的电影是否给原著付费了呢?芭剧仅因说了个由影剧改编,若应付费,那影也该付给故事内容的初创者。芭剧与电影的表达形式的巨大差异,称为创作更为恰当。纠缠下去,甚是无聊且无理。众所周知,芭剧是八个样版戏之一,著作权如何归属?贪天之功,只知抢钱的行为实令人不齿。这样闹下去,象类似八个样板戏之类的革命故事都没法讲了,即无法改成剧,也无法改成各类读物了。不同时期的事情应按照各自时期的规矩来处理才是恰当的。不能用今天确立的规矩来判定按过去规知做的事,这应是个常识。不然会“今天否定昨天,明天否定今天”。都是法律党惹得祸。这似是而非、不合情理偏偏可用法律处理的现象,只能是执法的悲哀。

【网友评】他们闹所谓“版权”已经反复几次了。几年前,中芭已经发过严正声明,把来龙去脉讲的一清二楚。孔庆东在《红色娘子军:中国戏剧发展纵论》一书里也将该剧本前后的创作来历一一道来。且看这“版权”闹剧频繁上演吧!该“司法”事件实质为个人树碑立传,否认前30年创作历史和版权历史背景。诚然,梁某人当年也为人民做过好事,但和电影《董存瑞》导演郭维后来的思想变化有相似之处。国家京剧院(原中国京剧院)是根据芭蕾舞剧剧本演出了京剧版,那是不是今后也要给几方付“版权费”呢?这岂不荒唐?

【网友评】法制来了,正义没了?

【网友评】几代艺术家及国家领导人集体智慧的结晶,竟然成了无耻小人的个人成果?还要禁演《红色娘子军》?!小人唯利而图,必死无葬身之地,遗臭万年。大芭蕾永远锭放,经典立足存照,流芳千秋!

【网友评】某法院对红色经典节目的判决令广大人民群众难以接受。

【网友评】正义也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

【网友评】中芭应该请几个好的律师,也不妨从前两年“狼牙山五壮士”名誉权纠纷案胜诉中得到启发。

【网友评】红色娘子军是当时全国一盘棋的产物,版权应当属于国家,具体而言是中央芭蕾舞团,所有的创作者都是职务性创作。难不成现在每奏一次国歌还要给聂耳先生后人提成吗?

说实在,舞剧和电影、电视、话剧相比,对文学的依赖弱许多,几乎是完全再创作,更何况当年的背景,集体创作的痕迹很浓,梁信用公家的钱(工资)出差、下生活,创作的作品应属于他所在的单位(类似现在的出品人),而不属于他,所以,中芭给梁信一次性付款行了。悲观地设想,中芭不再演(中芭毕竞已经有了另一出剧:大红笼,在世界的收益大于娘子军剧),谁要看找冯远征去,让他们俩公婆跳给大家看。当然,乐观地设想,如果中芭不再演了,国家又少了一个文化,因此,最后有关部门在背后会进行私下调解,最后还是能解决的。

1964年9月,中芭根据电影剧本改编的芭蕾舞《红》剧首演。大家注意,这是中芭娘子军的由来,一目了然。至于梁信红剧剧本的由来与本案无关

我觉得法院的判决有失公允。看一件事情不能脱离当时的时代背景。先不说梁信的《红》剧与芭蕾舞《红》剧有多大的关系,说梁信在创作《红》的剧本时,是公职人员,是领工资的,在拿着工资占用工作时间创作的作品,你能说你能有独立的知识产权吗?那给你开工资的单位算什么?当然主要成绩是你的,肯定会发一些奖金或补助。这与现在的一些依靠独立的创作作品来挣钱养家活口的没有工作单位的人员是两码事。当时的年代,没有个体户,大家都积极要求进步。拼命工作,讲究奉献,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每个人都为能在一件工作中尽自己最大的能力感到高兴和荣幸,所以当年文艺界创作出许多经典的作品。现在的许多人不理解那个年代的人和事。如果眼里只认钱,实际上是对老一辈人的人格严重的不尊重。《知识产权法》出台之前,衡量人的标准不是金钱,是道德和贡献。当初创作出艺术精品的一大批艺术家,有几个人拿近些年发布的《知识产权法》说事索要报酬?但历史和人民会记住他们。现在有些人那,眼里只有钱,真是悲哀。

宣统二年(1910)清政府颁布的《大清著作权律》是中国第1部版权法。要是较起真来清末之后到现在的人们的著作、影视作品、歌曲音乐没有作者或者其后人同意都是不能看的吧,成龙前两天接受采访时还抱怨说内地的电视台播放他的电影好多,从来没给过他钱。

除了好还是好 发表于 2018-1-4 20:43

说实在,舞剧和电影、电视、话剧相比,对文学的依赖弱许多,几乎是完全再创作,更何况当年的背景,集体创作 ...

公有制是殊年代的产物,近几年,越来越多的版权官司+网盘散布,导致制作公司、版权人血本无归,最简单的例子,当日新上映电影,2天之内网络出清晰版;电视台每集多少万买的,一热播网盘有泄漏版......原因导致相关法律法规出台,法院当然要按新的规定执行,如果判梁家人输,他们是在“自己打自己脸”【嘴上说保护版权,实际上却不执行】。彻底的集体创作只在文革中出现过,稍早或之后,无论文学或影视,大都有“作者署名”,只不过,那部分报酬被上交给其当时所属单位了。是今天,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相关文字,依旧得按比例给作者分红!芭蕾团当时想5000一劳永逸,不是霸王条款是啥?作为国家单位,带头反对法院判决,骂人家是“劣质法官”,张嘴闭嘴“司法腐败”.....判他们输了是“司法腐败”?不过是仗着自己是国家单位,各大放厥词罢了

1月2日,中央芭蕾舞团的一纸声明刷了屏,大意是,由于北京西城法院错误地强制执行渎职法官的枉法判决,严重伤害了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以及中央芭蕾舞团,对西城法院的强制执行“予以坚决反对和严厉谴责!”声明并称:“劣质法官违背中央大政方针,违背国家法律,罔顾案件事实的自相矛盾的荒唐枉法判决……坚决不向枉法裁判和司法不公屈服!坚决与危害我们社会的司法腐败作斗争!”

原来,北京市西城区法院和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红色娘子军》的编剧梁信(冯远征岳父)起诉中央芭蕾舞团著作权侵权案先后作出一审、二审判决,认定舞剧《红色娘子军》演出不侵权,但中国芭蕾舞团在2003年6月后未向梁信支付表演报酬,所以判决其赔偿梁信12万元,并官网介绍该剧未给梁信署名一事,向梁信书面赔礼道歉。 但中央芭蕾舞团一直未履行法院生效判决,并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再审申请,北京高院又依法予以驳回。

由此可见,这不过是当事人之间关于著作权的民事纠纷。但中央芭蕾舞团的声明,却对法院生效裁判及法官进行污蔑和语言攻击,并充斥着激烈的道德指控。这显然不仅不是一个高级别文化单位应有的气度和姿态,反而折射出其法治意识和规则意识的欠缺。其理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稍有法律常识者都知道,既然纠纷以诉讼方式进入司法渠道,各方当事人该严格按照相关程序,在法律框架内妥善解决纠纷。 也是说,各方应尊重居中裁判的法院和法官,不施加舆论压力,不对其进行莫须有的道德指控和“腐败”控告。败诉方应该如实履行生效裁判所确定的义务,不该以任何理由逃避责任,更不该对生效裁判妄加指责。要知道,法律的权威和作用通过裁判得以实现,生效裁判是对法律进行严格适用的结果,对生效裁判的尊重是对法律的尊重。要是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打着各旗号蔑视生效裁判,法律便没有存在的必要,社会将倒退到人人自危、毫无安全的丛林法则时代。

现实中,不乏当事人对一审裁判不服,但其可以选择上诉方式追求“心中的正义”。哪怕其对二审生效裁判依然不服,也可以在履行生效裁判的同时选择申诉等救济渠道,甚至将官司打到最高人民法院来寻求“终极正义”。放着法律规定的救济渠道不走,反而自认为站在正义的一边和道德的制高点,毫无根据地对生效裁判和法官扣各“帽子”,显然是和法治文明唱反调。

可以说,这拒不执行生效裁判确定的义务,又用“泼妇骂街”方式攻击生效裁判的行为,已经违反了法律。 根据相关规定,拒不执行生效裁判的,将受到罚款、拘留、列入失信人名单、限制高消费等惩戒,情节严重者,还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同时,根据民事诉讼法及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保护司法人员依法履行法定职责规定》,干扰阻碍司法活动,威胁报复陷害、侮辱诽谤司法人员的,也将受到惩处。让无视法律、无视规则的反法治行为付出代价,是法治的应有之义。

奉法者强则国强是亘古不变的道理。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形同虚设,这一理念已经深入人心。越是有影响力的人物和组织,越应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带头遵纪守法。作为有一定地位和影响力的中央芭蕾舞团,还是应多学习些法律常识,少些偏激的情绪宣泄,不要拿自己的名誉开玩笑。 法治社会,任何人都没有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权,蔑视法律、挑战法治底线者,舞姿再优美、形象再高大,也会斯文扫地。(作者:史洪举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新华社立场)

红色娘子军著作权纷争背后:梁信四天四夜写出剧本2018年01月03日 13:53 重庆晨报

近日,《红色娘子军》因著作权纠纷案被推到了风口浪尖。2日下午,中央芭蕾舞团发布声明引发广泛关注,其中“北京西城区法院错误地强制执行渎职法官的枉法判决”、“劣质法官”、“冯远征夫妻利用媒体颠倒黑白欺骗舆论大演悲情戏”等措辞引起讨论。随后北京西城法院在其官方微信发布情况说明称,鉴于中央芭蕾舞团尚未履行向梁信书面道歉的义务,西城法院将依法继续强制执行。

2日晚,最高人民法院微信公众号转发了《蔑视法律者,舞姿再优美,也会形象扫地》一文。文中称,作为有一定地位和影响力的中央芭蕾舞团,还是应多学习些法律常识,少些偏激的情绪宣泄,不要拿自己的名誉开玩笑。法治社会,任何人都没有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权,蔑视法律、挑战法治底线者,舞姿再优美、形象再高大,也会斯文扫地。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央芭蕾舞团根据梁信创作的《红色娘子军》电影剧本,改编了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并公演。

后来,梁信将中央芭蕾舞团诉至法院,理由是2003年6月,协议期满后,中央芭蕾舞团一直未与梁信协商续约,并未按合同约定给梁信署名。

原告梁信起诉称:1964年,中央芭蕾舞团(下称中芭)根据他所创作剧本改编的《红色娘子军》同名电影,改编为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并进行公演。1993年6月,原被告订立协议,确认中芭负有署名义务,中芭一次性付给梁信5000元作为报酬。2003年协议期满后,中芭未与梁信续约,梁信诉至西城法院要求判令被告中芭停止侵权,道歉,并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共计人民币55万元。

中芭认为,双方当时所签协议书中涉及的“一次性付给”是中芭表演改编作品付给梁信的报酬,而且中芭在每次表演时,都有梁信的署名,梁信一方援引的法律条款并不适用于该案,请求法院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

2015年3月24日,梁信的女儿梁丹妮、女婿冯远征在北京召开案件说明会。

2015年5月18日,一审法院判决:中芭2003年6月后至判决前持续演出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未支付的表演报酬,赔偿梁信经济损失10万元及诉讼合理支出2万元,共计人民币12万元;并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其官网介绍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未给梁信署名的行为,向梁信书面赔礼道歉。

2015年12月28日,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作出终审判决,维持原判。

梁信于2017年1月28日逝世。

2017年10月25日,北京高院裁定驳回中央芭蕾舞团的再审申请。

12月20日,梁信的女婿冯远征曾发微博称“中央芭蕾舞团一直拒不执行法院判决”。中央芭蕾舞团发出上述声明之后,该案执行法院也发布声明称,12月27日,该院向中央芭蕾舞团再次送达了执行通知书,要求其立即履行生效判决。中央芭蕾舞团收到执行通知书后,仍未履行。2017年12月28日,该院依法扣划被执行人中央芭蕾舞团款项138763元(含迟延履行期间债务利息14763元、执行费1700元、案件受理费2300元)。

北京西城法院还称,鉴于中央芭蕾舞团尚未履行向梁信书面道歉的义务,我院将依法继续强制执行。

四天四夜写出《琼岛英雄花》

“向前进,向前进,战士的责任重,妇女的冤仇深,古有花木兰,替父去从军,今有娘子军,扛枪为人民……”这首耳熟能详的主题曲来自电影《红色娘子军》,至今仍被不断重新演绎。但鲜有人知幕后那段同样充满激情的创作故事。

早在上世纪40年代的东北战斗经历中,梁信接触到了许多苦难的妇女,她们大多是青年学生,也有女工、农夫、童养媳、丫头、孤儿院的孤儿等,这些人物的形象和惨痛的遭遇给梁信留下了深刻印象。

“当我担任解放军一四六师的宣传队长时,在我的队里,有七八个女战士,她们都是女奴出身的人。我们一起在战场上将近两年,行军路上,围着火堆闲谈,谈她们的家庭、生活、遭遇。当时我偷偷地在脑子里记住了一两个重点人物,别是那个地主家庭里奴隶出身的,后来成为吴琼花原型的那位女战士。”正是这位饱受地主折磨、十几次逃跑的丫头不屈的性格,让梁信看到了像后来剧本中所写的吴琼花似的那双眼睛:“火辣辣燃烧着刻骨的仇恨,与旧社会势不两立!”

1953年,梁信到广州工作后不久,着手搜集海南早期革命领导干部刘秋菊的生平事迹,这让梁信脑海中形成了早期传奇式的“吴琼花”。

1958年到达海南后,梁信了解到一位无名娘子军的事迹,她悲惨的遭遇、倔强和爱憎分明的性格,让梁信想起另一位广东的劳动模范。这样,凭借“一条阶级感情的红线”和作者的阶级同情心,梁信确立了“女奴——女战士——共产主义先锋战士”的吴琼花形象“三层次”。

据梁信后来透露,《红色娘子军》原名《琼岛英雄花》,1958年他在海南岛一间放杂物的小屋奋笔四天四夜写了初稿,到1960年初最后一次修改,三个年头他始终在修改剧本的结尾。后来,打印出的五本剧本分别被寄往天马电影制片厂以及海燕电影制片厂、江南制片厂、北京电影制片厂与长春电影制片厂。

梁信的作品得到了大导演谢晋的赏识,谢晋邀请梁信前往上海聊一聊剧本。梁信激动地回忆说,正是那一次会面,《琼岛英雄花》这部剧本有了一个后来响彻全中国的名字——《红色娘子军》。

1960年,《红色娘子军》上映后迅速在全国掀起一阵“娘子军热”。后经统计,该剧创下了当年8亿人口有6亿人观看的盛况,还荣获国内第一届百花奖的多个奖项以及建国后的首个国际电影节编剧奖。后来该剧又被改编成同名芭蕾舞剧,不仅是中国芭蕾史上第一部成功的现代题材的原创芭蕾舞剧,同时也成为中央芭蕾舞团经久不衰的保留剧目。

梁信说,《红色娘子军》的稿费有五千块,这个数字在当年可不是一笔小数目,但他分文未取,全部捐给了慈善组织。

(资料来源:南方日报、新快报、最高人民法院微信公众号、北京西城法院微信公号、中央芭蕾舞团官方微博)

凡是出现版权之争的,立即停演是了,我不演了,你还收个毛的钱。如果为了挣钱还继续演,那应该给原作者分成。

除了好还是好 发表于 2018-1-4 20:43

说实在,舞剧和电影、电视、话剧相比,对文学的依赖弱许多,几乎是完全再创作,更何况当年的背景,集体创作 ...

只要版权在手,人家不会其他舞团?还“让他们俩公婆跳给大家看”?你的中芭开了个好头,以后一旦有类似纠纷,判输了发文骂街维权是了!区区5000想“彻底买断”.....我不信《大红灯笼高高挂》他们每场演出不给原作者分红,梁信忍了几十年,《大红灯笼高高挂》可还年轻,合同里他们敢几千块买断?没他张屠户,还不吃带毛猪了?

红与黑 发表于 2018-1-4 22:49

我觉得法院的判决有失公允。看一件事情不能脱离当时的时代背景。先不说梁信的《红》剧与芭蕾舞《红》剧有多 ...

把《知识产权法》废了你再来说这话!法院必须有法必依!否则,立法干嘛?历史和人民也会记住判输了骂别人是“劣质法官”、判决2年还拒不执行的老赖的【15年底判了,磨蹭到现在还大放厥词】!个人老赖被口诛笔伐,可“单位老赖”能为所欲为?哪怕你收集好证据,证据充分,甚至能算对手“敲诈”,包括此次判决赔付,都能当证据。而不是,打嘴炮口不择言:啥叫“劣质法官”?啥叫“枉法判案”?你个芭蕾舞团是高人一等,还是一言九鼎?还“中央芭蕾舞团强烈谴责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枉法判案法官孙敬肆意践踏国家法律、破坏社会法治的恶劣行径!”呸!让你们跳芭蕾还真是屈才了!应该去搞“政工”!绝对的冤案高手!

老赖“中芭”维权声明在此,看看人家是如何“输不起”的,电视上天天“打击老赖,让老赖无地容身”,打脸了吧?2015年底的判决,现在还没执行完,是“惹不起”还是“历史遗留问题”?个人老赖和公家老赖的区别“未免太大了些吧”,个人老赖各限制,中芭到目前为止,受到过任何限制?

中央芭蕾舞团的严正声明

由于北京西城区法院错误地强制执行渎职法官的枉法判决,已对深植于广大人民群众心中的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造成严重伤害,进而使《红色娘子军》将遭遇被迫停演的命运!

为捍卫无数先烈用生命和热血染红的《红色娘子军》不被司法腐败玷污,为捍卫六代艺术家用心血浇灌的《红色娘子军》舞剧能继续屹立于舞台,为捍卫国家院团献身人民艺术近六十年所建立的声誉,中央芭蕾舞团强烈谴责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枉法判案法官孙敬肆意践踏国家法律、破坏社会法治的恶劣行径!

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是在周恩来总理的关心、指导下,在中宣部、文化部直接领导组织下,在无数老艺术家、人民解放军以及全社会各行各业精英的共同努力奉献支持下创作诞生的。她是中华文化智慧的结晶,是东西方文化艺术融合创新的成果,是所有为其付出心血的艺术家们的集体创作,她不应是任何标榜个人利益唯上的盗名欺世者的工具,更不应是图谋将集体智慧窃为己有的拜金小丑的摇钱树!因此,中央芭蕾舞团严正声明:

第一,不能用前三十年否定后三十年,同样,不能用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对法院中劣质法官违背中央大政方针,违背国家法律,罔顾案件事实的自相矛盾的荒唐枉法判决,我们全社会善良百姓和所有参与《红色娘子军》芭蕾舞剧各项工作的艺术家们,都将予以坚决反对和严厉谴责!

在历时五年的维权诉讼中,中央芭蕾舞团和善良的中国老百姓一样,相信法院会依法判案、公正判案,因此当冯远征夫妻利用媒体颠倒黑白欺骗舆论大演悲情戏时,我们为避免干扰司法审判而采取克制态度,但办案的劣质法官敢如此明目张胆枉法判案却是我们中央芭蕾舞团和善良百姓怎么也不会想到的!我们不但要坚决追究这些盗用和滥用国家司法权力的劣质法官对中央芭蕾舞团造成的伤害,并要将此案作为切入点,会同社会各方正义力量对百姓反映强烈、十八大以来仍不收手的司法腐败进行严厉声讨和揭露!积极推动我们社会的法治建设,让习总书记所说的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的庄严承诺真正得以实现!

第二,《红色娘子军》著作权纠纷案,是一起因梁信及女儿梁丹妮、女婿冯远征背信撕毁1993年双方签订的《协议书》,诈取不义之财引发的本不该发生的诉讼案,原本法院对毁约背信的行为是不难断案的,但劣质法官孙敬在得知冯远征夫妻提出要求中央芭蕾舞团给予150万元补偿及今后(五十年)每年要30万元的调解要求后,即开始不断向中央芭蕾舞团施压,企图迫使中央芭蕾舞团接受这无理的调解要求,在拉锯几年后,西城法院见中央芭蕾舞团拒不接受这出中央芭蕾舞团和国家利益的调解,法院最终作出了这份自相矛盾的违法判决书!左手判中央芭蕾舞团没有侵权,右手却判中央芭蕾舞团要支付侵权赔偿!这份出自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白纸黑字的所谓正式判决书,分明是在掌掴中国法律和中国司法!我们不知道,这是哪个法学院教出来如此滥竽充数的法官!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违背事实,判称中央芭蕾舞团与梁信所签的一次性转让合同仅是“十年之约”合同、不是永久合约,据此做出不符合事实真相的枉法裁判,司法公正何在!?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的二审判决,前言1993年所签协议不是“许可合同”,后语一次性支付的合同费用是“许可费用”,同一纸判决书上存在如此前后矛盾自打嘴巴的判词,司法公信力安在!?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四页判决书仅重复了二审判决内容,完全回避中央芭蕾舞团的再审请求。党和人民交给法院的庄严审判权,却被这些劣质法官如此随意辗压,如此荒唐玩弄,司法权的合法性、公正性、公信性何存!?司法公正被肆意践踏!君不见法院竟然将这荒唐判例列为2015年度北京法院知识产权十大典型案例,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违背法律常识的判决,不仅玷污了中国法律,还直接扒光了法官的法袍,裸晒了法官的素养!不知这对法官群体是怎样一无情伤害?!

第三,历史不容篡改,面对三级法院对《红色娘子军》案罔顾事实,违背法律的判决,中央芭蕾舞团已沦为司法冤民,将被逼步入上访大军!中央芭蕾舞团将继续同《红色娘子军》剧主创人员、法律专家和社会各界一道,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以确凿的证据和明确的法规来证明此枉法判决的错误。

正义也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在此,让我们共同重温习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告诫全国人民的掷地有声的讲话:“我曾经引用过英国哲学家培根的一段话,他说:‘一次不公正的审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虽是无视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毁坏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

中央芭蕾舞团将与我们善良的百姓一起,坚决维护司法的公平正义!坚决不向枉法裁判和司法不公屈服!坚决与危害我们社会的司法腐败作斗争!中央芭蕾舞团将以严正声明的方式坚持发声,捍卫我们国家文化的尊严!捍卫国家院团和艺术家的声誉!捍卫我们社会的公平正义!

我是一懒人 发表于 2018-1-5 09:41

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才提这个事

梁信去世【到死都没等到这笔钱,虽然法院判他赢了】,女儿女婿开始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了,15年判决,18年还拒不执行,骂法院“司法腐败”,骂当事法官“劣质”......看戏吧,一但出现反转,是给后人开了个好头,用个不恰当的比方,你我起纠纷,只要法院判决不支持你【我】,你【我】也能开发布会法院“司法腐败”,骂当事法官“劣质”了,反正中芭“珠玉在前”,凭啥只许他们放火,不许我们点灯?

【时评】想对写大字报的“中芭”说一句,有理不在声高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 ... r=spider for=pc

有兴趣的自己点开看吧,钱江晚报评论员

donglin59 发表于 2018-1-5 11:31

以后奏国歌也不能白奏了,要给聂耳后人版权费了!

首先没听说过聂耳有后人,其次著作权法规定,著作权人逝世后,其继承人享有权利的时间限度为50年。

回报分为很多,留名青史是一,给钱也是一,几也可以混合起来。选择哪或者哪几,是作者的权利。

作者也可以高风亮节,免费贡献于社会。但这是私德,不是公德。其他人没有权力强迫别人高风亮节。

红色娘子军案的钱给谁,取决于该作品的版权属于谁,属于职务创作,还是个人创作。如果版权属于某个机构,那么相应的报酬(工资、奖金)应该由这个机构来支付,这个机构再向使用作品的人收取使用费。

显然,该案的相对人,没有提出足够的证据证明该作品属于职务创作;作者创作时的所在单位,也没有出来主张权利。那么此时此刻,作者有充分的理由以版权所有人的身份索偿。

法律是讲证据的,芭蕾舞团如果能出示当年的“委托创作协议”,或者类似的文书,比如“关于创作某某某的指示”,那么,著作权显然属于芭蕾舞团所有。

显然,芭蕾舞团并不是原著的所有人,不论版权是否属于梁信,芭蕾舞团都应该向著作权所有人支付报酬。

至于芭蕾舞团进行了再创作、再加工,这个已经在演出的票价和利润中体现了,不能以此为由拒绝向原作者支付报酬。这好比有人拿了一个土豆雕刻了一件土豆艺术品,这个土豆钱还是要给的,不能说因为雕刻属于艺术创作,不给人家土豆钱。

1956年,中央军委决定发起“中国人民解放军30年征文”,征文编辑部征集到海南博鳌人民公社副社长、老红军红色娘子军连连长冯增敏的回忆录《红色娘子军》。负责征文工作的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肖华、副主任刘志坚与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共同商定要求把征文中的《红色娘子军》、《党费》、《杜鹃山》等一些好的题材的回忆录交由作家、艺术家进行再深入的采访,然后改编为小说、电影和舞台剧,以发挥更大的宣传作用。可以说,目前国内所有有关红色娘子军的纪实作品、文学作品、艺术作品的原创素材都源起于30年征文编辑部征集到的冯增敏的回忆录。而红色娘子军后来改编为芭蕾舞,则是根据周总理的指示进行的。

因此,上世纪60年代以前有关红色娘子军包括其他重大历史题材的创作,都是组织行为。同一题材既可以成为小说,也可以成为其他艺术作品,采访创作有先后,也可以交叉进行。相互之间要交流、借鉴,这是中宣部和总政的安排。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和《红色娘子军》电影剧本显然都是组织行为,是落实中宣部和总政的要求,是政治任务,根本不存在什么著作权纷争。

策划这一征文的肖华、刘志坚、陆定一等领导同志应当不应当占有版权份额?提供回忆录的冯增敏应当不应当占有更大的版权份额?提议改编为芭蕾舞的周总理应当不应当占有版权份额?这是显而易见的,凭什么由梁信一人一家占有?事实上,征文也好,改编成小说、报告文学、电影、芭蕾舞剧也好,都是党和军队的组织策划并着手实施的。梁信的改编,是党交给他的任务,属于职务写作,是在完成党所交给的任务,恰如工人生产水壶、农民玉米一样。哪里有资格私自占有版权?你梁信到海南再采访的一切开支是自己出的么?你以私人名义去,海南有关方面会接待么?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貌似红色娘子军电影编剧一栏写的是编剧梁信而不是集体创作梁信执笔, 1964年9月,中芭根据电影剧本改编的芭蕾舞《红》剧首演。这已经足够了,别再瞎哔哔了,说得越多越能暴露无知与浅薄。法盲怎么这么多啊?我觉得国家的第一要务应该是普法让法律精神武装人们的头脑,人人尊重法律遵从法律

dgdy 发表于 2018-1-5 23:20

1956年,中央军委决定发起“中国人民解放军30年征文”,征文编辑部征集到海南博鳌人民公社副社长、老红 ...

许多人在评论以前的事情时总是用现在的社会现实法律和眼光,这是很不客观的。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社会现实和点。两个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它是一延续。以前的许多事不能用现在的法律和金钱观去衡量。近年出台一些事关群众利益的政策时,也没有一刀切,还是本着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的原则。罗广斌、杨益言当年创作的红色经典小说《红岩》被改编成电影,歌剧,舞剧,京剧等多艺术形式,也没听说他们的后人讨要版权费。但没人否认他们为中国当代文学他们留下了浓重的一笔。没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不了解那个年代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用现在的法律条文去评判以前的事件,显然是不合适的。

过去也是有稿费的,出版别人的作品支付费用,并不是80年代以后的发明。我在单位的时候,职务上要写材料向机关刊物投稿,这个也有稿费,还不少。其它报纸转载,还要再寄一次稿费给我,而不是寄给我单位,单位也从不截留。所以这不是什么新事物,现在的做法只是把自然法变成了成文法而已。

据说毛主席的稿费在那个年代有一千多万,论坛上有资料,也许是我记错了。尽管他把稿费用于其它事业了,但终归是领了稿费,没给人家退回去。

毛主席的创作,当然是为革命服务的,是职务的创作。如果他不是主席,自然也不会站在主席的高度作出来。他的稿子,首发的时候收一次稿费可以了,也没有必要凡有正式报刊转载再发一次。这简直是旧社会的版税,比鲁迅为了多收版税,竟然在书里放防伪标签还可恶。

你们总是说时代不同应该按老办法办,老办法请参照毛主席。讲这么多没用的东西混淆视听,终究逃不脱一个问题:用了人家的作品,是不是该付报酬。芭蕾舞团赖账,对法院,法官搞文革腔调的批判,是不是一件光荣的事。算这版权是国家的、全民所有的,是不是国有单位可以随便使用,国有单位如果可以随便使用,不付报酬,那么是不是人民也可以随便使用,国家属于人民嘛。

法,越说越清;理,越辩越明。挺好,大家讨论得好!从感情方面我是支持中芭的,从法律角度讲感觉冯远征也是对的。不过从此以后我瞧不起冯远征!还有梁信!

dgdy 发表于 2018-1-5 23:20

1956年,中央军委决定发起“中国人民解放军30年征文”,征文编辑部征集到海南博鳌人民公社副社长、老红 ...

支持你的观点,《红色娘子军》不属于梁信个人。

donglin59 发表于 2018-1-6 08:04

法,越说越清;理,越辩越明。挺好,大家讨论得好!从感情方面我是支持中芭的,从法律角度讲感觉冯远征也是 ...

我也是从此以后再也瞧不起冯远征!还有梁信!

donglin59 发表于 2018-1-6 08:58

偏激一点说,属于那钻法律空子的小人。

说的正确。文革一些作品创作有时代性,尚公;改开以后作品也有时代性------尚私。应该以此为分界线。

任何事物都具有时代征,我国知识产权保护也是随着改革开放推进的,把今天的法律无上限地往前追溯本身是错误的,在最初版权的认定尚存争议、且认定中芭没构成侵权情况下,出了那样一个自相矛盾的奇葩判决,真是大开眼界。

版权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出现的问题,在改革开放之前根本不存在什么版权之争一说。经济必须讲版权问题,计划经济不讲版权问题,统统收归国有。

《红色娘子军》不属于梁信个人。我同意这个观点。应对《红色娘子军》版权重新认定。另外,不是有50年保护期限一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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