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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爱》曾是内参片:宣扬资产阶级腐朽生活

2018-06-14 11:09 来源:80后整理 网友评论 0

1975年版的《简·爱》,曾是“封资修”影片的典型代表,然而有这么一小群从事电影工作的人,却在竭尽全力为那些译制配音,而且必须尽心尽力,保证质量,让这些电影成为‘看’的电影…… 《简·爱》除了“麻醉劳动人民、宣扬资产阶级腐朽生活”的常规罪名之外,还有一个殊罪名:宣扬资产阶级的个人奋斗、个人至上

1971年初,当传说“来任务了”的时候,上海电影译制厂的厂长陈叙一、配音演员李梓、苏秀等人,正在上海奉贤县的五七干校劳动。1965年译制完文革前最后一批外国电影之后,他们至少5年没有正经配戏了。

这个神秘的任务,是译制“内参片”。 “内参片”,即不对外公映、只供内部参考的影片。“内参片”文革前有,1965年起中断,1970年,上海译制片厂零星恢复了“内参片”的译制。据第一批参加译制的配音演员曹雷回忆,《红菱艳》配完送审时,引起了江青的不满,认为质量不合格,要译制厂重新返工,这才迫使厂工宣队启用当时仍然戴着“修正主义文艺路线黑干将”的帽子、正在接受审查的原厂长陈叙一回来工作。内参片的生产开始步入轨道。 多年后,苏秀感叹:“有这么一小群从事电影工作的人,却在竭尽全力为那些被批判成‘封资修’的作品译制配音,而且必须尽心尽力,保证质量,让这些电影成为‘看’的电影。这本身是件极为殊又古怪的事。” 这些“看”的封资修影片的经典之作,是1975年版的《简·爱》。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上海长宁区一个普通社区里,见到了为简·爱配音的李梓。因为下雨,房间里显得有些暗沉。81岁的李梓13年前患帕金森氏病,身体常常控制不住地颤抖,长期靠药物维持。这些年很少跟外界接触的她,因为是谈她钟爱的《简·爱》,地接受了采访。她穿一条碎花裙子,戴珍珠项链,听说要拍照,地挪回房间梳了头发,努力地抬头、挺直身体,让眼神聚焦。 当记者问她,是否还记得简·爱的那段经典台词,她停下扯裙子的动作,沉默了20秒后,微微抬头,用很快的语速,没有丝毫迟疑停顿,脱口而出,一字不差: “你以为我穷,不好看,没有感情吗?我也会的,如果上帝赐予我财富和美貌,我一定要使你难于离开我,像我现在难于离开你。上帝没有这样!我们的精神是同等的,如同你跟我经过坟墓,将同样地站在上帝面前。” 陈叙一组建译制队伍 1975年,彩色版《简·爱》的拷贝被送到了上译厂。 其实,1972年,上译厂已经译配了黑白版的《简·爱》。这是1944年好莱坞拍摄的,奥逊·威尔斯扮演罗切斯,琼·芳登扮演简·爱。李梓为简·爱配音,毕克为罗切斯配音。他声音浑厚,适合男主角魁梧的身形。 新版《简·爱》是英国1970年拍摄的,由扮演过巴顿将军的乔治·斯科饰罗切斯,被认为是所有版本中改编得、艺术性和制作水准最高的一部。 “这些片子是中国电影公司从国外买来的拷贝,其中一部分让我们译制。因为是为无产阶级司令部服务,所以由文化部电影局专门拨款,给我们一些加工费。译制完成后录成拷贝,再寄给中影公司。”1975年版《简·爱》的副导演、年过古稀的孙渝烽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中影公司寄来的文件袋上都不写电影名,只写代号。开始是A、B、C……1971年起,因为片子越来越多,字母不够用,改用数字编号,如“沪内×号”。 因为译制任务重,需要大量配音演员,孙渝烽1971年被从上海演员剧团借调来,1973年正式调入上译厂,除了配音,还给陈叙一做导演助理。 陈叙一的父亲是洋行买办,他从小学习英文,熟知西方文化。1946年,他放弃去美国的机会,投奔解放区,加入了共产党,解放后成为上海电影译制厂的首任厂长。干了一辈子译制片事业的陈叙一,于1992年因喉癌去世。 接到《简·爱》的译制任务后,陈叙一指明让邱岳峰为罗切斯配音。 “为什么非要邱岳峰?陈叙一说罗切斯夜生活丰富,是烟酒嗓子,邱岳峰的嗓子非常贴近。”孙渝烽回忆。 邱岳峰的嗓音先天条件并不好,苏秀常常当面笑话他嗓子如破锣,但他极擅长通过节奏、气息的变化使声音呈现出艺术的美感。 “他能把人的呼吸、气息都配出来,咂巴嘴都有。他配音不只是念台词,而是通过声音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有各情绪的人。”孙渝烽说。 女主角仍然由李梓担任。她的声音可塑性强,经验丰富,主配过大量的影片,由她给简·爱配音,几乎没有悬念。 苏秀为罗切斯的大管家菲尔法克斯太太配音。今年85岁高龄的苏秀是上海电影译制片厂最早的演员之一,自1957年起兼任配音导演。 苏秀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这些内参片都是保密的,连家人都不许透露。每一个剧本都有编号,工作结束后必须交还厂里,不能带出厂外。“译制的目的是什么,给谁看,我们都一概不知。” 苏秀记得,正式开始生产内参片前,厂里曾经专门开会,传达为什么要译制这些封资修的“毒草”,会上还宣读了周恩来的电报,称译制“是为无产阶级司令部研究国际阶级斗争新动向时做参考”。但让苏秀困惑的是,像《简·爱》这样的片子,显然与当时的国际国内“阶级斗争新动向”无关啊。 厂长陈叙一对这些却不以为意。他在意的只是,如何把每一部影片译制好。

“这段词是简·爱身上最核心的精神” 上译厂当时所在的梵皇渡路(现名万航渡路)618号,是一座三层小洋楼。在一楼那个由旧车库改建的十五六平米的狭窄放映室里,孙渝烽、李梓、邱岳峰、苏秀等人集体观看了影片《简·爱》。 《简·爱》的剧本是陈叙一自己翻译的。内参片没有版权,因此也没有剧本,陈叙一全靠听译录下剧本。 在工作之前看片,是陈叙一的规定,他认为影片的情绪、节奏和大致故事会给演员带来创作的冲动。 李梓是第一次看到这个故事,一看很喜欢。“简·爱的性格很独立坚强,罗切斯那样的追求她,她都没同意,精神让人起敬。” 有了剧本之后,下一步是在剧本的基础上打磨配音台本。 在二楼的翻译室里,陈叙一、孙渝烽和口型员一起,一句一句、一段一段,把剧本的书面语转化为符合人物个性的生活语言,还必须符合口型、节奏和动作。 这一环节极为细致繁复。孙渝烽回忆,《简·爱》的译制一共花了10来天时间,打磨台本用了6天,给演员一天时间熟悉台本,录制5天。 让李梓至今不忘的那段简·爱的经典对白,出自陈叙一的灵感。 孙渝烽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段台词翻译出来后,他觉得已经很好了,但陈叙一却不满意。“那天下午三点半,从来没有过的,老厂长说提前下班。” 从1957年上译厂成立,陈叙一一直是早上七点半提前到厂,下午五点后才下班,从来没有三点半收工的。这一次,他却说他有点累了,提前走了。 第二天一早来上班,陈叙一一脸轻松对孙渝烽说,昨天回家洗脚,怎么都不舒服,让他猜为什么。孙渝烽说,要么水太凉了要么水太烫了嘛。陈叙一说不是,是他洗脚没脱袜子。 等到进翻译室,陈叙一说昨天那段词咱们把口型再对对,“哗哗”地把那段台词写了出来。“我知道他肯定是想这段词想了一晚上。” 后来陈叙一对孙渝烽说,这段词是简·爱身上最核心的精神——资产阶级寻求个性解放、追求平等自由的精神,所以一定要说好。 “简!简!简!” 配音之前,陈叙一召集演员说戏。 他对李梓的要求只有四个字:不卑不亢。“虽然‘我’进过孤儿院,但在有钱人面前也要不卑不亢,这是平等。”李梓说,“可是感情也不能过。” 陈叙一对邱岳峰的要求,是把握好分寸,因为罗切斯是一个个性行为都很复杂的人。“他是主人,但在简·爱面前又不能处处都表现主人的身份。他爱简,但又不好表达,他有愧。他是在花花世界里过来的,什么人都见过,但他追求的是纯洁的爱情。”孙渝烽解释。 这一次配音十分辛苦,费嗓音,但邱岳峰非常重视这部戏。他心里高兴,知道老厂长没忘了他。 重用邱岳峰,陈叙一是需要冒风险的。 邱岳峰的祖母是俄罗斯人,因此他有着明显的俄罗斯族征:深凹的眼眶、高挺的鼻梁、薄薄的嘴唇,透露出内心的丰富与敏感。 邱岳峰自建国伊始,被打成“历史反革命”。据说是因为解放前,他曾跟一个国民党军官去郊游,去了之后才知道是抓共产党。解放后他被人揭发,厂里将他保下来,做“内控对象”,留厂查看。文革时,他被发配到上译厂的木匠车间劳动。他做得一手好活,能拿人家废弃的边角料做成精致的拼花五斗橱。 陈叙一在征得工宣队同意后,还向主管内参片的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革委会副主任徐景贤打了报告,得到同意,邱岳峰才终于被启用。 苏秀回忆道:“老厂长对我们几个老演员,说话别刻薄,连挖苦带讽刺,当然也是因为他把我们当他非常亲近的人,但他对邱岳峰一辈子没说过一句重话,客客气气的。因为邱岳峰戴了反革命帽子,我对他客气,那全厂没人敢欺负他。所以邱岳峰是不幸中的万幸,遇到他。” 邱岳峰每天一早来上班,扫地打水,还给自己弄了个大玻璃杯,里面泡了些西洋参,用来补气。录音时,他下了很大的力气,一句台词常常要重复三四次。 配《简·爱》时,上海是九十月份的凉爽天气,但邱岳峰配着配着出汗了。他最为人称道的,是简出走后,罗切斯在庄园里喊的那三声“简!简!简!”一声比一声凄惨绝望。 邱岳峰第一次喊时,情绪已经非常饱满,但陈叙一没有说话。他坐在一边,抖腿,听着。 “邱知道他不满意。他说我再来一次,但这一次口型不太好。又来一次。”孙渝烽回忆。 陈叙一让他再看一遍原片,一来休息,二来找感觉。 再一次录时,陈叙一很轻松地说,过。 孙渝烽说,在录音棚里,陈叙一很严厉,话不多,但都点在节骨眼上。“比如他会说,你这个情绪不对,因为你没有‘走心’;或者说,你这里缺一个气息。”他从来不夸演员“好”“棒”,他只说“过”。“这表示没有问题了,90分。” 陈叙一认为,译制片的配音不可能十全十美,本子好70分,再加上演员配音好20分,已经很好了。 录邱岳峰的戏时,李梓从不离开,还不肯坐下。有时候一录一两个小时,她在那儿站一两个小时。 “我说你干吗不坐啊,她说一坐下戏跑了。她其实怕的是说话的节奏、语调跑了。她觉得她站着的时候是简,坐下不是了。这是一心理暗示。”苏秀说。

《简·爱》公映 《简·爱》的后期合成完成之后,徐景贤来审片。在一楼的放映室里,导演陈叙一和副导演孙渝烽陪着他看片。在孙渝烽印象里,徐景贤看上去大概三四十岁,很瘦,但很精神,言谈温文尔雅。他话不多,看片中间偶尔提问,陈叙一简要作答。看完片子后,徐表示“很好”。片子没有作任何改动通过了,送交中影公司。 《简·爱》译制完成后,厂里依照惯例举行批判大会,旨在给导演和演员消“封资修”的毒。这是孙渝烽的工作内容之一,最后由他写成简报上交工宣队。 所有参与影片译制的工作人员都必须参加“消毒大会”,轮流发言,对影片进行批判,主创人员作重点发言。政治形势严峻时,工宣队员和军宣队员也参与发言,大家个个表现得义愤填膺,摩拳擦掌。 “其实每部影片的批判内容都差不多,后来我做简报上交时,只需把片名换掉可以了。”孙渝烽笑道。 但《简·爱》除了“麻醉劳动人民、宣扬资产阶级腐朽生活”的常规罪名之外,还有一个殊罪名:宣扬资产阶级的个人奋斗、个人至上。 文革后,内参片的译制仍然延续了两年,直到1978年才终止。那时,上译厂仍然坚持每天早上8点至9点学习毛主席语录,只是早已流于形式,打瞌睡、背台词都有之。一次,坐在前排的苏秀听见主持学习会的陈叙一突然嘀咕了一句:“哎哟,这么多年,原来我们在给人唱堂会啊。”多年后,她看写江青的书,才明白陈叙一为什么发出那样的感叹。 1979年6月,《简·爱》买来了放映版权,正式在影院公映。 这年底,上译厂落实政策,宣布对反革命人员的复查结果,但平反名单中并没有邱岳峰。他30年来日夜期盼的这一天,并没有到来。 据上译厂的翁振新后来回忆,那天,他看见邱岳峰独自坐在桌前,用蜡烛烤眼镜腿,一边烤,一边发呆,直到蜡烛把眼镜腿都烧焦了,他才回过神来。 1980年3月,邱岳峰在一次与妻子吵架之后,服下安眠药,于第二天去世,终年59岁。 因为属于自杀,厂里没有为他举行追悼会。同事们自发地在上海龙华公墓大厅为他举行了追悼会,演员组组长李梓是宣读悼词的人之一。尽管没有任何媒体报道,仍有近千人闻讯赶来。很多人送上花圈,不留姓名,只说是热爱他的观众。 画家、文艺评论家陈丹青在一篇回忆中称邱岳峰为嗓音的诗人、配音艺术中的莫扎。“邱岳峰之所以是邱岳峰,乃因在他的语调深处无不散发着另一浓郁的气质,一被我们五十年来的文化排除尽净的气质,是的,我愿将这气质称之为‘颓废’。……我对那个时代的天才配音演员心存感激,他(她)们像是文艺体制内一小片‘编外’的天空,从散播着人性的声音。” 邱岳峰去世的那一天是1980年3月30日。那天,上海的春雷仿佛要撕裂天空,大雨如注。

中国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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