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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林:大道在学——序邵贞元先生集

2015-01-13 15:00:42 作者:陶林 来源:80后之窗 网友评论 0

  天下诸事,无非学问二字,天下诸物,无非学问之物。人之异于百兽,因为有审美,因为有知识,因为好有学问之道可行可走,方能进化。故世界文明之文化,如犹太文明、基督教新教文明,无一不重学贵学,太过于贪念强权、迷信强力而轻慢学道的文明,往往昙花一现,不可持久,如盛极一时的蒙元帝国、奥斯曼帝国乃至纳粹帝国和苏俄帝国。故而,学问之道,不特乃一国之根本,也是一种文明的基业之道。故而,万年之邦,宁弃带甲百万,不弃一国之学问,宁弃黄金亿万,不弃一国之学道。

  世界古往今来,学者无数,治学不辍,才有人类极大丰富的知识体系。有学则无类,经天纬地,天文地理,数字算法,声光电磁,自动化,互联网,核物理,转基因,走兽爬虫,花鸟飞禽,人情洞悉,世事达练,一门一科,皆为学问。学如种子,置身不同的土壤,开出不同颜色的之花朵。诚然,但凡一国之学问,皆是因一国之情境所生长。这世界上,每一个文明古国,无不以自己所拥有的学道、学统为自得,希伯来有希伯来的学统,泰西有泰西的学统,印度有印度的学统,中国亦有中国的学统。

  论中华传统之学统,非儒学莫属。就地理志而言,与两河沃野之于苏美尔、犍陀罗之于印度相比,在中国这个东方世界里,商野周原皆是九攻之地,并非寰宇所馈赠的最好的文明摇篮,全赖华夏民族全球独一无二的坚韧之心性,乃得延续胞嗣。华夏所统括之中国,地很大,物未必尽博,南北东西,多有不均。不均者,天下力争之祸根。华夏族事农耕久,轻于通商,国运兴衰,皆望天收。千百年来,举中国之力,无非两件大事,一是要抵制华夏的内乱,二是要抵制北方蛮族的入侵。故而,中国比任何一种文明更需要一种柔性的标准化文化,以结成大联盟,达成共识。历史的结果就是,历代以来,华夏文化的“标准化”工作,都是由儒学来承担。儒学与国人之互为表里,即是华夏人塑造之儒学,亦是儒学之塑造华夏人。

  儒学因人之需而立,关注人事高于外物。中国学术儒家流变,长于伦理学,归于道德学问。此种学法,对于人格塑造,有先天之判,后天之功。儒藏诸说,始终萦绕着朴素的自然观,塑造对应的人格力,以形而上学,或者辩证法看,未免有主观之讥,但直抵现代之后,未尝不是对泰西哲思所过度依赖的格外物的一种补充。泰西的进化论动辄强调物竞天择,儒学在中国之流变,何尝不是天择之。

  何以儒家如此关注立人之事?盖董仲舒云,天地万物莫贵于人。华人力主人和而天下太平,诚有以也。华夏,远东之孤势之文明。中原,亦是九攻之地。与近西、远西相隔最高之原,最阔之海,小世界里尊于一神者,必有灭顶之祸灾。在小世界里,专论人事而不问鬼神,更不定于一尊,犹如今日之世界,力缔结和平之公约,而不求信仰之一统,实在是上智之取,非中国之境况而有中国之学道。

  或曰,重立人而轻一神,纲常有,岂不因人事之变数而沧海桑田?盖国学之精妙,由人起,由社稷终。此所谓社稷者,几近于近日之社会也。儒家不立神明,不逐仙佛,但有圣贤。圣者,大德大贤也,世所公认的良好榜样也,即便不能完全成圣,也要趋之,从之,效之。圣人虽不世出,也无有神秘的色彩,亦不强求人人皆是如此。圣人之外,有君子,有贤人,有德者,有鸿儒,有良绅,有豪杰,有义士……但凡“仁者”、“义者”、“礼者”、“智者”、“信者”,皆是社稷之栋梁也。儒以学统,不以教统,故而,多件儒者博通道佛诸义,鲜有佛门子弟堪为大儒的,理在此也。

  新文化运动中,有现代的“赛先生”之辈诟病儒者,曰孔家店,曰礼教吃人。殊不知,儒家立人,倡其大略而已,格人性,甚至不如基督原罪之一二。儒家不喜欢人把自己看得太清晰,看得太透,细致的人性论、思辨哲学气息过于精细的伦理学、精神学和心理学等等。在儒家学说面前,显得有点迂阔之谈。原因在于,儒者力仁,自知不足,不轻言断他者。于未知之人性,儒者以“善”言之,视之有德,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此无罪推定也。与佛教的五蕴皆空、天主教人皆有罪的推定不同。仁者爱人,几近新教的倡爱论。

  更有一点,儒家的善恶概念是模糊的,并没有西式的逻辑学参与,始终保持着天人合一的直感世界,虽然有后期程朱理学的补充,对人性之恶最低要求,也仅仅是止步中而庸之则已(在我看朱子的《大学》乃是写给君子看的、《中庸》写给常人看的),依旧有一种理性前期的混沌。儒者看来,善之为善,恶乃未曾足善而已,故而王阳明有“人人皆圣贤”的信心。故而儒家的世界里容易造成极端,一方面圣贤对自己的修身养性有极高的标准和要求,以恻隐与谦让为纲骨,注重培育人情之社会,简而言之,就是好人愈好。另一方面,不以儒家精神为灵魂的人往往表现出非常极端的人格来,比如历代帝王、权贵乃至那些造反的乱臣、盗贼之纵欲、嗜杀与残忍,也是令人瞠目结舌的。若无天堂,无惧于佛说轮回者,人间就是活地狱。

  故曰,儒之为主流,有容乃大,此为学统之优长也。儒能融道佛,儒之于道家,取其超凡、清逸的人生观,儒之于佛家,取其修证的功夫。故安不能与基督教文明取其长,昔者,多明我派教众咸至中土,固以其传教为大,却足以为鸠摩罗什、达摩、真谛、不空等僧众西来之盛举并。或如利玛窦利子之皈依儒家,调和西儒始,南怀仁、汤若望等西教儒者辅国,何有损儒学之发展焉。明儒徐光启之皈依天主教,亦并不为世儒所惊怪。

  东西交流非今昔之起,守旧与开新,从来不是儒学在今天才遇到的问题。有儒流世变,乃有华夏文化之生生不息。原儒时代的倡仁,汉儒时代的敬天,隋儒时代的通达,宋儒时代的尚理,明儒时代立心,晚清儒家的采气与事功,民国儒家的维新,当代新儒家的重开天地等等。自晚清大儒曾国藩先生倡议采西气补东气以来,中国文化这个小天下,已经无可阻挡地为世界的大潮流所改变。曾国藩先生所见的儒家重开天地,也在民国之后得见其功,何以?盖今日儒学之全新生机,乃在于将学道与国家学说相剥离也。

  自大一统后, 儒学作为国家学说,其功在于最低限度的“标准化”,最大限度打造的华夏共识体,虽云经天纬地,总以泛泛为原则,且不以器道为重。盖有以仁治、以德治国、以孝治国、以理治国之概论,屈身以就帝国机器的之物用。一朝帝制不在,君臣之纲常不存,西制引入,以法治国,公民共和。儒学得以下野,则无限之轻松、无限之自由。虽不做帝王师,亦不为帝王臣,故民国以来,儒学之发展,旷古未有之良辰也。

  有一时之学,也有百世之学。虽然现代学界,携欧美之学道非议儒家甚多,儒家亦诚有万千不足——如黄仁宇先生说中国所缺者,对数理的理解与运用(“用数目字管理国家”)。但告别帝制之后,儒学不死,依旧且行且远。权力如龙,学道如海。以易证儒,飞龙在天,战龙于野。唯有归于野,儒者方能端居天下,以延学道。今日儒家中人,有念念不忘庙堂者,实非儒学之福,乃是重归歧途也。儒者教化为己任,以官权附义,去真存伪也。凡近世大儒,熊十力、马一浮、梁启超、钱穆、章太炎等等,无不快意于江湖,乱世而不辍其志,立德立言于漶漫儒流。与历代前贤相比,皆圣人之质。诚因大儒陈寅恪先生之言,其必曰: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

  今日儒者海滨邵贞元先生,励志行鸿儒之故道,继以先贤之志,讲学传道,授业解惑,呕心沥血,欲为世儒传衣钵。古之儒者,多专注于立人之学,邵先生也不例外,修身养性,正己安人,自不必赘言。邵贞元先生之学术,既务细致,也喜磅礴。自师从朱季海老先生后,以小学入门径,以经传解世惑,经年累月为功,传经启蒙,勤苦以砥砺诚心。其著作煌煌,令我赞叹。如无诚心在,学说和妄言仅仅一步之隔,真理和谎言也仅仅一步之隔。近日,多有人号称要复兴传统之学,吾常以贞元兄镜之,安能诚心如此乎?

  邵贞元先生与我相识良久,自相识以来皆以学辅德,以知致行,十余年间,未尝有一日断。此我与贞元先生同守之志也。在最好的时代,我与邵兄同居陋巷,长聊古往今来之学,其中致学之乐。彼时,我们互相能分享的,只不过是一瓢饮,一箪羹而已。彼时,贞元先生专注于西方的经营和管理学,所获甚大,著作迭出,并累有盛誉。国学二字,何其之遥远哉。我自负中文出身,习诗文甚早,读古书不少,并未可得知不日,贞元兄长进如奔流不止。足可见证,有志于学者,不需要问出身门径,不需要超人之智,但执有恒心,努力为之,明德正心,则无大过,定有得矣。

  《选集》凡五卷,集贞元先生讲解儒藏十三经之讲义,易学解释,部分经典的注疏,人学大纲,学佛笔记等。志学为证,大道不隐,是为瑰宝。读者虽未必尽归儒门,斯仁之至,不自仰止景行。微邵子,吾谁与归。是为序。

  2015年1月5日

  于海滨寓所

(本文来源:80后之窗;作者:陶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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