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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林:“韩寒丑闻”:谎言、反思与宽恕

2014-08-30 11:54:52 作者:陶林 来源:80后之窗 网友评论 0

  来源:80后之窗;文:陶林

  1、“韩寒门”问题的由来

  最近,清华大学教授肖鹰先生在《中青报》上撰文直陈“韩寒”是当代文坛的最大丑闻,再度把倾向于沉寂的“人造韩寒”的论争,又一次摆到了桌面上。两年的时光,关于“韩寒作伪”的论争渐渐不那么喧闹了。但是,某种情绪,还在每一个明辨是非的人们心中充分发酵。随着挂着“韩寒”之名的电影《后会无期》的上映,票房高扬,一贯好仗义执言的肖鹰先生在《中国青年报》副刊发文批判,并一举重提“韩寒”起家的那些糟糕的往事,就是这种情绪爆发的体现。

  我能理解肖鹰先生为何以批评《后会无期》入手,直陈“韩寒”是一个“巨大的丑闻”。因为两年过去了,这时候,不以电影批评的由头来重启话端,大家都忘了“韩寒”这个符号背后层层叠叠的纷争。这些年发生的大事件很多,文化界这点鸡毛蒜皮,根本算不上什么。

  《后会无期》这个电影我没有去看。我认为,它的存在,是对我作为一个心智正常的观众的侮辱。这部电影,显然并不是韩寒编剧出来的、更不是他导出来的。我对电影艺术很感兴趣,读过一堆好莱坞关于电影、编剧的书,自己也编过剧,阅过的佳片无数,也认识一些导演朋友。我了解做电影的不易,并不是简单的玩票就能操作出来的。作为一个观众,我根本没脸去看这个并不知道究竟是谁弄出来的电影。

  “争议天才作家韩寒华丽转身,执导一部思想深刻的中国公路片……”——嗯,这样弥天的大谎也说得理直气壮,像路金波、方励这样的人,估计浑身每一个细胞都转为“钞票”基因了。既然文化资本愿意这么撒谎、这么去炒作,就由他们去吧:挣钱是硬道理,谁也没理由凭空挡别人的财路。《后会无期》本来就是一场娱乐生意,在缺乏好莱坞大片的2014年暑期,热火了一把,凑个热闹,也就过去了。

  对于那些不关心社会事件来龙去脉的人,倘若不知道2012年跨年那场赫赫有名的“韩寒门”事件,恐怕很难理解肖鹰先生的为什么突然发声,而他的那篇文字何以那么“跨界”,从电影批评忽然转说到“韩寒”团体作伪这件事,也很难理解为何说“韩寒”是“文坛最大的丑闻”。

  电影产品好坏的品藻,受个人欣赏水平和口味限制。当下正值中国电影业的上升期,只要炒作得足够火爆,再烂的片子都会有人埋单。批之有理,评之无趣。但有关“写作作伪”这件事,绝无关个人偏好,它是可求证,它是个需要弄清楚的事实。这件事,被质疑者亲自写篇文章反驳一下,就能见不少的分晓了。可是,就这么一个简单的反驳,“韩寒”都做不到。这大概也是人类有文学论争以来的颇为罕见的了。一个写作者最好的发言是他的文字,即便不就事论事,也有办法可以明证:曾经肖洛霍夫被质疑不是《静静的顿河》作者,可是他继续写了那么多优秀的作品,那份天赋,是不言而喻的。

  肖鹰先生的质疑,貌似是火山爆发一样凭空而来的。但事实上,只是表明一个:在这个时代过来的正常文化人心目中,“韩寒丑闻”是永远翻不了篇的,它是一个时代的缩影,也几乎是这个时代的文化地标。韩寒就像社会文化病态的一个样本,展示出了我们整个社会系统的诸多问题。关于这个样本的来龙和去脉,网络上有太多的资料、有非常具体的细节,我实在不愿意多复述,且录下下面这个被充分证实的故事轮廓吧:

  1998年,上海作协旗下的《萌芽》杂志的主编、作家赵长天先生出面,组织举办了一场名为“新概念”的作文大赛(有关这个大赛,现在还在举办,不过,我私以为,可以休矣),力图去提升全国中学生的语文水平,选拔优秀的文科人才。这个比赛以直升名牌大学为筹码,自然引起了全国的的关注。这种出于良好意愿、最后引发无限问题的举动,在历史屡见不鲜。实际上,这次急功近利的比赛,并未见选拔了多少文科奇才,却为青年文化的混乱种下了太多的恶果。“韩寒”就是其中一个。当时名叫韩寒的少年,是上海松江二中的一个有学习障碍的普通中学生,学业很糟糕。他的父亲韩仁均先生,是一位华东师大肄业的老大学生,苦于孩子出路问题,用自己写的文章,帮助他投报了这次比赛。因为认识比赛组委会主任李其纲先生的缘故,他为自己尚不足十八岁的儿子,报了C组,也就是成人组。

  有父亲在背后跨年代的写作,让署名“韩寒”的作文脱颖而出。当时大赛评委、作家叶兆言、方方等,都颇为认可。本来复赛已经结束,并经上海公证处公证、大赛名单已定。于是,组委会诡异地紧急通知他参加复赛。在上海一家宾馆里,绕过了公证员的组委会,为韩寒单独的组织了复赛。复赛上,事先得知题目的韩寒,默写了一篇父亲准备好的文章《杯中窥人》。这篇文字本身不算深刻,但其文中的引用,颇为芜杂,对于当时的一个中学生,大有令人称奇的感觉。大会组委会中,有不知情的部分评委,有爱才之心,赞誉有加。整个组委会的便临时增补评定为成人组第一名。很快,一个响当当的“神话”传遍全国,七门功课挂红灯的少年,获得了“首届新概念作文比赛”的第一名。这位不世出的文科奇才,“没有被僵化的教育体制给扼杀了”,是上海滩的一块响当当的大金子。“韩寒”这个名字,带着全国民众对于文科领域优秀人才的尊敬和期待,响彻天下……

  这件事致于此,并不因为民众多愚蠢,更多因为大家很纯良,对公权行为太信任吧。大家都很缺乏对文化资本市场化运作的经验。不过,这件事被解开盖子,对我影响巨大,完全颠覆了我对自己和文化界的看法。骗子太多,智商不够用,这令我很汗颜。

  告别了“新概念”以后,“韩寒”的故事就一发不可收拾。出了名的“韩寒”,拥有了巨大数量粉丝,遭遇了失却了规范的文化资本,无论正面营销,还是负面营销,都能搞出很抓眼球的名堂。特别是,在名利场气息越来越浓郁的知识界,无数不负责任公知们和媒体的赞誉和寄托,投射到“韩寒”这个人格符号上之时,使得它就像一只水涨船高的潜力股,不断升值,根本停不下来。“韩寒”名下,拥有了一群写手团队,不断趁着热点,抛出各种话题,热炒知名度,也就不断获得收益。

  良好的媒体公关,加上强大的资本营销,让“韩寒”这一文化品牌在不同时间段里不断变形、不断升值,还一度高攀到据说“影响世界的百位人物”这样的榜上。现在,我可以从这个漏洞百出的“韩寒”形象的成功运作上,看出做“公知”是一桩很好的商业案例。无论是主动制造话端,还是遭受批评,只要引发粉丝和公众的注意力,都能够变成很好的现金流。“韩寒”这种良好的市场号召力,在今年,同样投射到了电影《后会无期》上。几个亿的票房,足以让任何投资者无所不为了。很多人为了到手的利益,国尚可卖,何况习惯性的造假。赚钱么,不寒碜。

  2012年初,一位文化界之外的人士偶然的质疑,提出“人造韩寒”的疑问,使得持续十三年之久的“韩寒神话”在越来越缜密的求证之中收场了。那是一次公民的文化自醒工作,我从那次自醒中学到的,比之前任何文化活动要多得多。它几乎极大地改变我的世界观、文化观,改变了我对很多人(诸如对方舟子先生)和事的看法。

  我很荣幸地能学习到网民们最广大的智慧,深受教益。虽然在“韩寒门”爆发之前,我就是“韩寒”的批评者和反对者,但我还是带着我一贯批判“韩寒”的态度来审视对“韩寒”的求证,最终,我义无反顾地选择站到真相这一边。这是没办法的事情,作为一个知识人和文化人,我不能确信我每一次都正确,但一要足够的诚恳与诚实。

  2、巨大的信任危机

  2012年起,那次网络上广泛开始的求证“韩寒”写作的真伪,很是轰轰烈烈,至今依然没有平息。

  当时,肖鹰先生和我的写作态度一般,都是义愤填膺式的批判者。有关肖鹰,我看过他很多的文字,无论对文学体制的衰败还是对文坛的腐败,都喜欢仗义执言。在此之前,他像很多人那样,肯定过“韩寒”是不错的社会批评者,但并不因此妨碍他否定掉了自己——这件事,今天依然成为众多批评者的口舌,他们却懒得去思考一下为什么。事实上,我所认识的很多文化界的朋友,如著名作家杜君立先生都曾如此。以前用欣赏眼光待之,在真相面前,否定掉自己褒扬的轻率。从褒扬“韩寒”到否定自己,正视和反思,正是关键所系。我本人特别尊敬诺贝尔奖得主莫言先生,也写过他的评传,但莫言先生至今同样对“韩寒”赞誉有加。我并不因此觉得惊讶,愿不愿去直面真实,实在是因人而异。

  从事纯理论研究的人,心肠直率。时隔两年之久,其实“韩寒”也审时度势,做出了变形,已经从“大公知”变成了娱乐圈的“国民岳父”。可肖鹰先生依然无法释怀这个简单而沉重的真相,依然义愤填膺。当年,即便网上的争论再怎么激烈,除了网络之外,全国各种媒体媒体始终一边倒站到“韩寒”身后,不肯给求证者们哪怕一丁点陈情的空间。两年过去了,直至今天,依然如此。而今天,《中国青年报》开了一扇小小的天窗,肖鹰先生文字在疏漏中得以发表,就立即掀起了如此大的波澜。可见,只要“韩寒”和他背后的团队以文化、娱乐之名,从公众的口袋挣一分钱,就是对正直文化人的一次耻辱。这件事将永远不会翻篇过去。积怨只能成“癌”,不会就此消匿。

  我们知道,有很多贪腐的大案要案,但那只是官方体制的惯性的大事件。但“韩寒门丑闻”,则纯粹公民社会构建的一类事件,就是像食品安全、交通安全、环境污染、广场舞扰民这样的事件一样,小而日常,貌似无关重大利害。但实际上,这件事类似于“米兰达警告”那样,对公民社会,是具有里程碑意义。其核心意义并不高深,就是文化上的“诚信”二字。正因其与官家无涉,所以,很多网友期待的“公权力”介入,那将是遥遥无期的事情——文化权力向来只爱“管”和“毙”,不爱“证”。

  就经营“韩寒”这个品牌而言,文化商业,实际上是很成功的,甚至这种成功,比之前的琼瑶、金庸、古龙、余秋雨、易中天、于丹这样任何一个文化品牌都成功。因为毕竟,这些品牌的核心,需要一个在本领域真正有一定造诣的个人。可是,“韩寒”品牌则不需要,恰如品牌经营者路金波所说的“就算他弄出来的是一坨翔(屎),也会有人追捧的”。暂时,我还不能考虑清楚这种文化营销是否是未来市场的趋势,其中是否蕴含着我们没有充分发掘出的运营智慧。但我能够见证到的,是它巨大负面代价,巨大的污染。最要害的就是诚信的缺失,对信用敬畏的缺失:“韩寒门”的存在,被质疑,被求证,被证实,让整个文化界的诚信皆失。不管如何,“不信任”三个字,像阴云一样笼罩在这个时代、每一个人的头上,对青年文化的影响尤为剧烈。

  文化信任的崩盘,或许,对中国特色的娱乐业并无大碍(这恐怕也是想当然),但对传统出版业的影响巨大。不要说中国人不读书,貌似繁荣的出版市场,实在无可以信赖的新书可读。而很多真正优秀的新人,则被扭曲的文化格局而埋没。这种劣币驱逐良币的不公正,长期存在。或许,真是我们这一代叫做“80后”的人,文化水准剧烈下跌的症结所系。在信任的阙如之下,所有的文化价值都要归零,都要被放平,重新估量。一切现有的文化秩序,都需要重新整理和审视。信任比黄金还要宝贵,没有它,我们的认知成本将非常高——但社会变革当前,我们必须要付出这个代价。

  我个人,以最严厉的态度抗议韩寒背后的路金波和他的团队,盗亦有道,钱挣得多是好事,但把一些社会基本准则玩坏了比“丑闻”还要严重。我们要民主、要自由、要法治,哪里需要高大上的慷慨蹈歌,岂不就是从社会诚信这样基本的小节做起的么。

  通过延续至今的“韩寒门”,就我个人而言,也对公众媒介的公信力投下了严重的“不信任票”。只要资本公关足够,媒介人的公平、公正、公明操守全无,传统媒介上对“求证韩寒”的封杀,严重程度超过任何一次公共事件。这种状况,不仅仅在官办、官督商办的媒体,也同样在民营的媒体。或许,新旧媒体转型期,对于传统媒体而言,生存远比道义来得更迫切。对于“韩寒门事件”,媒体让民众始终处于一种信息不对称当中。除了这次《中青报》的偶发疏漏,几乎没有一家传统媒体,刊登过一篇严肃的“求证文字”。他们欲让民众处于受蔽状态中,是的,他们一直在这么干。求证韩寒的人,是没有意愿去搞公关的。他们是零散的单子化个体(也包括我在内),除了求证外,不屑于用非正义的手段去推行正义的目标。促动这大家拆穿谎言的唯一动力,只有内心中对于“真相”和“公义”的孜孜以求。有组织性的“撒谎”,正如有组织性的犯罪,是严整、严密,一时半会貌似无可撼动的。

  就我个人来说,对任何一种推介和炒作,组织化、团队化运作都产生足够的免疫,并从此而决心,全力投身于我个人的自媒体文化构建的工作中。在未来文化事业中,一切声誉,都必须以独立个人的人格为担保,否则,信任无从构建。我把这种可见的文化未来,叫做“一个人的文艺复兴”。

  3、世纪性的反思

  世上事,总是否极泰来,通过“韩寒门”,我们也同样可以见证当代文化在一次深渊中的救赎。那正是互联网的伟大。它可以让最真实的声音,给真相一个可以安放的角落。百度搜索“天涯、韩寒、方舟子”可以见到长长的帖子,虽然五音嘈杂,但保留了对“韩寒”求证的大量信息。愿意去了解真相的人,自然会从网络上找到那些令他们信服的材料。

  在长达两年、至今未息的网络求证中,我注意到很多声音来自类似方舟子、赵鼎新先生这样的海外学人。他们熟悉公民社会的生活规则,因此,习惯从最基本的社会常识去思考问题。有关于求证韩寒一切行为真伪这个问题,无关多么高大上的道义,忠实于公民社会的常识,用正常一点的脑袋活在社会里。学会用常识来打量一切,是我们非常缺失的公民文化和公民课。这点,对于自以为很懂民主与自由的陈丹青先生、刘瑜女士、信力建先生等等都不例外。

  我不知道,至今那些保持沉默的知识界、文化界公民如今在想些什么。作家黄孝阳先生说过一句话:“不要动辄把责任推到体制身上,现在,我们就是体制。”此言甚为震耳。

  “韩寒”自我形象设计为体制的反对者,但细细想来,“韩寒”的出版、推广、传播、热议及至热卖,哪一个环节,都在体制的操控之下。别问丧钟为谁而鸣,在大体制监控下,根本没有任何可以脱离体制干系的人。就某种意义上,我们所抱怨的体制问题,深深地植根于我们的自身的缺陷里。难道不是么?从急功近利的“新概念”开始,到不能严谨负责的《萌芽》杂志社、新概念评委会。还有疑云密布的整个出版界、知识界、文艺界、媒体界,还有“韩寒”的“粉丝”,在“韩寒”谎言一路成长过程中,许许多多的人做过哪些事,说过哪些不负责任的吹捧之言,根本不需要求证者来陈述,每一个细节都清晰地陈列着——互联网是个容纳万千的大数据库。

  事实上,在“韩寒门”之下,整个文化界都发生了一次很大的断裂,甚至很多人都以对“韩寒门”的态度为分度尺来重新估量言论的分量。至少,我是这样的,有真相在眼前、有常识在头脑、有道义在心间,不是能不能辨的问题,是愿不愿求一个真实的问题。“韩寒门”是一面巨大的镜子,照见了众生百态。在“韩寒”这个罗生门下,名利与道义,正义与借口的正义,各种标榜与自我标榜,污蔑、卖乖、装傻、诽谤、吹嘘、谩骂、言不由衷、言此论彼……令人顿生婆娑世界的八苦之感。

  无论在何时何地,致力于眼头实利的谎言永远是一种恶,纵容恶的张扬,就是对良善公民的侮辱。但毫无疑问的是,如吴稼祥先生说的,在经历这么久、这么严谨的求证之后,还违心在谎言这一边的,“要么真无知、要么真是无耻”。抛开这些并没有太多实质意义的道德品藻不论,对于整个“韩寒门”,我的出如下的几个反思:

  其一曰奋起保卫社会。在传统的国家天下体制中,成长出现代公民社会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好比在陡峭悬崖的巉岩上长出植被。我们现在越来越弱地生活在公民社会中,而越来越少地与国家政权力交涉。通过“韩寒门”事件,不仅仅折射出当下中国的国强民弱、官强民弱,更能折射出富强贫弱、奸强善弱、资本强而公民弱。随便一种组织性力量,都能把自身的“妄念”加诸公众空间。中国人实在是最良善,也是最厚道的,现实中忍受着重税强拆、雾霾拥堵、污染和天价房,还要消费着最垃圾的文化产品……

  这些林林总总的现象,都说明了中国公民社会的孱弱,说明我们托身的家园的孱弱。在公民社会受到最初侵扰时,没有人奋起保卫社会,已经很可惜;在问题显著发生时,面对抗议的声音,采取“欺”与“瞒”的办法,不容任何的怀疑,那是错上加错。在文化界,有类于韩寒曾经这样的“天才”神话也并非孤例。但并不完全是韩寒这样个人的错,而是整个社会的病。事实上,类似这样的病,何止仅仅在文化领域?作伪横行,诚信沦丧,我们既寄托于市场经济主体的调节,也寄托于公民社会的自我发育与成长吧。

  其二曰抵抗文化官商勾结和文化“愚民”。传统的官方思维对于一个公民迅速成长的社会,态度是非常暧昧的,内心是非常抗拒的,这点毋庸置疑。从古至今、从中到外,“愚民”是任何垄断性官方权力都最不遗余力要去干的事情。“韩寒”是谁?在官方,很易于理解,是人造的“意见领袖”,是一个足以垄断掉全民公共话语资源好工具。

  一个人德行特别好、学问也特别大、又能有自己的独立意见,特别还广受到大众尊敬的话,那么,对于官方,向来是很头疼的。这种意见领袖是烫手山芋、大杀器,文艺历史上的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左拉、索尔仁尼琴、甘地……包括我国文坛的鲁迅,都是这样曾经令权力头疼的大师。而现代公民社会,特别容易产出这样的大师。他们是任何形式的权力的噩梦。

  或许是因为理想主义的鼓动,青年写作者特别愿意在这条道路上赴汤蹈火。只要有一个易于掌控的“韩寒”团队和成功的市场运作,70后、80后、90后三代青年作家中,就不再会有这样噩梦存在了:一个默许言说的“文化话题明星”足矣,可以吸引文化界最为稀缺的注意力资源。他们总能生出事端来,让这帮无事生非、管不住头脑和嘴的人打打岔,乱乱阵脚。这种有趣的无间道角色,正被“韩寒”担当着,而且演出得特别成功。这种权力与市场间赤裸裸的官商勾结,甚于一切坏的文化政策。到了今天,幸好“韩寒”这个团队的神话破灭了,谢天谢地——通过多年被忽悠的经验,我个人观察,上海文化圈貌似低调,但倘若不靠谱起来,一定是超级离谱。这是很奇怪的事情。这或许跟上海作为资本中心有关。文化领域,存在着太多官商勾结的典范。因此,对整个上海的主流文化界,我投下了我郑重的“不信任票”。

  一直以来,我们习惯于拿韩寒和郭敬明捆绑销售,事实上,郭敬明是大众通俗文化的自然延伸。他也并非垄断存在的,他的《小时代》至少还有铺天盖地的网络的写手、还有《甄嬛传》、《步步惊心》等等在自由竞争着。然而,“韩寒”则不同,一段时间,他代表着青年“文艺”、“思想”的最高端,是能在官媒系统与大众进行沟通的唯一中间者。官方把青年一代的思想准高线,就设定在这个虚构的“韩寒”写作标尺中,又矮又安全,吐槽加段子手,挠痒痒的文字,实在太维稳、太和谐、太安全了,所有的雷池,都会被坚定地把守好。

  有朋友问我对方舟子的看法,因为在这次求证中,很多人不喜欢方舟子的“轴“。我看来,向扰民的广场舞大妈喊话的人可能很不讨人喜欢,但对于社会,这位先生比那个虚构的“韩寒”更必要的存在。他是鲶鱼中的鳅鱼,一个健康的公民社会,里有更多他这样的人在。至少,人群整体的智商一定会高起来,大家不至于都陷入到“酱缸文化”(或者,是所谓的“粪坑文化”)中难于自拔。

  人不光光依靠名利而活,还得有心中的火光、脚下的净土。

  其三曰几个神话的破灭。“天才神话”、“公知神话”、“普世媒体的神话”、“作家干预社会神话”等等。这个涉及文化批评的专业领域,按下不表。

  4、宽恕和永安

  “宽恕和永安“,是我最喜欢的长篇小说、俄罗斯作家布尔加科夫的名著《大师与玛格丽特》里末尾一章的标题。经历了无数的迫害、怀疑和追索,主人翁对一切都施以宽恕,最终归于宁静中沉睡。

  时间是一部一季一季连载不休的长篇小说,即便高潮迭起、一波三折,最终还是归于宁静,不在今朝,便在未来。将永远不会翻篇的“韩寒门”,像挂在这个时代胸口上的红字:我们这个时代,貌似只会是一个侏儒纪的时代,不但产生不了文化巨人,连一个起码合格的公民都这么难。倘若真如此,我们不得不宽恕一切过。

  关于“韩寒门”这一世纪文化丑闻,秉持“恕道”,对于我本人,仅仅弄清楚一个事件的事实就够了,还能去追讨什么罪行呢?我们不需要任何理由来打倒这个已经土崩瓦解的偶像“韩寒”,整个社会为之付出的代价,是极大的。这本身就令人痛心疾首了。我们需要做的是,仅仅是一个最接近常识的真相。就这一点,何其之难。知其难,而行其难,中国文化才能从沉疴中走出来,走向自己生机勃发的。

  肖鹰先生的批评在《中青报》刊发出来之后,“韩寒”本人一如既往地默不作声,无数为其代辩的文字,出自诸如像方方这样事件的关联者、像梁文道这样虚实难辨的媒体人。他们的意见,核心在于奉劝求证者批评得不要太猛烈。不敢追问事实,只愿意和稀泥。这种为谎言的辩护,真是越来越苍白的。

  今年暑期,在《小时代》和《后会无期》的无限热闹当中,我陆陆续续看了影片《曼德拉》、《雪国列车》、《辩护人》等非常值得一看的好电影,思考着中国文艺、中国文化、中国社会的未来。在电影《曼德拉》中,我个人感受到“宽恕”的力量。或许保持沉默是对,或许每一个个人都无法与资本抗衡。正直的人除了正直之外,并非一无是处。愤怒又如何,像路金波这样的精致利己主义,是一个彻彻底底没有道义的商人,他永远只相信欲界的成功,对公众和文化缺乏敬畏,指望他的良心发现,不如说缘木求鱼。那又如何,宽恕谎言者吧。

  一度,我是“韩寒门”丑闻中,是立场最为坚定的求证者。放下布袋,何其自在,我一直反问自己,心中为何放不下,翻不了篇,手头自媒体研究工作不去做、那么多的文章不去写,吭哧吭哧地关注这样一件喧嚣不止的事情呢?

  这正如少年时代,我们陈词滥调的作文里常写的那样:“在一瞬间,我想起了鲁迅先生,想起了他的那句‘救救孩子’,我羞愧地低下了自己的头。”因此,我坐到电脑前,敲打起这篇廉价的小文章来,并想得更多:中国文化媒介的操守已经完全不值得信任,中国文化人灵魂如此孱弱,实在难以担当起召唤未来的责任,我们距离真正民主、文明、自由,依旧还很遥远。因为作恶者、作伪者、撒谎者可能活得更加滋润,而真言者、真实人的处境依然边缘化。这是一个事实,愿意中国好的人,内心都在为之纠结。

  我和韩寒一年出生的。作为一个读过很多书的公民,确认“韩寒”这个形象从新概念到如今的一路诈骗,我深为自己同龄人中出现这样的世纪巨骗感到羞耻。我们很多人心存妄念,凡事只相信捷径,而不相信常识。我每每会感到,倘若我们这一代人若完全被“韩寒”团队为利益而绑架了的话,在文化上,那算是彻底毁了。他们消费掉的,是无数青年人求思想、求个性的“良知”。到最后,大家爱也没学上,痛也没认清,就这么稀里糊涂地混世、混死,这是一种热寂的状态——当然,他们不可能完全做到这点。骗子终归是骗子,可以骗世人一时,不可以骗世人一世。重要的,还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我的女儿是一个“10后”(2010年以后生的)。她在慢慢长大。我深怀忧虑,如果我不努力写作,那么,我的孩子稍稍长大后,所受影响将是“80后”几个骗子的经典作品。她将不得不读,或许,同学们都在热捧(但愿他们时代不要再冒出以不同面貌、却本质相同的写手)。她所推崇的是“韩寒”这样的骗子,消费的是反智、反文化、反常识的文化垃圾,即使她愿意去学习音乐、学舞蹈、学绘画……通过文化,提升人生境界。她所面对的现实将是一片灰霾,还将在“欲界”的烦恼和纷争中生死疲劳,无法融入文明世界的秩序和良善美好的人生境界。

  当然,我可能多虑了,也没有理由拿孩子煽情。孩子会有自己的头脑和选择。作为写作者,我只是有种强烈的感觉,就是必须要好好工作下去,要为身后的孩子守着一盏文化的灯,不要让他们在混沌的文化现场完全迷失了方向。我心中有条路,愿意给他们看看,人文之光淡淡地洒在两径晶莹的草叶和鹅卵石上。

  我从文已久,愿把我的文字,作为历史的见证和直感留下来,让大家看到我们这个在无数巨大谬误漩涡中前进的时代,是多么需要人文和理性的光芒照入。所有愚蠢和自私的人们犯下的错误,都会在历史中被宽恕。大家都活在一场很大的悲剧中。

  2014年8月28日

(本文来源:80后之窗;作者:陶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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