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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连奎:索罗斯与开放社会为何失败?

2013-07-30 16:42:21 作者:高连奎 来源:80后之窗 网友评论 0

  在外人眼里,索罗斯是个伟大的金融投资家,是“金融大鳄”,但他自己并不这么看,他更愿意称自己是一个“无国界政治家”,既然是政治家,那就得有政治目标,而索罗斯的政治目标就是“开放社会”,他的一生,从金融到政治都是围绕着这一目标展开的,其中既包含他为这一目标不懈的奋斗,也包含他这对这目标的质疑和再认识,以及最后的否定。

  其实我们可以先澄清一下立场,索罗斯的目标是让世界更美好,其实这一点也再寻常不过了。很多人都和他有着一样的想法,而且比他更为无私地为这一目标奋斗。而与他们不同的是,索罗斯能够更大规模地开展行动。布兰科•茨尔文科夫斯基在担任马其顿总理时曾评价他为“无国界政治家““国家追求利益但却毫无原则,”,而索罗斯是“有原则但不追求利益。”索罗斯非常喜欢他的描述,并且努力兑现这一评价。他也认为这个世界迫切需要无国界政治家。

  索罗斯这种理想主义很大程度上是继承的其父亲的基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父亲还是一个胸有大志的年轻人,并且自愿加入了奥匈联军。在被俄军俘虏之后,作为战犯被流放到了西伯利亚。当时他雄心未改,成为狱友自编的报纸的编辑。报纸名叫《木板报》,之所以起这个名字,是因为手写的文章都粘贴在一块木板上,而文章作者则躲在木板背后倾听读者的评论。他父亲很受大家欢迎,因此他当选为犯人代表。如果附近的集中营有士兵出逃,犯人代表会被枪杀以示报复。为避免类似事件发生,他父亲组织了一队人马越狱逃亡。他原计划建造一艘木筏,顺着海洋直流而下。只可惜他不懂地理,不知道西伯利亚的河流最终都将汇入北冰洋。他们漂流了数周之后,才发现自己正朝着北极前进。他们在亚寒带针叶林里穿梭了好几个月才回到了文明世界。同一时期,俄国革命打响了,他们也不可避免地卷入其中。历尽艰辛,索罗斯的父亲才辗转回到了匈牙利。如果当初待在集中营没有逃跑,很可能早就回到家了。

  回家后,他父亲仿佛变了个人。俄国革命的经历深深地影响了他。他不再志存高远,除了享受生活外别无他求。不想发财致富也不想出名,相反,他只是工作到能养家糊口就行。他总和孩子们待在一起。索罗斯很乐意在放学后和父亲一块在泳池里游泳。每次游完,父亲就开始讲述他在西伯利亚的历险经历。

  1944年纳粹德国占领了匈牙利,索罗斯的父亲就充分利用了这一经验。而且早就作好了心理准备,他为索罗斯一家以及其他很多家庭弄来了假身份文件。一些客户付了钱,而有些人没有收钱。索罗斯第一次看到父亲那么忙碌,那是他最光荣的时刻。1944年的经历塑造了索罗斯的人生。当年仅14岁的索罗斯对父亲充满了无限的敬仰,吸收了他的世界观。像索罗斯常说的那样,德国占领时期的经历对他来说很有正向意义。

  经历了纳粹迫害时期的刺激冒险,随后苏联占领时期的情况开始变得枯燥。一开始,冒险还在继续,索罗斯一家在危险的处境中转危为安。瑞士领事馆雇用其父亲担任瑞士与苏联占领军的联络官。瑞士领事馆当时负责照顾盟军的利益,所以这是一个重要的职位。不过当盟军各国都设立了自己的代表机构后,他父亲就退休了,因为他觉得如果继续为盟军效力就会太出风头。这次急流勇退还真是个明智之举——他因此躲过了后来的迫害。但对一个习惯了冒险的年轻人来说,后来的和平让索罗斯变得单调而压抑。于是索罗斯对父亲说他离开这里。父亲问我:“你想去哪儿?”我回答道:“我想去莫斯科弄清楚共产主义是怎么回事,要不去伦敦,那里有英国广播公司(BBC)。”他父亲并不支持他去苏联:“我已经了解苏联了,所以共产主义是怎么回事我就可以告诉你。”那就只剩下伦敦了。虽然去伦敦并不容易,但我还是在1947年的9月抵达了伦敦。

  伦敦的生活其实并不如意,一没钱,二没朋友。经历过冒险的人生,索罗斯有点儿自命不凡,但伦敦人却对我不屑一顾。在他们看来,我不过是来谋生的局外人。索罗斯不仅体会到了孤独,而且经常口袋里空空如也。他对自己说:“我跌到了谷底,我必须东山再起,这是一次宝贵的经历。”但后来,这次经历非但没有带来帮助,反而阻碍了我,因为自那以后,我一直忧心忡忡,担心自己会再次跌入谷底。

  后来索罗斯到伦敦经济学院求学。在这里,卡尔•波普的哲学思想给了他巨大的鼓舞,同时还帮助索罗斯塑造了哲学观。在后来成为对冲基金经理之后,他专门从事金融市场中远离均衡状态的研究。因此,并凭借这一优势赚了不少钱。

  波普的出发点在于,任何有关“绝对真理“的论调都是无效的,因此所有团体都不允许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其他人。他把这样的社会组织形式称为开放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观念冲突、利益不同的人可以和平共处。在开放社会当中,人们能够享受到最大程度的自由,而且还能尊重他人的自由权利并与他们和谐共处。至于社会必需的限制措施,则通过法治来设立。

  在卡尔•波普的影响下索罗斯接触到了开放社会的理念。他的著作,《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给索罗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该书为某些意识形态提供了全新的阐述,现实中很多人声称自己掌握了现实唯一正确的理解,并要求人们对自己献上绝对的忠诚。但人类根本无法获得根本真理,因此这些意识形态只有通过武力或其他强迫手段才能被强加于社会,但是镇压最终只能造就封闭的社会。

  开放社会的理念并不简单,与自由式民主的理念类似,但二者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即开放社会的理念属于认识论范畴而非政治范畴。开放社会承认,人类的理解是不完全的,并把这种认识作为基础,而不是以某种政治理论为基础。而自由主义则是一种固定的政治理念。

  真理在科学方法中尤为重要:只有正确的科学理论才有价值。但是在政治以及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情况并非如此。错误的观念可能会占据上风。追求真理和战胜错误观念,谁更重要?答案并不简单。每个人、每个社会都要有自己的优先考虑。

  尽管这种哲学与金钱无关,但它指导着索罗斯应该如何赚钱、如何花钱。索罗斯知道,这种哲学观对我个人是多么重要。另外索罗斯还在波普认识论的基础上发展出了完全不同于波普的新理论,也就是索罗斯所说的反身理论,该理论认为我们对世界的看法永远和真实的世界不相一致,因为我们本身就是这世界的一部分。我们在无意识间的想法也成了我们必须要考虑的。理解思维与现实的关系,就好比射活靶。我们对世界的看法也在改变着世界。这样一来,人们便无法对世间万物获得完美的认识。这种理论,索罗斯称为反射理论,其实称为反作用理论更合适。

  索罗斯并不满足与用自己的理论为自己赚钱,他仍然在探索,看看它能否对其他人也起到类似的重要作用。他之所以能这么做,是因为他拥有“特殊地位“。他是如何获得这种特殊地位的呢?索罗斯认为他拥有三种资历。其一,他构建了自己的理念框架,这让他对历史,尤其是他所谓的“远离均衡状态”形成了特定的理解;其二,他确立了一套坚定的道德与政治信仰;其三,他挣了很多钱。许多人拥有其中一两种资历,但很少有人能同时拥有这三种资历。另外,他建立的非营利性基金网络为他了解各地区情况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此他对很多问题都拥有发言权。而基金会的管理者也拥有参与本国政治生活的权利,这是我这个外人所没有的权利。

  索罗斯的父亲曾经告诉他,当革命风云席卷大地时,一切皆有可能。他说,第一个走进厂长办公室的人可能会接管整间工厂;而第二个到达的人只会发现工厂已经有主。在这种理念的激励下,他决心要当“第一人”,并且到社会主义国家去一展身手。

  在去“接管”社会主义国家之前,索罗斯其实在南非就进行过类似的实验,那是1979年的时候,他在对南非进行了考察之后决定向就读于开普敦大学的非洲学生提供奖学金。南非是一个封闭的社会,那里的白人生活在第一世界,而黑人们则活在第三世界。他希望通过向非洲人民提供一流的教育来打破这种阻碍,同时利用奖学金制度从内部瓦解种族隔离。所有学生,不论黑人还是白人,都能免费读大学。他希望利用这一条款为非洲学生提供补贴,帮助他们就读于始终奉行开放理念的开普敦大学。不幸的是,白人对黑人学生的疏离和憎恶仍在继续。他一发现这种情况,便立即放弃了这个计划。他总结得出,种族隔离政策过于根深蒂固,因此从内部瓦解的难度太大。不过出乎索罗斯意料的是,没过多久,种族隔离制度就在南非被废除了,索罗斯也为自己当初的决定感到后悔莫及。

  他在南非继续开展其他的倡议。并且开始为东欧持不同政见的组织提供支持,其中包括捷克斯洛伐克的“七七宪章”运动,波兰团结公会以及在苏联遭到拒绝的犹太移民。除此之外,我还积极加入了赫尔辛基观察(HelsinkiWatch),它是人权观察组织(HumanRightsWatch)的前身。在美国,为来自东欧国家的异见知识分子提供奖学金;在这个项目的推动下,在索罗斯的祖国——匈牙利的基金会终于在1984年成立了。奖学金计划让索罗斯拥有了一群可靠的顾问,最终匈牙利科学院成为了基金会的合作伙伴。他共同成立了联合委员会,当局允许我们设立单独的秘书处。根据规定,科学院必须派代表加入秘书处。

  基金会为许多独立于主流党国体制之外的公民倡议组织提供小额拨款。他们认真仔细地对活动进行筛选,确保不会引起当局的怀疑从而被当成蓄意挑战政府意识形态的反动活动而淘汰出局。他们的理念是打破一党体制的垄断:如果有替代方案可供选择,那么人们便能清楚看穿盛极一时的政党教条的虚伪性——这个理念成功了。基金会为文化教育部提供了有效的替代,它所拥有的资源也较过去大幅增加。基金会开展的非常顺利,索罗斯时常造访匈牙利,而每次索罗斯安排的行动,等我再次踏上匈牙利的土地时,都发现行动已然奇迹般地变为了现实。

  受匈牙利基金会成功的鼓舞,索罗斯开始在家乡之外的地方冒险。1986年12月,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致电正流亡在高尔基的索罗斯的朋友安德烈•萨哈罗夫,允许他回到莫斯科继续开展爱国运动。当时,索罗斯心里暗暗感到,情况有变,萨哈罗夫后来告诉索罗斯说,电话线是在和戈尔巴乔夫和他联系的前一晚特别安装的,如果按原来的事态发展,他可能早被遣送出国了

  1987年初,索罗斯亲自以游客的身份造访莫斯科。依照匈牙利基金会的模式,他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文化基金会合作成立了一家基金会。基金会地址在莫斯科。当时这家文化基金会成立不久,戈尔巴乔夫的夫人赖莎是该组织的赞助人。联合基金会的名称为“文化倡议”(CulturalInitiative)。他原本希望安德烈•萨哈罗夫能够出任他的个人代表,但是遭到了他的拒绝。他说:“你的钱都会流入克格勃(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口袋。”但后来证明萨哈罗夫的观点是错的。截至1987年,索罗斯在波兰、中国和苏联都设立了基金会。

  索罗斯在中国的合作伙伴是一个推进经济改革的组织。他们的主要活动是为这些经济学家出国提供奖学金。中国的被资助者都认为自己应当对赞助人深怀感激之情;但索罗斯认为,这种态度无异于“封建化思想”。索罗斯的基金会在中国还卷入了党内权力的斗争,最终被交由外部保卫部门负责,而脱离了内部机构的管理范围。索罗斯发现,中国政治警察对基金会的管理似模似样,极富成效。但是我在1989年6月之前关闭了基金会,他的资金得以保全。

  索罗斯是苏联的解体的关键角色之一,1988年,索罗斯提议在苏联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开放领域,并将该领域植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的主体之中。提议在苏联当局中引起了积极反响,他们还召开了一系列高层会议。后来随着形势逐渐明朗,索罗斯了解到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本身过于虚弱,因而无法孕育市场经济。后来,索罗斯就将目标集中于所谓的沙塔林计划。该计划试图以独立国家组成的经济联盟取代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联盟,这一计划后来直接导致了苏联的解体。

  在波兰,索罗斯大力提倡和支持该国实施“大爆炸”式的改革——向市场经济急剧转变。自1990年1月1日起,波兰经济开始向市场经济转型。随后,索罗斯成功说服匈牙利政府召开会议;会议就如何朝市场经济方向重组经济互助委员会(共产主义国家间的国际贸易协定)展开了探索,但会议最终又以失败告终。就一般规则而言,如果一项任务只需依靠基金会的资源就能顺利完成,那么这项任务就算圆满成功了;只要牵扯到说服决策者或知名人士,项目就会搁浅。在列奥尼德•库奇马(LeonidKuchma)当选乌克兰总统时,索罗斯向他推荐了几位顾问。在短短数周时间内,他们帮助乌克兰成功争取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助计划。

  在叶利钦担任俄罗斯总统期间,索罗斯密切参与了许多与俄罗斯相关的事务。他没有参加那场臭名昭著的“贷款换股份计划”,而是从近处观察着计划的一举一动。但他参与了该计划举办的第一场拍卖会;经过拍卖,一家名为Svyazinvest的国有电信公司实现了私有化,而国家政府在这笔交易中赚了个盆满钵满。他之所以参加收购是因为他坚信强盗资本主义终将被合法资本主义取代。但事实证明他大错特错,这次收购堪称我投资生涯中的最大败笔。那些臭名昭著的交易和腐败让他的预想完全化为泡影。

  索罗斯之所以能以自己独特的优势达到这一目标。他认为政治信仰和金融手段是他的武器;除此之外,他还很清楚“把握当下”有多么重要。许多人只拥有其中的一两项特征,而他三项俱全,这也标榜了他的与众不同。索罗斯觉得自己有义务将毕生精力投入到基金会的工作中。其他的西方基金会发展缓慢,它们花费多年时间克服法律上的障碍,而他乘风破浪、勇往直前,很少关注法律的细枝末节。在苏联,他的基金会比其他基金会早两年投入运营,因此整个领域尽在他们的掌握之中。索罗斯在爱沙尼亚、立陶宛和乌克兰独立之前,在它们国内设立了基金会,对这些国家的独立起到了关键作用。中欧大学是基金会网络的智力资源中心。甚至在未获得授权之前,学校已经开始教授研究生课程——第一批学生的学位证书是后来才补发的。在这段迅猛发展的时间里,他们一无计划二无预算,赤手空拳打天下。他们启动了一大批新倡议,倘若它们达不到预期目标,抑或不能圆满完成任务,我们便立即将它们终结。基金会的花费在3年内由300万美元跃升至3亿美元。假如按照传统模式运营,这一切根本不可能发生。

  索罗斯指出,改革加速了苏联解体的进程。如果某种制度只有在缺乏替代方案的情况下才能继续存在,改革不仅能带来各种各样的替代制度,还能为它们争取到合法地位。替代制度提出质疑,破坏权威;它们揭露了现行制度中的差异,并通过优化利用资源使差异更加强化。

  索罗斯的目标是将基金会打造成开放社会的原型,但他意识到这般雄心壮志事实上也是个创造性的谬误。开放社会应当是自给自足的,但是基金会要生存就必须依赖索罗斯提供的资金支持。

  苏联解体后,国际社会未能帮助这些国家实现转型,苏联转型最终惨败,但索罗斯并不代表美国,索罗斯的目标是让苏联转向开放社会,而政府政府搞垮苏联的目标并不完全一致,尽量索罗斯在搞垮苏联中起到了核心作用,苏联解体后,索罗斯帮助苏联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失业养老金,但没成功,这些经历索罗斯不得不对理念框架进行一些大的变动。

  政治学家斯蒂芬•霍姆斯(StephenHolmes)曾经在俄罗斯基金会工作过,他在一篇文章中说道:“俄罗斯教会了我们:弱势政府也会对自由造成威胁。”这个观点颇有新意。在波普看来,极权政权是开放社会唯一的敌人。索罗斯原来的理念框架也认识到,过多的自由和目的的缺乏可能会激起人们对教条思想的渴望。

  从索罗斯原来的理念框架来里,开放社会和封闭社会互为替代方案,而且这两种社会组织形式恰巧代表了冷战中互相对峙的两大阵营。苏联经历让索罗斯动摇了开放社会的理念,封闭社会的崩溃不一定会带来开放的社会,而可能会进入崩溃—瓦解的持续循环过程,循环过后还可能出现复辟或渐趋稳定的状态。封闭社会的崩溃不一定意味着开放社会的发端,而是意味着社会的进一步分裂。他再也不能将开放社会和封闭社会当做互补的替代品,索罗斯变换了他的思路。开放社会受到的威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过分的自由、无政府状态以及国家的失败;二是教条思想、独裁主义者,或是各种各样的极权政权。开放社会逐渐在各式各样的极端威胁中占据了一席宝贵的“中间地带”。开放社会是一种近似均衡状态,摇摇晃晃地在封闭社会的静态非均衡与喧嚣迷惘的动态非均衡之间徘徊。索罗斯虽然事后发现了自己的错误,也发现了波普的错误,但他的一系列行动给所在国人民造成的伤害却是没有办法弥补的。

  索罗斯把毕生精力都放在了成立基金会、挑选能委以投资重任的董事会成员、解决经济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等重大问题上。开放社会不仅要求其公民形成独特的世界观,还要求建立相应机制,从而使观点和利益不尽相同的人们能够和平共处。

  苏联解体后,出乎意料的是,一直让索罗斯忧心忡忡的挑战其实来自于美国。谁能料到世界上最古老、最稳固、最强大的开放社会不仅对国内的开放社会理念造成了危害,还对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构成了威胁?可是“9•11”恐怖袭击之后,事情就这么发生了。

  索罗斯认为美国掌握了当今世界的主导大权。议程由美国设置,而其他所有国家必须作出回应,但是布什政府设置了错误的议程。由于议程由各种各样的主题组成,因此很难确定议程的确切内容;但我们不难看出,议程正带领世界朝着错误的方向前进。“优胜劣汰,适者生存”是议程的一个重要的主题,而且适者的决定因素应该是竞争而非合作。不过这种方法是错误的,全球化的世界不是由赤裸裸的强权主宰的原始丛林。世界仍然存在着某种秩序,至于秩序如何发挥作用,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占主导地位的强国的行事方式。

  全球化使得世界各国互相依存的程度与日俱增。要解决人类当前所面临的挑战,各国必须加强合作。美国在伊拉克损失惨重,这也表明美国并不是无所不能的超人。如果没有美国的领导或积极参与,国际合作注定会收效甚微。这也赋予了美国一项特殊的义务:关心其他国家的福祉。其他国家在美国国会没有代表权,但华盛顿当局掌握着全世界的命运。这不禁让我想到美国沦为英属殖民地的那段日子,美国没有代表权却不得不向宗主国纳税。既然美国已经成为了超级大国,那么它有义务担负起对未来世界的独特责任。

  其实早在1996年,索罗斯的基金会逐渐在美国活跃起来。因为他发现将开放社会的定义运用于美国,他发现美国社会也存在着一些缺陷,有待进一步改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发现了两个无法解决的问题,即死亡和毒品的问题,这也是他在美国成立的基金会首要解决的问题。

  毒瘾是另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然而打击毒品却使问题变得更加严峻。这就是索罗斯为什么会参与解决毒品问题的一大原因。毒品政策对履行开放社会的原则尤为适用——我们无法获得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而且追求所谓的“无毒美国”很可能招致不良后果。对于如何解决美国滥用毒品的问题,索罗斯并无独到见解。身为波普的弟子,索罗斯认为我们可以通过反复试验的方法改善这种局面。但他确信无疑的是:禁毒战争弊大于利,我们必须开辟新途径减少毒瘾危害。这正是我以“减少危害”的名义推行的方法。这里的“危害”不仅包括毒瘾的危害,还包括禁毒战争的危害:监禁率居高不下、非裔美国人和西班牙人社区濒临崩溃、毒品生产国逐渐堕落为毒品国家、腐败以及权力滥用的问题层出不穷。索罗斯最终发现自己深陷在毒品问题的泥沼中无法自拔,而且人们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尤为偏执和狭隘。几乎没有人愿意涉足毒品政策的改革,许多政客将它当做“高压线”——轻轻一碰便立即“触电身亡”。

  索罗斯在美国身份独立并且富有,因此比大多数人处在更加有利的地位,更能坚定地表明自己的立场。但也没有充分意识到自己即将遭遇的恶意反对,索罗斯在毒品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使他更容易遭到外界的抨击。他受到了种种指责——来自从毒品合法化的“富翁老爹”(约瑟夫•卡利法诺,前卫生、教育和福利部部长)到贩毒的资助者(丹尼斯•哈斯泰特,众议院议长)。当然这些都吓不倒索罗斯,一旦他选择了参与就绝不轻易退缩。他支持改革包括洛克菲勒毒品法(Rockefellerdruglaws)在内的严苛的制裁条例。在20世纪90年代,他带头为针具交换项目提供赞助,以阻止艾滋病的传播。他与其他人一道,为选民投票提供资金支持,目的在于促使药用大麻的合法化、确保人们获得治疗所需的麻醉药品,而不是因为持有毒品被判处监禁,以及削减警察和公诉人的资产没收权。除此之外,为推行减少危害的原则和实践,他支持建立毒品政策联盟(DrugPolicyAlliance)的国家机构。

  战役还在继续。索罗斯发现,一些被人们视为职业的活动正逐渐趋于商业化,这种趋势是开放社会面临的又一威胁。包括法律和医学在内的职业都是如此——更不用提政治了。一旦职业转化为唯利是图的商业,所谓职业标准也将危在旦夕;这反过来使开放社会特有的价值观念变得更加缺乏。这些担忧主要源自于索罗斯的理念框架。在框架的指导下,索罗斯设立了一系列和法律职业以及医学职业有关的项目。这些项目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壮大,并且促成了许多意义非凡的活动。项目成立的初衷是为了解决一些特定的问题,但它们在履行初衷方面并未取得太大进展。美国基金会在刑事审判领域展现出了不屈不挠的精神,一方面是因为基金会领导人参与人权和公民自由运动的背景,一方面因为我们要做的还很多。

  索罗斯遗憾的发现。与项目成立之初时相比,人们越加缺乏对职业价值观的尊重。如今,这种现象甚至延伸到了科学和学术领域。知识产权将思想变成了财产,人们从事科研活动是为了创造财富而非追求知识。原本纯洁的学术研究逐渐失去了对自己身份的认同感,对知识产权的追求往往会阻碍人们对真理的追求。

  更糟的是,科学界和学术界都遭到了意识形态的攻击。在科学领域,智能设计的拥护者声称,非科学理论和科学理论是平等的,如此一来科学理论便越发不能容忍对立假设的存在。在学术界,右翼分子利用人们争取种族和性别平等的努力鼓吹政治多样化,进而使政党政治成为学术人才雇佣制度的一部分。大学院校难以抗拒政党政治的入侵,因为种族和性别配额削弱了它们择优雇用的权力。

  和商业心态一样,政治事务也在向毫不相关的领域蔓延。这两种趋势都对开放社会构成了威胁。在前进的道路上,基金会还将迎来一项新的任务。此时,索罗斯虽然将矛头指向了美国,但他对美国并没有完全失去信心,虽然他的基金会针对的是美国社会的弱点,但他仍将美国视为一个安全稳定的民主国家。他的核心目标仍然是原社会主义国家。

  为了结束有违人道主义的战争,他支持美国加大对南斯拉夫内战的干预。1992年圣诞节时,我宣布向萨拉热窝捐款500万美元,为这座陷入重重包围的城市提供人道主义救援。我们的想法是,如果有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办事处(UNHCR)的庇护,联合国一定会向参与救援的人道主义团体提供军事保护。不过这个想法最终未能实现,但是在救援行动的坚定守护者——弗雷德•屈尼(后来死于车臣)的精心组织下,人道主义救援活动为萨拉热窝的存续作出了巨大贡献。他加入了巴尔干半岛的两党团体——和平行动委员会(ActionCouncilforPeace),敦促克林顿政府对波斯尼亚采取更为激进的姿态。保罗•沃尔福威茨(PaulWolfowitz)也是该组织的一员。他们曾经对国务卿奥尔布赖特进行过游说。他还支持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对科索沃采取干预行动。

  接下来,2000年,乔治•W•布什当选总统;才让他感到美国才是最大的问题,2001年发生了“9•11”恐怖袭击事件。索罗斯感到,开放社会在美国岌岌可危——原因并不在于恐怖袭击,而在于布什总统应对恐怖袭击的方式。布什声称,2001年9月11日不仅改变了一切,而且成为了自我实现的预言。向恐怖主义宣战就意味着布什总统为开放社会的核心——批判性思维模式画上了休止符。批评布什政策的言论反而被斥责为不爱国的行为。国会通过了《爱国者法案》。国会还未来得及审阅便授予总统诉诸武力的权力。布什总统以虚假的借口向伊拉克发起了战争。当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不顾国际舆论的反对,违反国际法,一意孤行地歪曲事实,世界秩序便会陷入岌岌可危的境地。

  这些情况让索罗斯措手不及。我一直将美国视为民主国家的典范和开放社会的旗帜,但谁能料到这样一个国家会成为世界秩序的威胁?索罗斯曾经事必躬亲地在国外推广开放社会的理念,索罗斯认为在国内他也有义务这么做。他在《美国的霸权泡沫》中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然后我还寻思着怎样才能将钱花在刀刃上。一如当初致力于帮助前苏联国家实现由封闭社会到开放社会的转型那样,为了将布什总统赶出白宫,他煞费苦心。

  至于如何阻止布什连任,他委任了两位政治专家专门就该问题提出相关建议。两人的方案大同小异。5个“战场州”爆发了一场基层选民动员运动;倘若运动延伸到决定大选胜负的16个关键州,选举结果可能会发生实质性改变。他联合了少量赞助人,我们许诺为运动筹集足够的资金,确保它能够顺利开展。随后在索罗斯的催化作用下,运动还得到了其他人的赞助。索罗斯的资金花得物有所值:在大选的最后阶段,他在美国各地巡回演讲,并且在《华尔街日报》和其他报纸跨页发表反对布什连任的观点。

  索罗斯其实再次卷入了政党政治之中,而这段经历很不愉快。不出意料,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把他视为敌人,协同一致对他进行攻击。这让索罗斯亲身体会到政治活动是何等的扭曲。经历虽然不怎么美好,风险又如此之高,但索罗斯所付出的代价是值得的。因为他感觉没有什么能比阻止布什总统连任更能造福世界了。

  尽管如此,索罗斯的全部努力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布什总统以绝对多数获得连任。奇怪的是,索罗斯并没有被失败打倒,因为索罗斯已经做了所能做的一切以阻止事情的发生。索罗斯有义务深入反思、继续奋斗。他不能再将责任归咎于布什政府,毕竟美国选民纷纷对其政策表示赞同。因此他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问题:美国出了什么问题?我们又错在哪里?这正是他在此必须作答的问题。但在回答之前,索罗斯必须考虑可能会遇到的反对:在布什政府连任还不足两年的时候,布什总统和伊拉克战争便成为了众矢之的。或许过错并不在选民;在令人不快的现实还未浮出水面之前,选举便匆匆到来了。但愿他这么想是对的,可现实并非如此。美国公众在反对伊拉克战争的同时,依然对反恐战争表示赞同。索罗斯坚信,美国的问题就出在反恐战争上,正是这场战争导致美国进入了远离均衡的状态。因此,索罗斯认为除非美国全面停止反恐战争,否则我们无法完全回归理性。布什其实与当年日本军国主义者一样的言辞将美国拖入深渊。

  在索罗斯写《美国的霸权泡沫》时,这个模式就一直萦绕在他的脑海里。布什政府的政策不仅对美国国内的开放社会理念构成了威胁,还对世界的和平与稳定造成了危害。在他看来,布什政府正在利用“9•11”恐怖袭击向公众灌输恐怖情绪,这样一来,他们的政策才能获得人们的无条件支持。索罗斯引用金融市场的繁荣—萧条理论来证明:布什政府对霸权的追求呈现出了泡沫的特质,因此这种追求只能白费力气,适得其反。美国的政策之前也存在着一些错误,但它们仍然属于正常的范围,而且也依旧经得起批判性审查;但是用布什总统的话来说,“9•11”事件“改变了一切”,从那时起,美国便陷入了远离均衡的领域。批评意味着不爱国,而民主的卫士——政府机关之间的制约制度也遭到了取缔。反恐战争赋予了总统无限的行政权。在总统的带领下,整个国家踏上了考虑不周、执行无方的冒险之旅。这样一来,美国不但不能维护其霸权地位,反而会因此失去其至高无上的优势地位。

  当布什总统说道“不支持我们就是支持恐怖分子”时,索罗斯不禁联想到纳粹党的宣传旗号。他在接受《华盛顿邮报》的采访时是这么说的,可是结果却适得其反。保守派宣传机构借机宣称,我把布什总统比做纳粹分子。在索罗斯试图将他们定义为极端分子的时候,他们反倒给索罗斯打上了“极端分子”的标签。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及其爪牙所采取的策略也让索罗斯联想到了纳粹分子的宣传手段。他们完全扭曲了他的形象和他的立场。他们试图通过反复的报道,将这幅扭曲的画面深深烙印在公众心中。

  它们之间最重要的差别在于:美国是运行良好的民主政府,而且有独立的司法制度和法治,而纳粹德国是极权独裁主义国家。但我们不能只看到这个明显的差异,把目光放长远,我们会发现问题变得有趣起来,因为那样的话,我们在看到差异的同时还能发现惊人的类似之处。

  第一,越南战争结束之后,德国魏玛政府与美国政府在生活方式方面有不少共同之处,并且都导致了反恐战争:肆无忌惮地追求私利以及永无止境的自我放纵,不仅对道德伦理和传统价值观构成了威胁,还引起了两国社会的剧变。受《凡尔赛条约》以及超通货膨胀的影响,德国的剧变以民族社会正义为表现;在美国则表现为宗教激进主义的兴起,而该主义至今仍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第二,和纳粹政权一样,布什政府也曾实施过恐怖政治(thepoliticsoffear)。“9•11”恐怖袭击的性质同德国国会纵火案的性质如出一辙。不是在宣扬阴谋论,但政府分别出于自身目的,对这两起事件加以利用,而这两起事件只是由外因造成的偶然事件。迄今为止,“9•11”恐怖袭击是它们当中伤亡最为惨重的事件。

  第三,在纳粹德国以及今天的美国,源自议会制度之外的运动逐渐开始支配国家政治生活,并掌握了国家权力。在魏玛德国,纳粹分子成立了自己的政党,并通过宪政的道路攫取了政权。在美国,保守派运动首先在共和党内夺取了胜利,进而获得了国会以及总统职位的控制权。

  最后,二者在宣传手段方面也有类似之处。通过利用广告业和营销行业的最新成果,布什政府能够进一步提高纳粹宣传机构曾经使用的宣传手段。现如今,舆论操作和行为操纵都有了科学的依据。如前文所述,近年来,认知科学在理解人脑功能的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与理性观点相比,人们更容易受到情感诉求的影响;为了确保有效性,情感诉求不应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但奇怪的是,布什政府出色地运用了奥威尔式的官方宣传语。一听到这类讲话,索罗斯就浑身不自在。而为什么公众没有这种反应?人们果真对此充耳不闻?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同样让索罗斯迷惑不解。在奥威尔的《1984》里,一切媒体竟在“真相部”(TheMinistryofTruth)的控制之中。在今天的美国,右翼宣传机构虽然谈不上垄断,但也能够影响人们对现实的看法。那怎么可能呢?这几乎就像人们强烈要求政府蒙蔽自己。

  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需要考虑布什政府和极权意识形态的区别,美国显然不是极权独裁政权。但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布什政府缺乏全面的指导思想。我们能够辨别不同的意识形态,但它们的总和并不代表对现实全面的理解。在《美国的霸权泡沫》中,索罗斯提出了三大思想流派。他还试图将它们组合成包罗万象的世界观;但是他的尝试不太令人信服,主要原因在于一个流派的追随者不一定对其他流派表示赞同。这三种流派分别是:市场原教旨主义、宗教激进主义和宣扬美国霸权的新保守主义。在索罗斯看来,三者拥有共同的主题:达尔文主义——生活是一场适者生存的竞争,但适者的决定因素是竞争而非合作。这与市场原教旨主义以及新保守主义的看法相符,但对宗教激进主义行不通。我倾向于把宗教民族主义看做美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因为布什政策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但这样一来,市场原教旨主义又会遭到冷落。迫使布什政府的拥护者接受统一的思想根本行不通。这让他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由于对政治权力和政治影响力的渴望,本届政府才能得到不同政治团体的支持。

  他曾经参加了保守派活动家格罗弗•诺奎斯特组织的著名的星期三早会。会议上,亲眼见证了联盟的力量。从传统基金会(TheHeritageFoundation)到《华盛顿时报》的保守主义运动代表都参与了本次会议。这是一次奇妙的经历。诺奎斯特以铁一般的纪律主持着会议。会议室里人满为患,许多与会者甚至都没有座位。级别最高的代表围桌而坐,级别稍次的代表则坐在墙边。发言人的语速比平时快得多,短短一个小时的会议竟然囊括了整整60个项目。发言人只作简短陈述;人们主动支持别人的观点,并期望其他人也能对自己表示赞同。在索罗斯参加的这次会议上,有人为选举拉选票;有人为新书作宣传;一位白宫密使重申自己对约翰•博尔顿提名资格的支持;还有游说集团七嘴八舌地讨论不同的立法提案。公众利益和个人利益的界限并不明显。如果说会议有什么主题的话,那就是想尽办法降低税率、减少法规,但是很明显,这个目标只能依靠互帮互助才能实现。

  例会开完之后,主办方邀请索罗斯为大家说几句。这也是一天当中最奇怪的时刻。他的讲话直截了当,毫不拐弯抹角,意想不到地收获了强烈的反响。一些与会者甚至迫不及待地讨论起他们该如何就特定问题展开合作。很明显,他们信仰结盟这种方式,也不认为自己是邪恶之徒。当索罗斯谈到右翼分子居心不良的阴谋论时,他们只是一带而过,摆出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而事实上,这种阴谋论在这间会议室里体现得淋漓尽致。索罗斯后来写到,可以毫不犹豫地说,这些人的自信着实让他大吃一惊。这个团体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影响,但是反对派那边却没有类似的团体。

  扳倒苏联时,索罗斯是站在强势者的一边,在美国索罗斯则是站在弱势者的一边。“9•11”事件发生后,由于布什政府对这起创伤性事件的巧妙利用,布什总统赢得了人们无条件的支持。但这种解释还不够深入。索罗斯发现早在“9•11”恐怖袭击发生之前,人们就已经对真相漠不关心了。1996年,当索罗斯下定决心在美国国内成立一家基金会时,就发现美国社会的一大缺点就在于人们对金钱的过分崇拜——这种拜金主义甚至对传统价值观念造成了危害。这也是他成立那些项目,加强法律和医学职业项目的原因。法律制度试图通过对抗诉讼的方式来调查真相。倘若法律从业者不择手段地追求成功,那么真相又从何谈起呢?当社会对成功的崇拜已经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时,旨在防止欺骗、撒谎等不正当行为的防卫措施也会因此失去效力。于是,人们的幻想破灭了,也不再期望领导层能够达到高尚的道德标准。这样一来,人们自愿被骗也就不足为奇了。

  对成功无休无止的追求是社会动荡的基础。为了维持社会的稳定,人们必须不顾后果地遵循一整套传统价值观念。这种论调得到了经济学理论的支持:只有当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彼此独立时,它们才能共同决定均衡价格。如果成功是衡量一切事物的唯一标准,那么社会可能会陷入由自我强化走向自我毁灭的繁荣—萧条过程。他曾解释过繁荣—萧条理论是如何在金融市场中发挥作用的。这条原则同样也适用于其他领域。成功中孕育着成功,但当成功无法继续带来成功时,这种联系就有可能产生反作用。所以说,不加批判地追求成功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不稳定的。

  索罗斯现在必须提出一个质疑。在与自然打交道时,真理的作用至关重要。但在人类事务中,成功有捷径可循。人们可以直接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人,而不必大费周章地追求和辩论真理。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就不能想当然地认为真理是至关重要的。

  美国是一个开放的社会,但是人们并不精通哲学,也不能完全理解开放社会的原则,这就是他们会被误导的原因。美国是建立公正稳定的世界秩序的主要障碍。这样说很残酷,实际上这也让索罗斯感到非常痛苦,但不幸的是,他相信这种说法是正确的。

  美国的民主制度是建立在两党妥协的基础上的。极端分子控制共和党的事实破坏了这一体系。如果我们要重获平衡,就必须打败极端分子。我们的最终目标是将共和党从目前控制它的保守和宗教极端分子手中夺回来。如果民主党在2006年的选举中获胜,那么我们就能够实现这一目标。而只依靠在2006和2008年选举中支持民主党是无法实现观念的转变的,因为民主党人并无深入思考的迹象

  在索罗斯看来,当前的全球化模式并不平衡。市场,尤其是金融市场已经变得全球化了,但是一个社会要生存乃至繁荣所需的组织,并没有实现全球化。政治决策以国家主权为基础,但这些决策不足以维护包括和平、安全、环境、社会公平以及金融市场稳定在内的人类的共同利益。

  谓的“全球性开放社会”的含义。很明显,指的并不是一个世界政府,其实是国际法的作用。当前的世界秩序不尽如人意,新保守主义者对这一点的看法是正确的:国际关系的主导力量是武力而非法律。我们必须改变这一现状——必须强制执行国际法,这需要比现有机构更强大的国际组织才能做到。很明显,我们需要国际刑事法院(ICC),但我们也需要一些意图不那么明显的机构。世界贸易组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它拥有有效的执行机制。世贸组织因为对发展中国家不公正而饱受批评,这一缺点可以通过改变规则来解决,但该组织本身是有效执行机制的楷模。全球性的开放社会必须认识到,所有规则都是不完美的,都需进一步地完善。我们必须按照一定的法则来改变这些规则,但我们没有必要将它们编纂成一套规则体系,因为这样会在字面含义上引发无穷无尽的争论——这种情况从联合国大会身上可见一斑。让实际运用来决定规则——在国际关系中就存在着许多习惯法的例子。他极力反对伊拉克战争,批判布什政府,痛陈欧盟存在的问题和弊端,提出改善能源问题的方法。

  索罗斯一边奋斗,一边不断的反思他一生为之奋斗的开放社会理念,他最终发现开放社会的理念存在着一个弱点,之前从未被人察觉。正如我之前所说的,开放社会是以认识论为基础的。如果现实是独立存在的且不受人类影响的话,人类一定要把追求真理作为第一要务,并且不再自欺欺人或欺骗他人。柏拉图认为追求真理是哲学王(philosopherking)的任务;而波普声称批判是获得真理的最佳方式,因为没有哲学家能够掌握根本真理。波普就是以这种方法提出开放社会的观念的。而当现实有了思维的参与,思维是我们试图理解的现实的一部分。因此,我们的理解注定是不完全的。因为在缺乏独立标准的情况下,我们很难判断表述究竟正确与否。无论什么原因,我都会一直致力于追求真理。我希望大家都能和我一样一如既往地关注真理。但这并非理性的预期,只是我个人的偏见罢了。

  现实中,人们并不追求真理,而是将为自身利益服务的表述标榜为真理,人们就能达到操纵现实的目的,但其结果可能会和预期有所偏差。为了将偏差降到最低,我们必须理解现实而不只是操纵现实。某些现实确实不受人类意志的影响,如果我们想要获得成功,就必须学会尊重现实。因此追求真理和追求成功之间毕竟存在着某种联系,只是这种联系不如自然科学直接罢了。

  开放社会失败的原因:普通大众对哲学并不感冒,他们只对结果感兴趣。这使得开放社会原则的拥护者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他们可能需要一本书的篇幅,或至少几个段落才能向人们证明自己的观点,而蓄意操纵真理的人们却只需几个类似“反恐战争”的口号便能达到目的。事实证明,美国人民很容易被人操纵、玩弄于股掌之间。

  开放社会要求人人都是高素质,拥有包容精神的公民,但这在现实中不可能存在,即使对所有公民进行开放社会教育恐怕也无济于事,因为人往往是从利益出发,而是理念和理想,只有少数人才能做到后者,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很多高尚的品德都被写入了教科书,但从没有成为公民素质的一部分。

  人们不希望当选者告知他们真相,只愿他们能为我们带来良好的感觉。这样做的后果使开放社会岌岌可危;在跳出理念框架之前,对前面的论述作个总结。只有当人们信任开放社会并把它作为社会组织的最佳形式时,开放社会才能继续存活下去。因为开放社会没有成熟的政治纲领——这种纲领只存在于人人渴望自由的封闭社会当中。在开放社会中,人们应不断维护开放社会的理念,但我们做得还不够。人们必须决定自己想要生活在什么类型的开放社会当中。这也是为什么开放型社会中会存在不同类型的政党。但是在政治辩论的背后,政党之间必须就批判过程的管理原则达成一致的见解,因为批判过程是开放社会的核心。而其中最重要的原则是:事实至关重要。如果各党派未能就该问题达成共识,那么党派之间的竞争就会沦落为对事实无耻的操纵

  但人们根本不关心事情的真相。在民主国家中,选民们必须确保参选者和政治幕僚的一字一句都是真话但现实并非如此。一个不愿追求真理而只追求自我感觉良好型社会是无法直面残酷的现实的。这就使得美国在错误的思想、奥威尔式的官方宣传语以及谎言大话面前不堪一击。

  而大多数媒体应当对如今的局面负责,媒体只是以市场为导向的。观众希望获得乐趣,而非新闻真相,这正是媒体竭尽全力满足的那类市场。大部分人更喜欢通过电视喜剧了解时事新闻。当然,媒体不能只迎合市场需求,自由多样的媒体是开放社会当中不可或缺的制度,但大部分媒体早已不再履行其制度作用。只有为数不多的媒体仍坚持发挥这一职责,但这样的媒体屈指可数,所以它们无法为批判过程提供保障。保守派宣传机构对媒体,尤其是电视媒体施加了巨大的压力,不允许它们播放任何负面新闻。各家媒体纷纷向压力低头。媒体受到了军事力量的控制。除此之外,媒体的所有权通常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右翼宣传机器也渐渐浮出水面并且把自己伪装成普通媒体的一部分;很明显,媒体进一步加剧了感觉良好型社会的弱点。

  罗斯提出如果美国希望继续保持开放社会的现状,人民就必须全情投入地追求真理,但这几乎是天方夜谭。现实中的人民不仅不追求真理,甚至对现实都不感兴趣,他们只在乎感觉是否良好,索罗斯为开放社会奋斗一生,但最终的结果却是这种社会在现实中根本不可能存在。作为一个无国界的政治家,索罗斯也承认他不是真的没有私心杂念。他承认,他希望自己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因为参与历史事件可以带给我一种满足感。其次,他也认为他的认知并不完善,所以注定会犯错误。正因为认识到了这一点,他才在金融市场中积累巨额的财富,并改正自己的错误。而在国际事务领域,由其错误导致的后果则更加持久。

  高连奎 知名经济学家

(本文来源:80后之窗;作者:高连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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