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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林:郭敬明之“罪”与时代之“罚”

2013-07-23 14:49:36 作者:陶林 来源:80后之窗 网友评论 0

  1、言不达意的《人民日报》

  围绕着电影《小时代》及其续集的上映,最近引发的争论依然一波又一波。7月初,我所撰写的《小时代、郭敬明和物欲僵尸的文艺脸》一文,对郭敬明的产生和发展,对《小时代》作为一种失范、拙劣的文化商品,有一个纯个人的全面观察与纪录。我看来,作为电影的《小时代》的上映是一个很小的事件,但彰显、吹捧“郭敬明式的成功”却是很大的社会系统性问题。

  7月中旬,首都地区一份重要的报刊《人民日报》,也刊发了一篇名为《不能无条件纵容小时代2和3的出现》的署名文章,“痛批”《小时代》。可是,整篇文字的行文太弱,而太像旧社论体与时下通行的“版面费论文体”的结合,或者说,由一款486时代所安装的评论软件输出的文字。根据历史经验,因为从不敢越行政权力意识的雷池一步,宣教目的比文艺或审美思考更强烈,《人民日报》的言论从未起到过引导文艺走向繁荣的作用。国内没有一家报刊掌握如此大的资源,而思考和言论能力却如此孱弱的。这一次,也毫不例外。这样言论的水平,实在令人感到遗憾。

  在《人民日报》所刊发的文章中,作者的确用非常高迈的姿态批评《小时代》。但除了姿态之外,其余皆令人大跌眼镜,且非常不在点子上:试问,范蠡和李白与郭敬明何相干,又搭上一个更莫名其妙的凯撒,迂阔之气尽付笔端。显然的是,郭敬明的产生和发展,跟“作家是否是古希腊人眼里那个的特异功能者”没有一丝的关系,至于“什么普通人眼光向下、作家和艺术家不能不为时代唱大风”更是相距十万八千里。还有,个体价值与物质真的那么水火不相容么,那为何我们要提倡“言之有物”的文字呢?

  与《小时代》营销的精确计算相比,《人民日报》所刊发的议论显得既天马行空又不着边际,显然无法说透问题的本质。用王小波先生的话来说,是把马鞍扣在了马头上。一直以来,我坚持个人最严肃的判断,《小时代》的出现是一个典型的社会文化错误;而比之更错的,就是用行政权力粗暴的叫停。《小时代》从小说到影片,都在现有宪法和法律框架允许范围内运作的,并没有像之前郭的《梦里花落知多少》那样触犯了著作权法,并堂而皇之地推行。它若合法运行,无关谁的纵容与否,社会就得让《小时代》的2和3继续出现。

  还有另一种声音,如南方的“凤凰网”以及部分的网友,就是指责《人民日报》刊文的议论太过于“上纲上线”。这是很荒谬的。对于一个旁大社会市场来说,一个一经推出就能影响很多人文化产品而言,“纲线”是一定应该有的,那是无关于政治是非的东西,是行业与社会的“标准”与“底线”。无纲无线,就是无法无天。无有纲线,就不会有美国国家对电影分级的严格管理,也不会有道德法庭对诸如《洛丽塔》之类名著的指控。

  不过,以一个稍具文化常识和鉴赏力的眼光来看郭敬明的“创作”工作,《小时代》无论从成书,到作品,还是到电影,都是“一团玩意账”。小说作品号称描摹现实,但叙事水平甚至不如当年热闹一时的“米雪莉”组合(谁可曾记得这样一个先驱性的写手组合?)。而成为影片后,看片中的两岸演员的表演,拙劣得几如看一帮少男少女在“搬家家”,任何戏剧入门都是失效的。如此低水平的作品,不能因为洒了一层金粉能够流行,就必须要卖出一个好价钱。

  2、垄断是万恶之源

  《小时代》作为一部烂片,精准抓取了青年少年,把批评变成了营销,卖出大片的价格,同时,也彰显了“郭敬明式的成功”。放眼全球,这真是中国当代社会生态的“奇葩”。稍有理性头脑,都会意识到症结所系。如果社会对之采取“绥靖”,是无可激起良知和改变的话。那么,最坏的结果就将是,理性的公民们除了吐槽之外,无力对之深入做出有效判断,导致它成为一桩社会文化中无头的“悬案”,而只能导致社会文化气数衰败的恶性循环。

  在《小时代、郭敬明和物欲僵尸的文艺脸》一文中,我细致地梳理过郭敬明的成长,指出其之所以为症结所系。可以,看出郭敬明从成名之初,几乎就在社会文化的病灶中生长。不仅如此,这一病症还越长越大。本文拟就这个问题,继续前行思考,揭示《人民日报》刊文所不能言及之处。

  早在2011年撰写的《80后文化,伤不起的流氓相》一文中,我就严肃批评过郭敬明的从文无底线的问题,是一种典型的文化姿态上的“流氓化”选择:“郭敬明把‘80后’的流氓文化更推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很多人在争议他一而再再而三的抄袭、他所制造的一些列话语噱头,以为他太有悖于文化人基本公德……上海,这个中国资本世界的桥头堡,教会了他太多不良资本游戏竞存的奥秘。他和他的文化公司的一系列行为,是中国文化山寨商业侵蚀文学界的典型案例。而他文化抉择中的‘流氓’姿态,在中国‘80后’一代,恐怕是绝无仅有的。”

  无论是写作,还是投身拍电影。在文化本身这件事上,郭敬明是没有任何原则可言的。他比任何人都知道自己艺才、学识贫乏的致命缺陷,但却比任何人都热衷于炮制文化垃圾。也就是说,无论作为写作者还是作为导演,他都没有骨子里认真当成事业去做——谁跟他认真,谁就输了。他可以选择面对公众责难是宣称自己是一个商人,而面对年少的读者们则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明星作家。而实质上,他既非一个优秀的商人,也非一个优秀的通俗作家。在这种无根性的“流氓”立场,让他变成一个纯粹的资本代理者,也唯独作为资本的代理者,他是全力以赴的,并骨子里深以为豪的。这也恰如郭敬明自己所说的,他并不是依靠抄袭才能走到今天的。

  他的成功,完全靠的是资本代理,而且很长一段时间内,依靠的是代理独一无二的国有文化资本。无论是推出郭敬明的《萌芽》杂志,还是逐步推出他作品的各大出版方投资,都是货真价实的国有资产。资本要增值,从亚当·斯密开始,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当国有资产的保值增长任务转折落在郭敬明身上,这位自负商才的,转身面向尚无太多文化资源的同龄人和年幼人,挥舞资本的大旗,开始了他面向青少年的文化垄断生涯。就像和那些操控两桶油、中国移动、铁老大的人一样,他牢牢地站在国有文化资本的大幕前,并达成了双赢,炮制出他最匪夷所思的“青春文化”品牌,并且劣币横行,成为这一领域的垄断者。

  无论在何种经济模式中,垄断都是万恶之源。而资本对逐利的追求永无休止,也似乎天经地义。资本垄断何错之有?垄断源自人性贪得无度,来自独霸与专横。为了长远和共同繁荣,甚至只为人性澄明本身,人类必须和自己的贪婪搏斗到底,必须要和政治、文化、经济领域的任何垄断搏斗,这是一个西西弗斯式的宿命。大唐的诗韵,绝非李白一人写就。当一代青年中最大一股的文化资本,只有一个郭敬明在操盘,这本身就是原罪。况且,他还不择手段。关键在于,郭敬明何以能造就出这种文化垄断?

  这一切,只在于一方面,当代社会的文化内在品质太弱了;另一方面,恐怕是郭敬明太处心积虑了。像乔布斯之于“果粉”,郭敬明之于很多青少年,无疑是很大的一尊偶像。只不过,前者是依靠持续改进、创造竞优中实干出来的,后者是在“成王败寇”逻辑框架里,只计成功、不择手段弄出来的。因此,郭敬明最大“原罪”不在于简单作为一个畅销书作家写作赚钱,还要在认识观上,对自己读者洗脑,全力以赴在青少年中造就偶像形象和价值代言人形象。甚至,还做出姿态、频送秋波,与官方琴瑟相和,自称是“中国梦”的超凡化身——这一状况,就《小时代》的超凡反响,他做得很成功。

  也因此,正常理性社会人眼中交口批评的“烂片”,青少年们用票房投票方式的坚决捍卫——在他们看来,郭敬明,代表了他们的青春和青春记忆;在我看来,郭敬明只是成功地窃取了他们的青春,就像希特勒曾同样受青年们欢迎一样——这点,用不了多久,他们会挨着个在人生的历练中,慢慢去完成醒悟。

  3、郭敬明的“罪”

  我说《小时代》是当下中国特有“奇葩”,不仅是空间,也是时间意义。用跟踪法来考察郭敬明,可以查看出这个社会文化的独特症结。也提醒携走向未来的公民们,重新审视无数种重要的抉择,提醒着我们建立马尔罗所倡导的“文化民主”多么重要:

  首先,郭敬明何以能魅惑他的受众?显而易见的是,政府行政意识主导下应试教育体制,为青少年的无情地摧毁掉了经典文化体系。美学教育的缺失,作为代价,首当其冲。以这种原始的“灌输—考核”急功近利方式,可以培养出不少考试型人才,但绝对只能培养既不遵从传统、也不遵从现代的文化流氓。任何人有不接受思想和审美教育的自由,也有充分接受思想和审美教育的自由。遗憾的是,我们只捍卫了前者,而压抑了后者。思想和审美的空白,郭敬明自然而然填补很大一块。但大家都忽略了,他是这种空白的深化者,其实也是这种空白的受害者,更集中代表着急功近利意识形态本身。

  其次,我们可见中国软实力的极为堪忧状态。在所有青少年的审美生命的成长几近于一片空白之际,日本动漫、港台通俗、韩版流行等文化强势偷袭。这些舶来文化对于目前这一代青少年的塑造,远比官方想象得要强大得多。多少家庭耗费巨资让孩子弹钢琴、练小提琴、学书法、学各种舞蹈,旨在培养文明、高雅一点的社会人。一夜之间,被类似低质的文化资本全部抹平了。

  很少能认认真真读点书的郭敬明,几乎全部的文化滋养,全来自这些玩意。作为快速文化消费品,大家不难想象这些玩意的排他性多么强烈。它们如同一堵坚实的防火墙,把正常、传统、经典和任何稍具深度的思想文化妖魔化、异化和隔绝化,而把培养乐感、快感第一位的消费者作为乐此不疲的事业。他们对消费者极度催眠,除了大捞一笔之外,别无所求。

  简单来说,无论是谁,有俗的自由,也有雅的自由。但它们屏蔽了青少年,阻断文化的光照,把任何人文化上持续改进的自由完全剥夺。造成这一状况,跟中国软实力薄弱,抵御文化的殖民与文化资本的倾销能力孱弱密切相关——官方媒体《人民日报》所刊文的词不达意,正是这种孱弱的证明。

  作为一个文化和物质上的被殖民者,郭敬明对除中国之外富裕世界几乎是倾倒式的膜拜。无论生活,还是他制造的文字商品中,充斥着对西方所倾销的奢侈品过度追求,既不低碳,也不节能。或许,他只是简单视为个人爱好和高人一等的品味。但这种心态,就是无法掩饰的积贫积弱心态,正如他在四川羡慕上海,在上海则会羡慕他认为之外更光鲜的地方。

  在此,我倒非一味张扬民族主义,只是说明,这种趣味是相当可疑的,从来没有人感觉它有致命性问题的地方。对于毫无防备的青少年们,郭敬明做了国际奢侈品资本很想做,却不可能去做到的事情——每一本畅销郭的书都是活广告。对于相应领域的国内民族资本来说,郭的文化垄断,显然很要命。这说明了除了从中挣钱之外,郭敬明对中国和中国文化本身并不存有任何的兴趣,也不觉得自己应该负有什么责任。所以,在社会文化建设这事上,除了成功向他的青少年粉丝洗脑,以自身姿态及写作,把对国外奢侈品品牌的追求广泛推销出去外,其余一无是处。除此了他,恐怕还有就是各种传销能做到这一点。

  在这里,我脑中立刻回荡起孔丘老先生的名言:“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鲜不及矣。”诚哉斯言,诚哉斯言!

  最后,我要说指出,整个社会文化体系秩序的极度紊乱。社会文化、社会资本、社会权力,本都自有系统,有其法律、规范,有其底线、准则、准入资格、运行规则,有其需要我们去敬畏,而要严格遵照、用心笃行的东西。青年文化的循环发展,本来是一个自然而然的持续改进过程。为了一时之名利,一帮号称文学界的权威专家,跟不负责的媒体合谋,硬生生切入到青年文化界的自然循环中。

  设想,当年泛滥吹捧郭敬明的文学专家诸如曹文轩等先生,能够说话靠谱一点;或者号称“爱才提携之”的长者,诸如陈晓明、王蒙等先生,不要轻易说“抄袭只是他个人的事”,能够实事求是一点,也不至于让这些所谓“青年文化的代表”,迎着铺天盖地的差评、劣迹斑斑中茁壮成长,而付出代价是整个一代青年文化实质却孱弱不堪。

  现在看起来,这一切太像一场消费时代的文化污染事故,而推出了诸如郭敬明、韩寒之辈后,诸位再也无力或者凭心而论去止损,说上一句真话,做一点实干,只把劣质的文化商品的恶果一股脑推开,交由社会文化去消化。

  对背德者的宽容,就是对笃行者的背叛,给卑鄙者发放通行证,就为高尚者篆刻墓志铭。前辈知识分子格局如此,颇令人侧目。光阴如同一个明镜,清者自清,浊者自浊,爱而无私,方为真爱,爱而有私,晦暗不明。本人齿序也轻,也无趣于妄论前辈是非,个中的一切且交光阴评说去吧。

  遥想学者陈寅恪先生当年,深爱其徒汪篯,大有恨不得倾其所能,传其衣钵之意。可惜汪很快臣服于当权,受社科院院长郭沫若之托,劝陈顺服,以用新朝。陈怒而将其逐出师门,并告诫之:

  “必须脱掉‘俗谛之桎梏’,真理才能发挥,受‘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有生死力争。”

  ——其人其言,振聋发聩。

  4、时代之“罚”

  对于郭敬明本人,如今腐鼠成滋味。他和他陆续推出的诸如赵佳蓉(落落)、李笛安(笛安)、赵勤(七堇年)、马亮(安东尼)这样的作者群落,占据了所谓“青春阅读”的大股力量。这些写手,几乎都是郭敬明趣味的不同翻版,其创作视野、文笔世界极为封闭,都是文胜于质,展示出的真才实学和文学改进的空间都接近于零。然而,他们却牢牢掌控了一代青少年亚文化的主导,这就是巨大的资本气候使然。

  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如果谁能清信郭敬明有那个粉丝挣钱的本事,那就大错特错了。如果不是作品绝对优秀而受人推崇(如莫言),那么他的收入从来就不来自他认为的勤奋。说到底,郭敬明透支了中国文学界的在80年代积累起来的信誉,和未来至少10年的信用储备。随着毫无知识的韩寒所标榜的写作团队的信用破产,郭敬明把自己的树立成为青年作家标杆越卖力,获得青少年的认同度越高,这种透支就越严重。社会将不得不花费更多的时间、人文和经济成本,来弥补这种透支。

  社会所花费的成本,在《小时代》电影的持续热映中,可见一斑。一部人所皆知的烂片,所要召唤的,是好几亿的钱在青少年手中,在他们缺少防备口袋里。判断眼睁睁看着他们不成熟、缺乏鉴别力的头脑,被他们偶像的绚烂“成功”所折服,被这种“成功”幻想的所击倒。他们能把《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当成一种的奇景去看待,却把《小时代》看成他们青春或者梦想本身。在一瞬间,他们的判断就全部失灵,被催眠,被习以为常、质量低廉的文化环境吞没。

  社会的人文成本也非常易于直观。当我们享有一个稍稍自由开放的网络空间,一代人,也刚刚从陈腐的权力规训造就的文化氛围中能走出一点,又被功力的资本增值所获取。一代人的文化创造力孱弱、审美能力的底下,就这样变得无以复加。郭敬明和《小时代》的坚挺,便是良好证明。在《80后文化,伤不起的流氓相》一文中,我曾深怀忧思地指出:

  “本该在死板的教科书和陈腐说教之外,老老实实凭兴趣、审美或发展需要读书的一代人,纵欲般地耗费巨大的时间和精力盯在屏幕前,发了疯地消费全世界范围内最为劣质的文化快餐,一代人精神严重地臭氧空洞,青年亚文化向‘流氓化’滑落的大幕也就此徐徐拉开。很难想象,比以往几代人更多经受系统高等教育的一代人,对格调稍微高一点的文化作品、思想事件、伦理争鸣莫不以为不可接近,身躯里的坚守、发现和创新的灵魂便无限远行,且不知所终。”

  “我们这一代人的悲哀在于,生活在一个趋向蜂窝结构的平面环境里。物质生活面目彼此雷同,精神世界更乏善可陈。在这样的平面环境里,最大的匮乏莫过于精神的匮乏,最大的困境莫过于灵魂的困境。鲜活且有无限可能的人生被普遍格式化,灵动而富有探索和求新欲望的灵魂被普遍地僵硬化。”

  眼睁睁看着一代人的精神家园,就这样轻易毁坏,我诚然痛心疾首,作此长文,但求能博得有心者共识。少年强则中国强,一代青年,不能继承中国经济发展的机会,像欧美、日本等各国的青少年那勤奋、认真地追求并享用人类优秀文化成果,更放开手脚地发挥自己聪明才智,负重前行,奋起直追。单纯地考好应试,单纯地会背唐诗宋词,会书法会弹琴,能考雅思、考托福,是培养不出优良的现代公民的。文能化之,公民的内涵方有提升,否则上上品,不过是钱理群先生所谓之“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风气、制度、文化潮流造人、立人,是我们每个人呼吸的空气与成长的环境,奋起捍卫社会,远比制造各种文化噱头更重要。保证文明持续改进,乃是现代社会和现代公民齐心用力的事情。我从不赞同黑格尔“存在即合理”,也不认同“存在即合适”,但力搏如此之重,依然有西西弗斯之感,荷戟独彷徨,这种心境是非常苦涩的——然心向文化,虽千万人,吾往矣。而我心底更期望的,自己的所思所云,完全是一种纯个人立场的危言耸听。

  5、结论

  不惜长文堆砌到此,希望得出一些简单有用的结论:千言万语说到底,没有文化实力的民族,是没有核心竞争力的;没有文化底气的青年,是没有希望和未来的,其实最他容易的,就被自己打败。

  所以,郭敬明作为一种警示,提醒我们,发展文化经济,一定不能以降低公民心智水平和审美趣味为代价;增值文化资本,一定不能以弱化青少年一代的能力为代价。给青少年追求快感的自由,也要给他审视自我、发展自我的自由。一个不把本国、本民族青少年的头脑资源,当成第一重要、宝贵的资源来珍惜、保护和发展的国家,是没有未来的。

  近年,中国遭遇了号称史上最难的就业季,而就在我目之所及的文化领域,动漫、绘本、少儿读物、影视、文化研究和批评等等,创造性的人才奇缺无比,持续改进几近停滞。我能接触的青年文化界,观察包括很多高校教师在内中国高知群落,除了会写一点“版面费论文”之外,所读书之少,读书所得之少,令人吃惊。而任何一项稍稍需要创造力、审美鉴赏品味和宽泛学识的工作,都力能胜者寡,缺憾甚大。

  显然的,奋起保卫社会,比任何时刻更为迫切与重要。郭敬明和他创造、垄断的“青春文化”既成气候,就听其自然发展。他若要继续成功,且就让他成功去罢,所求者无非钱财,所欲者无非虚名。纵然说路径依赖已然确立,但仍然希望这位问题丛生的先生能够多一点自省,多一点敬畏和开脱,提升一点内涵。

  纵一万个不同意《小时代》,我们依然要捍卫郭敬明继续他《小时代》的自由,正如捍卫我们反对他们的自由。而比打压《小时代》更为重要的,社会自身要有足够的反省,奋起自我保卫与自我净化,永远抗议他们的存在,造就新一轮善善相陈的良性循环。否极则泰来,文化的新一季春天,总是在一片萧条中酝酿。走过极权的极端,正走在物质主义的极端,这个时代的文明,在深思、试错中潜行。愿吾一辈努力不懈,精诚从文,为未来开新辟天空。

  2013年7月22日 作者:陶林 来源:80后之窗

(本文来源:80后之窗;作者:陶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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