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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连奎:“中国的新未来”与中国梦

2013-07-20 00:08:21 来源:80后之窗 网友评论 0

  《企业家日报》专访高连奎2013年《财富》全球论坛专题报道

  高连奎:“中国的新未来”与中国梦

  本报记者王萍

  人物小传

  高连奎,知名经济学家,“新福利社会”理论提出者,中国睿库研究院副院长,经济所所长,上海交通大学研究员,中国金融智库研究员、中国专家学者协会理事、新加坡《联合早报》和香港《信报》等多家海内外一线媒体专栏作家或长期撰稿人,其思想、观点在中国具有广泛的影响力。

  代表性著作有:《中国大形势》《中国大趋势4:中国经济未来十年》其中《中国大形势》得到了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的特别推荐,得到了中国国家最高智囊机构、中央政策研究室经济局局长李连仲的高度赞誉,成为中国政府部署未来十年的重要参考。最新著作为《世界如此危机》。

  正文:

  高连奎先生是目前中国最有影响力、近年最活跃的青年学者之一,他在理论经济学、宏观经济、比较制度分析、社会保障学等领域颇有建树。在新作《世界如此危机》一书中,他提出了“世界模式3.0”的概念以及“新福利”社会的理论。这次成都财富论坛的主题是“中国的新未来”,我们请高先生结合论坛的主题和他的最新研究成果,谈谈中国的新未来与中国梦。

  中国回归世界中心是必然的(小标题

  记者:您了解成都吗?谈谈您印象中的成都。

  高连奎:从宏观上看,我非常看好成都,因为成都是中国西南地区的中心,是企业建立区域商业中心的必选之地。另外,四川地区人口众多,文化底蕴丰厚,这些都为大企业落户增加了筹码,而事实也证明了这点,这几年成都发展越来越好,众多国际级的大企业和国家级重点项目都落户成都,成都几乎成为了中国版图上的明星城市,我对成都能取得这样的成就表示祝贺,同时也非常看好成都的未来。

  记者:这次论坛的主题为“中国的新未来”。这个主题再次凸显了中国的发展在整个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就您的理解,结合国内外经济发展形势,请给我们勾画一下,中国的新未来是什么样子?

  高连奎:按照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一般是五年翻一番,大概再需要五年的时间,也就是2017年的时候,中国就可以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国,到时候中国就会增加非常多的无形优势,中国将会发展的更好,而那个时候,中国的人均GDP也不过一万美元左右,仍然发展潜力巨大,中国的发展不会减速,而到时候中国处理国际、国内事务将更加的从容。从长期看,中国回归世界中心是必然的。我们不必为此感到惊异。

  记者:您怎么理解中国的新未来与“中国梦”的关系?请结合您的研究领域给我们谈谈。

  高连奎:我认为,中国梦不完全是“发财梦”,更多的应该是“文明梦”,其实当年的“美国梦”也经历了从“发财梦”到“文明梦”的转变,中国改革开放前三十年是“发财梦”,而现在应该转向“文明梦”,也就是让更多的人享受到发展的成果。

  而要做到这点,除了让收入分配更加平均之外,最重要的就是政府要不断降低民众的生存成本,减轻民众生活中的压力和风险,让整个社会不再那么急功近利。而根据我的研究,福利社会建设最大的作用就是改善社会的道德,是社会走向文明的必然选择,而这也应该是构建中国梦发力的地方。

  记者:盘点一下在中国召开的几次财富论坛的主题:1999年上海:“中国:未来的50年”,2001年香港:“亚洲新貌”,2005年北京:“中国和新的亚洲世纪”,这次:“中国的新未来”。您认为,这些主题的变迁与中国经济的发展存在什么样的关系?

  高连奎:确实,这几年,以《财富》全球论坛,世界经济论坛为代表的大会议越来越喜欢在中国召开,其实抛开很多宏观因素,从微观上看,这些选择跟广告赞助有直接的关系,他们选择中国,是因为在中国能拉到更多的企业赞助,也能售出更多的门票,而这其实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中国经济是最充满活力的,而经济正处于衰退状态的欧美、日本、亚洲四小龙或是其他金砖国家显然不具备这样的优势。

  观察这几个主题,其共同的特点就是“新”和“未来”,这两个词汇也非常能概括当下中国对世界的冲击。对于世界来说,新崛起的中国显然是非常新鲜的,而对于一个即将主导世界的新国家,中国的未来就是世界的未来,关注中国的走势也就是关注世界的走势。而这几个主题的不同之处就是越来越聚焦,越来越聚到了中国上,比如1999年,更多是展望中国遥远的未来,说明对当时的中国还不看好,2001年和2005年虽然中国是主题的一部分,但更是着眼于亚洲,而这次完全不同了,直接聚焦到了中国身上,说明中国越来越成为世界的“亮点”和“焦点”,越来越吸引世界的目光。

  生存成本与幸福中国(小标题

  记者:《财富》杂志总编辑苏安迪认为,全球经济正处在剧烈变化的关口。需要我们用新的思考方法来考虑住房、交通、教育、能源、食品等问题。您认为当下的中国可以在哪些方面作些尝试?

  高连奎:当前中国普遍弥漫着强烈的“通胀感”,更多反应的是消费欲望与消费能力的差距,不是“物价在增长”,而是“生活方式在变贵”,由“生活方式变贵”带来的“通胀感”即使物价全面下降的情况下,也可能出现。这是当下国人“通胀感”、“痛苦感”的真正原因,而经济发展越快,这种由“生活方式变贵”导致的通胀感就越强,而解决办法绝不是放弃发展,而是要想方设法降低民众的“生存成本”,这才是对症下药,具体来说就是我在以前的文章中反复提及的“低生存成本社会”。

  记者:怎么才能做到低生存成本?

  高连奎:第一,简单说来就是通过改变税收的方式进行调节。首先,我们可以完善消费税征收制度,根据商品的消费层次进行征税。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政府只做两件事,那就是征税和用税,不同性质的政府,或是不同的发展模式,其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征税和用税的方式不同,同样低生存成本型社会对税收也有要求。

  现在中国和世界都一样,对大部分商品都征收相同的税率,而不对商品的性质进行区分,这是不科学的。低生存成本社会的改进就是按商品的性质进行区别征税,而这种区别主要就是根据对人们的有用程度。

  我们将消费分为生存型消费、享受型消费和奢侈型消费三个消费层次,在制定税收制度时,将这三种消费形式进行产异化定税,对于奢侈品征收极高的税,对于享受型产品征收比较高的税,而对于生存性产品免税;并用享受型消费、奢侈型消费的税收,弥补在生存型消费方面的税收损失。

  记者:目前,中国除了对烟酒等商品征收消费税外,对税收的划分还不够细致,也没有按消费层次进行征税的概念。

  高连奎:现阶段,尽管对于中低收入群体来说,生存型消费仍然占据着较大的比重,但如果从全社会来考察,享受型消费和奢侈型消费所占的比重,要远远大于生存型消费所占的比重,因此用这两方面的税收来弥补在生存型消费方面的税收损失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税收的区别征收并不一定非要放到消费环节,也可以从生存、流通、消费三个环节进行。比如食品是生存必需品,那么我们可以从粮食、蔬菜的生产、流通、加工、销售等多环节进行免税,以达到降低食品价格的目的。比如对农药、化肥免税、对粮食、蔬菜的流通销售免税、对符合一定条件的餐饮店免税,这样我们就可以将“吃”方面的成本降到最低,至少可以达到现在水平的一半,如果能这样民众就不用担心吃饭的问题,而在现代社会,吃饭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仍然是非常大的一笔支出。

  因为单从一个环节进行征收很容易遇到商品消费层次界定难的问题。总之在把握原则的情况下,应该以有利于界定的方式进行征收,并且这种征收也并不一定要从产品出发,也可以从产品生产配套的角度进行,比如为了降低农产品的价格,可以对农药、化肥等农业生存资料实行税收减免就是这种情况,因为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降低也可以带来农产品价格的降低。

  记者:除了改变税收还有什么办法?

  高连奎:合理布局工作区及居住生活区,让所有人可以就近满足居住需求。这是第二种。

  中国生活,交通出行费用是一笔不小的支出,我们在进行规划时,如果可以让民众都居住在自己的工作场所附近,则可以大大节省这笔开支。比如,很多工厂都拥有自己的员工宿舍,这样就可以步行或骑自行车到达工作场所,就节省了上下班的交通开支,对于那些没有宿舍的单位,如果员工可以就近租到合适的住所也可以省掉交通费用,这就需要政府合理布局工商业区域和生活区域,以达到为社会节省资源的目的。

  记者:有道理。

  高连奎:第三,适当保存一些廉价的商业及生活模式。同种商品采用不同的销售模式,价格会有很大的差异,街边店要比流动商贩要贵,而那些拥有中央空调的大型室内商场里的商品则要比街铺更贵,在超市中购买水果蔬菜一般都比农贸市场贵一半,适当保留像农贸市场这样的一些廉价的商业模式,并且允许露天流动商贩的存在,也可以降低民众的生存成本。

  最后一点,建立统一的专门的生存保障型产品供销体系及相应制度。建立生存必需品目录,为进入目录的商品则建立独立的生产及销售体系,以最大限度地降低其成本,从而最终降低销售价格,比如可以由政府免费提供土地,建立销售场所,实行政府招投标体制,统一进行批量采购,如果这套体系建立起来,则生存必需品的价格降低20%以上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记者:应该说完全可行。除了这些,还有什么具体的操作方法?

  高连奎:还有一点,控制好级差地租。级差地租的存在也是造成民众生存成本过高的原因之一,在某些地域甚至是头号因素。级差地租的出现是市场因素,但级差地租的高低政府是可以引导的,比如政府合理布局国家的经济增长极,不要让全国大部分的人都集中在一些大城市,将人口分流到其他的经济增长极地区。在大城市内,严格控制人口密度,将人口均匀分布在各个地区,这就可以大大降低所谓黄金地段的土地使用租金,从而降低民众的生存成本,特别是大城市的生存成本。

  现在中国的房地产都有着很强的“地王带动”效应,中国各城市应该实行“掐尖”政策,对地王所在的地带进行清理,不允许过度建设,尖端部分控制好了,其他地方就炒不起来,这样带动效应就会弱很多,对控制整体房价会非常的明显,而现在政府并没有这样做。

  记者:如果以上几条都做到了,中低收入群体的生存成本能够降多少?

  高连奎:降低30%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中国的未来与“第三种模式”(小标题

  记者:记得您在以前的文章中把中国未来三十年的出路所在寄望于继自由主义和福利主义之后的第三种模式,请谈谈“第三种模式”。

  高连奎:确实,自从资本主义诞生以来,人类的历史基本可以归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自由放任主义阶段,在《世界如此危机》一书中,我将其称为“世界模式1.0”,在这种模式下,人类取得了巨大的发展,这种模式最终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成为经典,当时的政府被称为“守夜人”政府。在这种模式下,西方国家表面上也拥有了一切:财富、政治智慧和军事力量,在此期间,世界的霸权也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传递到了英国手中。但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这时的资本主义社会虽然表面风光,但其内部矛盾重重,而频繁的经济危机、严重的阶级冲突、以及风起云涌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宣告了这种模式的失败。

  记者:在这种情形下,另一种模式诞生了?

  高连奎:这种模式并没有诞生在当时的世界霸主英国,而是诞生在了另一个正在新崛起的大国德国,德国成为了世界最早通过立法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国家,德国工人在世界上最早拥有了保险和退休金。而工人福利的改善,极大的促进了德国的经济发展,德国也一跃从西欧落后的国家迅速成为与英法抗衡的强国。后来福利社会又扩散到其他国家,最后在英国得到完善和定型,在北欧发展到极致。

  目前的欧洲社会存在着一定的福利超载的问题,然而事实证明,“去福利化”不是解决社会问题的好办法,毕竟福利也是人类文明的进步,倒退是没有出路的。话又说回来,那些已经“去福利化”的国家要想重回高福利也是不容易的,毕竟高福利也有高福利的缺陷,因为高福利必然要求高税收,而高税收又必然推高生存成本,而且现在人类面临的不仅是贫富分化的问题,更是生存成本不断升高的问题。因此世界需要第三种模式,也就是“低生存成本社会”模式。

  “低生存成本社会”是一种新型的福利社会。传统福利社会强调的是保障和补助,而新福利社会则主张降低生存必须品的价格,最核心的措施就是“低物价”,当然不是所有的商品都实行低价,而只是对生存必须品。

  记者:“低生存成本社会”优势在哪里?

  高连奎:首先,传统福利社会是行政化的,主要以公民的收入水平为考量,然后再根据收入的不同,进行行政性的分配,这需要大量的人来操作。效率低,黑幕多,公平难保证,中国的保障房之所以广受质疑道理就在这里,而新福利社会是市场化的,不干预市场,而且主要靠市场的力量完成。

  其次,传统福利社会存在一定的社会伦理缺陷,容易遭到富人的反对,而新福利社会根本不用参考公民的收入水平,不直接针对任何社会阶层,只根据商品的消费性质进行调节,因此对所有公民都是公平的,可以避免社会伦理问题,不会激起富人的反对,这也是新福利社会第二个优点。

  第三个优点就是更着眼于未来。随着社会的发展,传统福利社会越来越难以维持,因为社会越发展,人类需要购买的商品越多,福利保障越来越五花八门,而且即使这样,也不可能面面兼顾。政府也越来越疲于应付。而新福利社会则不存在这些问题。随着社会发展,新福利社会会越来越容易实行,因为社会越发展,生存必须品所占的比重越低,享受型产品和奢侈型产品所占的比重越高,所以调节起来越容易,而且调节成本会越来越低。

  第四个优点,那就是公众受益更多,更直接,更细微。传统的福利社会,虽然称为“福利社会”,但主要存在于“生老病教”几个大方面,而对“衣食住行用”等直接关系生存的问题几乎没有照顾,而新福利社会完全相反,新福利社会主要是从“衣食住行用”等公民生活的细微之处,来降低生存成本。比如,如果我们将粮食加工和流通环节,以及小规模餐饮企业的税收全部免掉,那么餐饮价格就可以降低一半,如果我们将一定标准之内的非豪华住房的有关的税费全部免掉,房地产价格就可以降低一半,所以新福利社会的好处都是实实在在的。

  总之,人类发展到现在,模式更新已经是必然,我们相信市场,但又不能容忍贫富差距继续拉大,我们渴望福利社会,却又不想背负沉重的税务负担,而要破解这一难题就必须创新发展模式。同时大危机也就需要大变革。第三种模式,应该可以成为中国未来三十年的出路所在,也是中国管理者们,构建幸福中国的重要参考。

  记者:成都像一块最有活力的磁铁,吸引着跨国公司,高等教育的中心,包括汽车、物流、技术和服务业的公司。您认为,在宏观经济领域,成都的经济发展在中国处于什么水平?未来还有哪些潜力?

  高连奎:我认为成都目前处于中国的中等发展水平,但未来潜力非常大,首先四川人口多,这是个非常大的优势,在未来经济发展平均化之后,经济实力最强的地方,肯定是人口占优势的地方。而成都不仅辐射整个四川,更是辐射整个西南地区,这是成都最大的优势。而目前无论是昆明还是南宁肯定不具备这种优势。在此我也大胆给成都提一个建议,那就是成都的发展要着眼于整个东南亚,致力于打造东南亚的领头城市,着眼于更大的未来。

  结尾:在高先生的讲述中,我们看到中国梦变成了实实在在的中国崭新的未来,从控制房价、降低生存成本、构建新福利社会、提升百姓的幸福指数做起,从理论到落地,从全球到中国,从东部到西部,中国的新未来、成都的新未来指日可待!


(本文来源:80后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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