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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玺璋:天马行空的叙事与乡土气息的语言——读许多余的小说

2012-07-11 10:23:45 作者:解玺璋 来源:《延河》杂志 网友评论 0

  天马行空的叙事与乡土气息的语言——读许多余的小说

  文/解玺璋

  文学是小说《远方》中的男主人公,有一天,他向娘提出一个问题:“远方有什么呢?”娘笑着告诉他:“傻孩子,远方有遥远呀!”如果考虑到文学和他娘实际所处的生活环境,说出这番话来,多少让我们觉得有些学生腔或文艺腔。但这并非小说呈现给我们的整体面貌,事实上,在更多场合,作者在讲述他的故事时,是很少使用书面语言的,倒是比较自觉地用了一种乡土语言,不仅生动,而且显得很硬朗,节奏感也很强,贯穿着一种气势。比如文学想吃他娘的奶,扑到娘的怀里,却怎么也解不开纽扣,这时他写道:“她(娘)一边说一边解着,然后把一只大奶子塞进我嘴里。我生怕它跑了似的慌忙衔着,努力地吮吸着,她微笑地看着我,并用手轻轻地拍我的屁股蛋子。”

  小说是语言的艺术。语言之美不在于堆砌多少辞藻,空洞乏味的辞藻用得越多,越增添叙事的累赘,倒不如直接写出那动作来,更有一种韵味和神采。有时候,一个贴切的动词可能会胜过一打不知所云的形容词。这个问题看起来好像很陈腐,但对作者来说要做得很漂亮并不容易。事实上,动词用得好坏,往往能衡量出作者肚子里的存货是多还是少,是厚还是薄,所谓叙事能力,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恰恰就是运用动词的能力。小说中有一段写道,“文革”开始了,渴望政治投机的马立正来到老校长家里探听消息,作者是这样写的:“马立正听着老校长慢慢地说着,他一直张大着嘴巴,好象有无限的喜悦不停地从他的嘴里蹦出,连绵不断地蹦出,把他的嘴撑得合不拢。他的两眼放出光芒,像点燃的两只火炬照得屋里堂堂亮,照得老校长睁不开眼睛。”

  这样的语言是不是很传神呢?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八零后作家的作品我读得不算很多,这样硬朗而又元气淋漓、生机勃勃的文字,先前我只在李傻傻、郑小驴的作品中读到过,这次读了许多余的长篇小说《远方》和几个短篇,的确有一种新奇的感觉,觉得他在叙事和语言方面不仅有天赋,而且个性也很突出。这使得我们不得不考虑他的生长环境以及他和那片土地的关系,他的语言中有着鲜明的地域色彩和浓郁的乡土气息。他甚至喜欢在小说的对话和叙述中运用乡土语言中的腔调和语气,而且用得恰到好处。文学的娘上山采山楂摔断了腿,他爹文山找同村的李四借钱给他娘做手术,李四他爹和李四有一段对话:

  “四子,他娘的你又要去赌牌么!”是老村长的声音。

  “哪是啊,文山的媳妇腿摔断了,来借钱的!”李四子小声地说。

  “那你借给人家了吗?”

  “借了,借了六百哩!”

  “这就对了,救人于危难之间嘛,这才像个党员样。”

  “恩那。”

  “别天天去赌牌,不学好。”说完他就向楼上走去。

  这样的对话透着朴实和真切,简洁有力,毫不拖泥带水,而且有形象感、画面感,像一幅乡村风俗画。不过,许多余毕竟是一位八零后作家,他的小说在整体上并不同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乃至八十年代乡土作家的作品。实际上,他的叙事要开阔得多,狂放得多,也更加野心勃勃。他的《远方》写了两个时代两代人。这两个时代之不同似乎早已是泾渭分明,不容质疑,但他却写出了二者的似曾相识和一脉相承。这正是他的深刻之处,他看到,无论是他的父辈,还是他这一辈,都生活在一个“疯狂”的时代,前者是因革命而发疯,后者是因发财而发疯。作为无法主宰其命运的个人,或者跟着这个时代发疯,或者被这个疯狂的时代所摧毁。人性中的美与丑、善与恶、卑微与崇高、欲望与梦想,相互纠缠,你争我斗,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都在小说中得到了充分展现。

  小说写了两个“疯子”,一个是“文革”时马家寨的红卫兵头目马立正,一个是一心想发财的文学的大哥文龙。前者的人格是被政治异化的,而后者的人格却是被金钱异化的。他们殊途同归,都是在欲望的无限膨胀中发疯,而最终归于毁灭。马立正死于他曾经爱慕、热衷的“革命”,虽然“革命”给了他走向“远方”的机会,也享受了领袖接见的虚荣;而文龙则“死”于(无期徒刑)他所渴望得到的财富和金钱,虽然金钱让他从家人和乡亲们赞叹和嫉妒的目光里获得了满足。从这里可以看出,作者对“远方”的看法是相当复杂的,其中有渴望,有向往,也有彷徨、迷惑和痛苦。文学倒是怀着满腔热情去了一趟远方,但是远方给予他的只有失望、困惑和迷茫。坐在开往家乡的火车上,他自言自语:

  “远方有什么哩?”

  “远方什么都没有呢!”

  这倒呼应了小说开头文学与二道岩老道士谈到花乌龟时的一段对话:

  “爷爷,我长大以后也要像它一样飞!飞得远远的!像我大哥一样,飞到外面的大城市里去!”

  “小文学呀,你也要飞到山外去吗?”

  “恩。”

  我使劲地点着头,手还不停地比画着,好像我就要飞起来了。

  “山外,其实并不好呢。山外的人呀,坏着呢!”

  “山外比我们这好多了,我们这除了山什么都没有。”

  “是嘛,我们这除了山其实什么都有呢——只是你看不见罢了,城里可脏了,我以前也是生活在城里,那河哪像我们这里干净,那水简直不能叫水,黑的跟墨水一样……”

  当然,这并不说明作者对“远方”已经完全放弃,看似终结的故事很可能正是下一个故事的开始。事实上,许多余一直保持着这种飞起来的冲动,他在自己的作品中多次提到这种感觉。他的短篇小说《一九九一年的飞翔》,就充满激情地描述了三个孩子对飞翔的渴望,小说结束时,这三个孩子“同时松开双手张开双臂,向着蔚蓝色的天空扑去......”这是一个浪漫的、富有想象力的结尾,和他的所有叙事一样,他展示给我们的,往往是面目十分诡异的天马行空的文字,有一点魔幻的味道,却也道出了人生的某种真情。巴尔加斯Ÿ略萨在谈到文学创作时说:“在任何一部小说孕育的过程中,都有一种不肯妥协的东西在翻腾,都有一种欲望在跳动。”对许多余来说,这种不肯妥协的欲望的跳动,恰恰更多地表现在他的写作姿态与叙事冲动中,小说就是他的“远方”,而文字就是他飞翔的翅膀。

  解玺璋,男,著名文化批评家。1953年生于北京,曾做过工人、记者、报纸主编,曾任同心出版社副总编辑,著有《中国妇女向后转》、《雅俗》《梁启超传》等作品。

  (原载《延河》下半月2012年第5期)

(本文来源:《延河》杂志;作者:解玺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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