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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梦阳:施晗,只做自己的非主流

2012-07-05 10:13:54 作者:张梦阳 来源:80后之窗 网友评论 0

  作者:张梦阳 (著名作家、学者,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

  1.主流与非主流

  施晗散文集《书生味道》的首篇即谈主流与非主流的问题,坦言“做自己的非主流”。

  由此我想起先祖们曾在古希腊神庙上镌刻着一句对后人的提醒,“认识你自己!”法国大思想家蒙田也说过“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认识自我。”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名著《人论》的第一段话就是:“认识自我乃是哲学探究的最高目标——这看来是众所公认的。在各种不同哲学流派之间的一切争论中,这个目标始终未被改变和动摇过:它已被证明是阿基米德点,是一切思潮的牢固而不可动摇的中心。”另一位德国哲学家舍勒一篇名著的题目就是《人在宇宙中的的位置》,力求认识自己,认识宇宙以及人在宇宙中的位置。一个民族的思想家的最主要的使命就是促使本民族正确地认识自己。中国近代以降,从梁启超、严复到鲁迅、胡适、周作人,历代思想家都在敦促中国人研究自己,反思国民性的弱点。梁漱溟甚至认为:“孔子毕生所研究的,的确不是旁的而明明就是他自己;不得已而为之名,或可叫做‘自己学’。”而就整个人类来说,认识自己,认识自己在宇宙中的位置,其实是整个人类始终不变的科学探求的终极目标,从托勒密的地球中心说,到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一直到爱因斯坦、霍金等物理学家的现代宇宙观,实质上都是在探索着人类究竟是怎么回事,宇宙究竟是怎么回事,以及人类在宇宙中究竟处于怎样的位置。这一终极问题的回答,关系到人类的世界观、人生观等等许多根本性的哲学理论体系的建构。

  所以,作为一个人来说,最重要的不是掌握多少知识和财富,最当紧的认识自己。认识得越早越深刻越好,因为大多数人其实终生也没有认识自己。堂·吉诃德到临死时才明白自己不过是一个平凡的普通人,并非什么骑士;阿Q则是直到被押往法场时还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这两个艺术形象都是绝妙的“镜子”,启悟人们认识自己,实现精神的自觉。而阿Q则是中国化的,对于中国人具有特殊的启悟意义。鲁迅从创造阿Q这个精神典型,到后期写阿金这个蒙昧颟顸的娘姨形象,都是从根本点上总结中国人的生存方式,旨在启悟他所挚爱的中华民族从精神幻觉的迷梦中觉醒,让人们从朦胧、昏愦的醉迷中醒悟,挣脱出“瞒和骗的大泽”,敢于正视人生,正视面临的物质实境,“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正确地认识自己与认识世界。这恰恰是一种最根本的精神启蒙与哲学启悟。

  什么是聪明、睿智?善于花言巧语、耍小手段是吗?绝对不是的。用鲁迅的话说只是“辁才小慧之徒”和“巧滑之徒”,“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有。”真正的聪明、睿智,就是不断地虚怀若谷地内省自己、了解外界,及时而准确地保持“自知之明”与“知人之明”。无此“两明”,办事休矣。

  其实,正常状态下,文学本来就是处于非主流的。敦诚赠曹雪芹的诗曰:“劝君莫弹食客铗,劝君莫扣富儿门。残杯冷炙有德色,不如著书黄叶村。”就是劝曹公安心于非主流,摒弃功名利禄、臧否毁誉,在黄叶村埋头著书。倘若曹公当年不做自己的“非主流”,后来就不会有《红楼梦》了。

  我自知也晚。到了六旬退休之后,才在“学者自述”《幸福全在“大部头”》中不得不承认自己“从政无智,从军无勇,从商无金”,不得不埋头在“大部头”的书籍中“讨生活”,甘心情愿做自己的“非主流”。

  施晗比我聪明得多,自知也早得多。他13岁从事文学创作,在全国各大刊物上发表作品,引起文坛轰动,获“星星诗刊”全国文学大奖等各类奖项十余次。历任《青年文学家》《华人世纪》等刊物执行主编。先后主编出版有《百年中国文学经典文丛》《中国当代文学百家》《近现代名家散文精选》《近现代名家诗歌精选》《当代校园文学选》《当代实力派随笔精选》《最具中学生人气的名家小小说》等文学选本三百余部。已在全国各大期刊发表作品四百余件,入选多种权威选本;部分作品在美国、加拿大、新加坡、日本、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发表出版。2010年作为中国文学代表出访柬埔寨,受到柬埔寨王国副总理涅文才先生亲切接见。主要作品有散文集《梦回千年》《追忆似水年华》《生于80年代》《极地》;长篇小说《天国无门》《洛城笔录》等。现居北京,任千卷传媒董事长。然而,他丝毫没有被这些可观的成绩冲昏头脑,始终保持着对自己的清醒认识,既不为自认是“主流”的某报社主编所惑,跟他当“学生”,也不被重权在握的亲友所动,实现所有人对他梦寐以求的“主流”生活的期待,而毅然“走自己喜欢的路子”,“只做自己的‘非主流’”。

  正是因为这样,施晗才没有成为“‘主流’的牺牲品”,在从来没有人追问过所谓主流观念正误与否,只要求你“按照大家的意思满足了所有人一成不变的主流思路”的大环境中,以自己特有的沉稳与睿智特立独行,写出了一系列为人惊叹的好文章。

  2.“80后”与“非80后

  施晗被称为“最不像80后的80后作家”。

  像“80后”,是因为他的年龄,生于1980年之后,年轻,充满朝气、锐气和精气神。读他的散文,就像看到一个意气风发的青年人,在北京黄昏的长安街上快步走着,人们来去匆忙,任何一个十字路口,人潮耸动。他决意当天走完长安街。一定,他发誓!

  他不仅走完了长安街,而且带着文学行走,走过朱自清日日行走的荷塘,汪曾祺走过的胡同,史铁生常来的地坛……置身于这个怅惘、低徊的年代,面对中国文化的断想,潇洒地走了一遭又一遭。纵然遇上卖字画赝品的店主时,“第一次觉得自己那张有着近二十年严肃的脸显得天真与无邪”,但他的心是美的,充满了清明的生命的激情……

  不像“80后”,是因为他具有与年龄不大相符的稳重冷静的思索、质朴、灵动而又老熟的语言,以及心忧天下的情怀。读《公子头上的月季》,我依稀想起了萧红的《呼兰河传》。小团圆媳妇在愚昧、暴烈的婆家斥打与“云游真人”装神闹鬼的邪治下悲惨地死去了,四姑也在她爸的吊打与“神灵显答”的愚弄下,疯了,多少年后作者看到的,是“用铁链拴着一位三十多岁的女子”。作者“幼小心灵上的疮痂将要被撕开”……

  萧红说她所指向的是整个人类的愚昧。施晗也是在揭露着家乡闭塞、蒙昧的黑暗面。正是这种苦难,使他像萧红一样早于同龄人而成熟了。从年龄上看是“80后”,从作品所达到的深度来说,是“非80后”。

  3.天然与非天然

  元好问有诗曰:“一语天然万古新”。施晗的语言是天然而淳朴的,清明得如一潭清水,一眼见底,一看即明;像鲜灵灵的月季花“日渐娇蕊,盈盈欲滴,发出沁人的幽香”。譬如——

  天也有一双眼睛,到底是人在看天呢,还是天在看人。

  大自然很多美的东西,也只有晚间,才可以去想象他们的存在。

  那一段深邃的夜,我亦是熄灯度过的。

  夜,深了。

  风,紧了。

  像清水一样的白话,如汩汩溪水流过整本《书生味道》。

  但如细品,就会发现施晗绝不是信口而流。他的文字是经过一番艰辛的研磨和锤炼的。譬如——

  冬天的最后一天,时间似破茧而出的蛾罗,一夜飞远我的掌心,让我感到生命的惶恐。

  文学语言的水平,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作家是否善于使用比喻。一篇文章或一本书里,比喻的巧拙与多少,往往反映着作家的才气与功力。

  中国现代作家中,鲁迅和钱锺书无疑是善用比喻的大家。他们的比喻看似信口而出,但给人以形象、深刻的印象。施晗也是善于运用比喻的,把“时间”比为“破茧而出的蛾罗”,就别出心裁,既简明,又凝重。

  施晗还精于炼字,譬如——

  我打老远打老远从北京飘来……

  一个“飘”字,包含多少意蕴?深藏了多少含义?我们可以从中想象作者从家乡与北京的艰苦与奋斗,乐观与潇洒。

  ……盛满着一种哀求,人都说她就是四姑。

  一个“盛”字,又鎔铸着多少哀怨?多少不平?我们能够从中体会到人类愚昧给同类带来的痛苦与抗争,绝望与悲哀。

  外面竟是一片纷飞的白雪,天被遮住了,只有纷纷的云落下的眼泪。

  既是独出心裁的比喻,又是绝妙的炼字。“白雪”被比喻为“眼泪”,而竟是“云”落下的。多么奇妙的想象!

  王安石诗云:“看似寻常最奇倔,成如容易却艰辛。”文学的最高境界是自然。施晗的文字好像不大着力,不故作惊人之笔,悠悠闲闲,单纯的气氛使作者和读者都不感到拘谨,形若天然,毫不费力。其实不知内蕴着多少功力与艰辛。中国文学史上,陶渊明的诗,柳宗元的散文,大抵都是经过惨淡经营然后达到貌似平易而实隽永的境界,比之那种锋芒毕露、力竭声嘶、一览无余的作品,自有高下之别。正如施晗在《戏说笔名》中所讲的“大匠不雕”。用元好问后一句诗说,是“豪华落尽见真淳”。一般艺术修养不够,艺术经验不足的作者,

  不容易体会到此中甘苦。

  这或许也是施晗年龄为“80后”而又“非80后”的一个重要原因。

  4.童真而非天真

  童真,是成熟的作家表现出的一种气质。其实,就是要求作家持有一颗爱心。爱自己、爱家人、爱生活、爱自然,爱所有一切值得爱的事物,这样在他的眼里一切都是美好的,他才能摆脱世俗的束缚,排解世故的眼光,轻松地找到自己的生活,快乐地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因而具有童真的作家、艺术家,往往能够产生常人所难有的奇思异想,作品标新立异、别具一格,想象力让人意外,表现力让人折服,认识力让人茅塞顿开。

  《书生味道》充溢着童真之味。使读者感到了作家对人生的爱:“有时多像一部读不完的文学,似诗歌、似散文、似小说、似杂论、似那本藏封多年的名著,也许曾一度忘记书中主人公的名字,却时常把它里面的内容说起。”他爱家乡长街上的旧书摊,“在这里买了本《文选序》和《说文解字》,总共一块三毛钱,厚厚的,掂在手掌,那心里美的。”他爱山水甲天下的桂林,写成了《美丽在你眼》。他爱后来被逼成疯女人的四姑,看着她“背着书包一跑一跳地回来,发辫盘曲扎花,左手还用布袋搅了一怀月季,整个晚上,四姑总是蹊跷地笑,没有说一句话。”越是对四姑显出这般童真的爱,就越是对她的命运充满了同情。在《永恒的爱》中,施晗讲了这样一段深含哲理的话:“在人类的长河中,爱人、手足、朋友、师生……那些曾经一同经历过风雨的洗礼,那些曾经一同哭过笑过的日子,往往长存。猛回头,又一只衔着食物的壁虎正从谁家的窗台爬过,请注意,千万别惊扰了他们的美梦。”

  连壁虎都同情的人,怎么不在心中盛满了童真?

  然而,施晗却不天真。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他不得不改变自己轻信的弱点。在《是非》中,一个约莫八九岁的女孩“圆规式”地立在他面前,“衣着稀烂,且十分邋遢,头发被两根麻绳扎着,眉中被无情的烈日刺出几道若如老者的皱纹,眼睛深陷,却睁得很圆、很大,整个地就活像一只呆鸡。”女孩向他诉苦,下跪,哀求。说她是个孤儿,一岁时,爸爸病逝,妈妈不要她,就把她丢在了路边的一棵大树下,幸得有一妇人捡回,才留得小命活到现在,哪知,天有不测风云,去年,那妇人死了,她就只得跟着妇人的前夫生活在一起,而那妇人的前夫也得了重病,此刻,正在床上呻吟,留下她和他的儿子,至今,他儿子天天乞讨,而她就跑到了这里来,请作者帮她刊登一则求援启事。作者心疼了,只能照办。两个月后,在他收到四千余元钱,用一个红色盒子装好,按照地址找到女孩交给她的时候,女孩的父亲坐在床上言语稀少,“嘴角露出一丝不易觉察的笑。”再后来呢?女孩竟至不认识他了,“露出两行又黄又尖的牙齿,用一种习惯的语气问道:‘先生,打牌吗?’”

  作者的“心凉透了”,“连忙逃出了这个是非之地。远处,那只狗又追了上来……”

  这样的现实怎不让人“心凉透了”?

  然而现实就是这样的!比这严酷得多的还有的是呢!

  这不禁令我想起了鲁迅最信任、最痛惜、最怀念的青年作家柔石,《为了忘却的纪念》这样描写他:“他相信人们是好的。我有时谈到人会怎样的骗人,怎样的卖友,怎样的吮血,他就前额亮晶晶的,惊疑地圆睁了近视的眼睛,抗议道,‘会这样的么?——不至于此罢?……’”以至于被抓进监狱上了镣,还以为是“开政治犯从未上镣之纪录”。柔石和他的战友们终于不明不白地被残酷地杀害了,成为“左联”五烈士。到死也不知道自己居然是被阵营内部的人借敌方之刀杀了异己。鲁迅痛悼自己“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但字里行间也为柔石的天真而扼腕。鲁迅不仅传输给青年富有童真的大爱,也凭藉自己丰富、坎坷的阅历告诫人们不可太天真!鲁迅的深刻与经验是青年最应该学习的。难怪鲁迅1936年4月5日在致王冶秋的信中说:“我的文章,未有阅历的人实在不见得看得懂,而中国的读书人,又是不注意世事的居多,所以真是无法可想。”

  施晗生长在湖南祁东,在艰苦的山路上磨砺过,又从乡下来到北京,饱尝了人世间的苦乐冷暖。他不是暧房里的花朵,而是在山石夹缝中艰难成长的劲松。他通过自己的亲身阅历也在告诉更年轻的朋友:人世是复杂的,不可轻信,不可天真!我想:这也正是施晗散文的可贵之处。当然,要做到不天真,仅从书本和道理上知晓是不够的。像我已经到瞭望七之年,受挫不知多少次,鲁迅的书也不知读了多少遍,仍然屡屡轻信,时时天真,结果总是上当受骗,经常吃大亏,还闹得哑巴吃黄莲,有苦难言。如朋友痛心地指出的:你让人家卖了,还懵里懵懂帮人家数钱呢!真乃愚不可及!但这恐怕不仅是智商问题,有些人与事,从理智上我也明白,知其不善,却依然下不了决心割断。最后不得不承认自己的无能,归因于香港歌星所唱的“我的心太软!”自知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从父母那里继承下来的慈善、忠厚的性格是改不了的,所以只能对有些年轻人退避三舍,不再来往就是了。然而,对施晗却不一样,我一见他就很喜欢,戒心全无。因为他是那样聪明,睿智,又是这般童真,仁爱,不必设防。

  宋代学者张载在《西铭》中说“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也。”《易·乾》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孟子·告子下》说:“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增益其所不能。”这是林非先生在《中国鲁迅学通史》序言中赠给我的话,愿我能够“刻苦自励,永不懈怠”。我愿意将这些名言转赠给施晗,他和我一样都是在磨难中锤炼出来的,所以一见面就“心有灵犀一点通”。

  童真却不天真。正因为如此,施晗的童真才格外难得!

  5.文学的希望正在悖论中

  很有些人认为:中国文学的希望寄托在施晗这样的年轻作家肩上。我不敢下什么断言,但是我坚持认为文学的希望正在悖论中。

  回想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柳宗元,不正是处于悖论中吗?

  韩愈,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他三岁而孤,靠兄嫂鞠育成人。怀瑾握瑜,满腹经纶却功名蹭蹬,历尽艰辛方才进士及第。走入仕途后又因性格耿直、直言无忌而贾祸,一贬阳山、再贬为博士、三贬潮州、颠沛流离,身心交瘁,但他能做到宦海浮沉而荣辱不惊。从政为官,鞠躬尽瘁,有惠及民;执笔为文,泻玉飞珠,成为一代宗师。

  柳宗元出身官宦家庭,少有才名,早有大志。但其早年为考进士,文以辞采华丽为工。贞元九年(793)中进士,十四年登博学鸿词科,授集贤殿正字。一度为蓝田尉,后入朝为官,积极参与王叔文集团政治革新,迁礼部员外郎。永贞元年(805)九月,革新失败,贬邵州刺史,十一月加贬永州(今湖南零陵)司马。元和十年(815)春回京师,又出为柳州(今属广西)刺史,政绩卓著而著述颇丰。十四年十一月逝于任所。被贬期间,南方人士颇有向他求学问业者。

  韩、柳的共同点是都遭遇过仕途的波折,处于人生低谷时反是文学上出辉煌成果的时期。另外都对古典文学造诣深厚,而又倡导创新,置身于新与旧的悖论之中。正因为如此,他们才可能“文起八代之衰”,成为古文运动的主导者。

  同样,在中国文学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中,“二周”——鲁迅与周作人,也恰恰是处于新与旧的悖论之中。他们也像韩愈、柳宗元一样,身世坎坷,少年丧父,祖父又因科场案被皇帝亲判为“斩监候”入狱待死。家境迅速从小康走向败落,受尽欺辱,从而看清世人的真面目。这样,反而使兄弟二人发愤苦读文学典籍,打下了深厚的古文根柢。如鲁迅在《华盖集续编·古书与白话》中所言:“菲薄古书者,惟读过古书者最有力,这是的确的。因为他洞知弊病,能‘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对传统旧文学根基极深,能够洞知其弊病,又能继承其优长;热烈地欢迎新文学,发扬其新进性,又能避免其稚嫩;由此成为中国现代新文学运动的主将。那些固守旧文学的人落在时代后面了,缺乏传统文学根基的新文学运动的弄潮儿也昙花一现、一纵即逝了,惟有置身于悖论中者托起了新文学的希望。

  这简直是文学史发展的一个必然规律。

  施晗正是处于悖论中,主流与非主流、“80后”与“非80后”、天然与非天然、童真却不天真,恰恰是这种悖论的精要之点。师旷曰:“少而好学如日出之阳。”施晗少年时就酷爱读书、学习。他朝气蓬勃,像早晨的太阳,与同辈的青年人相处和谐;又敬重老人,与林非、雁翼、石英等老一辈作家、学者成为知音。《我与林非先生》最令我感动,“潇洒与乐观的林非先生”,被他写得活灵活现,可亲可敬。他精通现代文学,《戏说笔名》足见了他对中国现代作家、作品了如指掌;又陶醉在古典文学中,《万千繁华已落尽,一生最爱宋词吟》足证他对传统文学的沉醉与熟稔。可谓是“发纤浓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从他送我的条幅中,看到施晗的书法苍劲、老到,似出自老书法家之手,不像年轻人所写。令我这从小痴迷于思索而不注意练字的人汗颜。施晗就是在这旧与新、老与青、雅与俗、细与粗的悖论中汲取着、生长着,必然熔铸出新的希望!


(本文来源:80后之窗;作者:张梦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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