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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一:如何将感情的言辞表现转成抒情诗

2012-04-05 15:59:07 作者:余一 来源:80后之窗 网友评论 0

  用了一整夜的时间大致将格罗塞《艺术的起源》粗略看了一遍,全书除了第一、二、十一章节属于一些综合性概括之外,余下的各章节均向我们介绍了一种艺术现象,如人体装饰、装潢、造型艺术、舞蹈、诗歌、音乐等。由于笔者比较感兴趣的在诗歌方面,在格罗塞以原始诗歌以粗鲁为主的源流下,流出了善和恶,流出了经典与谬误,也流出了我深陷其中的思索。

  作者在篇首就这样写到,“文明民族的诗歌大部分已因通过书写和印刷而有了定形,野蛮人的诗歌的保存,却全靠不很确实和不能经久的记忆力。”【1】这一句话把诗歌的源流死死定格在粗鲁的原始民族生活中,并且全篇出现“粗鲁”“粗野”“野蛮”字眼共有28余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歌德称它为“片断中的片断”。“诗歌是为达到一种审美目的,而用有效的审美形式,来表示内心或外界现象的语言的表现。”【2】这是格罗塞本人给诗歌下的一个简朴而无功利的定义。这个定义包括了主观意义上的诗歌和客观事实表现的诗歌。他还特别强调,这个定义,一方面从感情不合诗意的表现中区别出抒情诗来,另一方面,从教训和辞章的表现与记述里区别出叙事诗和戏曲来。这就是说原始诗歌有抒情诗和叙事诗两种,但是作者专门为抒情诗加了注释:“‘政治的歌曲总是一种很讨人厌的歌曲’,歌德用一种真正诗的感情这样说。就是最优秀的政治歌曲,也只是有韵的辞章而已,并不是诗。同样地,最深刻的哲学诗也只是有韵的训语而已,不是诗歌。”【3】

  可想至古老的中国,在《诗经》里就有诗言志、诗观群怨说,在我国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甚至在鲁迅的年代,诗歌被认作“诗歌就是让情感的真实担负起抗阻和刺破观念的真实所围成的铁笼,诗歌就是要表达人们内心的真实情感,而不是外在的道德教条,以真的声音唤醒沉睡在就传统的人们,进而改造国民性,立人并立国。”一下子诗歌的担子重了起来了,功利起来了。在新时期又出现了中国特色的政治抒情诗,可谓把诗歌的功利性表现到极致。而至今诗坛上还出现了口水诗和垃圾派诗歌,这又将预示着诗歌的私欲化到来。等等这些都应是我们正是的,而我们的诗人们仍在整天为诗歌这个概念大谈特谈,在刚刚结束的第五届现代诗技法研讨会上,就有诗人提出“诗就是分行的无限可能性”这样的裸露说法,也难怪的官方最高诗歌刊物《诗刊》都搞了个小学生诗歌专栏。可见现在什么叫诗,已经不能从任何角度给它下个准确的定义了,只能提出分行就是诗歌的荒谬说法,现代人离诗是越来越远了。威廉·华兹华斯曾经写过这样的诗句来说明他的一个诗歌观点:“我要尽文字之可能,赋予/我所感受以实质和生命:/我将珍藏往昔的灵魂/为了将来的复活。”著名诗评家赵思运也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一首真正的诗应该是铁质的而不是苍白无力的,它像一块孤独而沉默的石头,当我们触摸它时,它会以饱满有力的棱角残酷地割破你的皮肤,锲进你的肉体,铬痛你的灵魂,让你感觉到生命意志的力量,让你感到在这异化的现实中只有面对真正的诗篇才能感到自己生命的真实。”【4】

  特别是对于政治抒情诗,可以说是中国特色。从格罗塞引用的注释中可以看出,他也是不把“政治的歌曲”当做传统意义上的诗歌。可在中国,在遥远的战国,在屈原的年代就已经酝酿了中国古代政治抒情诗的源流,但是这个政治抒情诗概念是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提出的,并予以合法化。洪子诚、刘登翰著的《中国当代新诗史》中是这样解释的:它是当代政治与文学之间的特殊关系的产物,它表现了作者关注社会运动、政治事件的热情,和以诗作为手段介入现实政治的信念。代表诗人是郭小川和贺敬之。它最大的特点是题材宏大、鼓动性(煽动性)强、易产生集体性反应,它是诗学与政治的统一,诗人与战士的统一,主要集中见于文革前夕和文革中。【5】到了当代,它可以说是成熟到了极致,几乎所有的网民都仍记得2008年汶川大地震,山东作协副主席王兆山在6月6日的齐鲁晚报上发表的一首《江城子》引来网民大骂,可以说这首诗是当代政治抒情诗的升华,也是异化。全诗如下:

  江城子

  废墟下的自述

  天灾难避死何诉,

  主席唤,总理呼,

  党疼国爱,声声入废墟。

  十三亿人共一哭,

  纵做鬼,也幸福。

  银鹰战车救雏犊,

  左军叔,右警姑,

  民族大爱,亲历死也足。

  只盼坟前有屏幕,

  看奥运,同欢呼。

  这一句“纵做鬼,也幸福”,来歌颂现实,是一种对人性的诬蔑!可以说这是当代中国最具有特色的诗歌现象。从某种程度上说,“王兆山现象”依旧很多,很裸露,可以说这不是个人的耻辱,而是这个时代的耻辱。

  在原始社会诗歌单纯地表现为抒情诗和叙事诗。作者写到,要将感情的言辞表现转成抒情诗,只须采取一种审美的效形式,如节奏反复等。一句“美丽的蝴蝶啊!”在有合规则的音节和有节奏的音调的前提下,这个呼声就变成歌谣了。【6】这是从发生学角度来理解原始歌谣的诞生程序:第一要有创作的主体,第二要有表现感情的“呼声”,第三“呼声”还需符合审美的有效形式。细想在中国白话诗诞生之时,胡适先生的《尝试集》出版后,那一首《两个蝴蝶》飞进每一位热衷白话文写作者的心中,“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在90多年后的今天,读起来是那么的生涩,直白,没有意境。但仔细推敲一下,这首再白不过的新诗中,居然还流露着古体诗的痕迹——这里面的尾字还是押—an韵的,就这么一首再简单不过的白话诗,也彰显了中国新诗发展的源流,试想现在的诗歌研究者还都认为中国新诗主要是受了西方特别是美国现代派的影响是多么的可笑!

(本文来源:80后之窗;作者: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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